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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器”“物”的具体之外之上，还有一层“形而上”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微妙之理。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步骤与层次，雪芹达到了他自己对于“人”的理解与认识，关切与忧思。
所谓“人”的问题，大体包括：①人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人有价值？②人分什么等类？哪类最可宝贵？③这类人遭遇与命运如何？④人应该怎样互相对待？⑤人生目标是为己？还是为人？……对于这几个重大的问题，雪芹都于长期人生阅历中深思细究过，并在小说中一申所见所感。
现今传本第一回开头（本系批语，后混为正文）引据作者自云“因历过一番梦幻，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与稍后的“此书大旨谈情”，“历尽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等语，说的即统统都是对于“人”的问题的思索与感发。
对“人”的巨大思索
曹雪芹的哲思，全部托体于稗史小说，故与学者的论文不能一样，所谓“说来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甲戌本”作“细谙”），此言表明，他的小说的措词听起来像是荒言假语，但实含巨大意义，贵在读者能否细加玩索罢了。所谓“荒唐”，首先指的就是从女娲炼石补天的古史话说起的。此义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全书的精神命脉。
女娲是何如人？她是重建天地，创生“人”群（中华民族）的伟大神力慈母，也是婚配的“高禖”之神。《淮南子》《列子》等广含古事的书，记载她为倾坏的天穹用五色石补好，止住淫雨洪水，并“断鳌足”为破裂的九州大地修整定立了四极；而《风俗通义》又记载她用黄土“抟”造人群的故事，这乃是中华的“创世纪”，涵义最富。雪芹独取娲皇为全书之来源，已可见其旨趣，与“荒唐”只是“貌合”的表面文章而已。
汉代大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释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化”非变化，乃“化生”之义，此又可见先民视女娲为创生万物之神，还不止是人类之祖而已。那么，炼五色石，这“炼”实亦含有“化”之意味在内；这就无怪乎雪芹说她炼而未用之石，也是“灵性已通”的了。
这样，便对女娲的伟大意义明确到一点上：她的伟大固然在于建天地、化万物，创造了世界；但更在于她能赋予“物”以灵性！她把灵性给了人，人遂成为万物之灵；而经她化炼的石头，也能脱离冥顽而通彻灵性——这个想像（即雪芹之哲思）饶有意味可寻。这大约表明，在雪芹想来，物是由“无机”而进化到“有机”的，由初级灵性而上升到高级灵性的，在《石头记》中，其“公式”即是：石→玉→人。
这一“公式”的含义，与“妖精变人”“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类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需要细辨：石是有了灵性（知觉、思维、情感、才智……）之后才有了做“人”的愿望，并且是经过“玉”（古民视为瑞物，物之精体，具有神性灵性）为之“过渡”才化为“人”的，此即由低向高的三部曲。这分明带有一种朴素的物类进化思想，这一思想自然比不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那么精细，但要想到，达氏确立“种源进化论”是在1858年，时为相当于清代的咸丰七年，比雪芹晚了一个世纪之久了呢！这就不能不对雪芹的思想之高度称奇呼异了。
当然，作此对照，还只是一种比喻，我并无意拿雪芹与达尔文牵合比附，这种东方的“进化论”未必即与西方的一模一样。比如石头能说话（石言）见于《左传》，石头听高僧竺道生说法，能领悟而点头信奉，见于唐人《莲社高贤传》。天下有许多著名的奇石，尚难解释，表明它并不是完全“冥顽”无知的“死物”一块，这也仍待研究。正如雪芹还说那株绛珠草后来“修成女体”，则草木也能“进化”为人。这些当然与达尔文的理论异趣，西方科学家会哂笑的。但万物之有灵性者，毕竟以“人”为首，万物的最高“阶级”，则是殊途同归的，里面确又涵有一种东方式的“进化”思想在。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3）
“两赋”的新哲思
雪芹是在认真探究“人”的本源本质，进行严肃的哲理思索，而不是只为写“荒唐”“无稽”的“小说”。他引女娲造人是其一例而已。
有人会问：他写的是女娲炼石，与造人何涉？这就是不懂得雪芹的明笔与暗笔之分。他写“造人”是用的暗笔：说男人是泥做的，女儿是水做的，这正是由娲皇抟黄土造人的神话暗暗接联炼石而来的文脉，岂可对此一无理会？
但他对“人”的本源本质还有神话以外的理解与阐释，他的一个更重要无比的哲学新说是“正邪两赋”论。
“两赋”者何？是指人之所生，不仅取决于有形的“水”“土”形骸，还更在于所禀赋的无形的“气”，气才决定其本质性情。此所谓“气禀”学说。自唐宋时代以来，文家学者，皆已宣述此论，非雪芹所创，雪芹的“两赋”新说，虽然来源也出于“气禀”之说，但他的识解却与前人有着极重大的差别。约略言之，可列三端：
第一，过去的气禀论者，似可称为“机构分类法”：正气所生为圣贤，为忠孝，为善良，为颖慧；邪气所生则为奸佞，为邪恶，为鄙贱，为愚昧（可参看拙著《曹雪芹小传》第十一章，今不繁引）。而雪芹之意则不然，他以为正、邪二纯气之外，还有一种“合气”（与古人所谓“杂气”并非同义。似乎接近“间气”），即正、邪二气本不相容，但相逢之后所激发而生出一种新气——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邪气）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干……必致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
是为“两赋”气禀说之本义的论述（第二回）。
第二，前人曾有过“杂气”的名目，但以为那是最卑微鄙陋之人所秉的，甚至以为连蚊蠓蚁蚤等细虫也就是这种气所生之物。雪芹则大大不然——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这就是说在雪芹（借贾雨村之口）评议中，这种“两赋而来”之人，乃是极可贵重的一种“新型人才”，因为那所谓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语虽贬抑，意则赞扬：这种新型人才方是人类的英华俊秀——与前人的“杂气观”正为相反的识见。
第三，前人的“气禀”论中的另一陋见谬识即是“气”决定了人的贵贱贫富的身价命途，是为统治阶层制造“先天合法论”。雪芹则又大大不然——
（两赋人）若生于富贵公侯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总（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以下他罗列了许由、陶潜、稽阮……又列了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又列了大诗人词人，又列了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这就表明，在雪芹的人物价值观中，这么些贵贱悬殊的人，都是一样的，“易地皆同”的——人的才质并不受政治经济条件的割裂分离。所以者何？因为这些是异样珍奇的人物人才，他（她）们是与庸人俗物相对立的！
由此方能晓悟：原来，他所说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也就是这些世俗庸人对新型珍奇人才不能认识、不能理解，而只用世俗尺码来称量他们的“估价”。那两首“嘲讽”贾宝玉的《西江月》，字字是贬，句句是讥，而骨子里正是大赞深褒，这大约也可归属于雪芹告诉读者读此书要看“反面”的一义之内吧。
此种特异人才，不为人识，不为世知——是为作者雪芹一生的“惭恨”（“脂批”说“无才补天，幻形入世”八个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见第一回）。
这在我们思想史上，难道不是堪称为“革命”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伟论奇论吗？
第二部分第四层 《红楼》灵秀（4）
“才”的意义与命运
才，人才，是雪芹最为关切的主题，一部《石头记》即为此而作。这人才，包括他自己，也包括他“亲见亲闻”的一群“异样女子”。
作者一生惭恨的是“无才补天，幻形入世”。此语何义？书中已有解答，即：
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①
这说的是：“前身”为石，是无才而未能入选于补天的大功大业；“身后”托生，下世为人了，又是毫无建树，虚生枉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此两番经历，皆为人视为“弃物”，故深自惭恨，不得已，故将才华抱负，倾注于一部稗史，十年辛苦，锲而不舍。此乃为“才”而痛苦流涕之言也。
雪芹对于他人，其重才惜才，书中用语时时流露，如：
“小才微善”——评诸女儿（谦抑之词）。
“才自精明志自高”——探春的“判词”。
“都知爱慕此生才”——凤姐的“判词”。
“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妙玉的“判词”。
“女子无才便有德”——李纨所受父训（引来作为反语者）。
“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宝玉赞宝琴、李纹、李绮、岫烟等语。就连元春之“才选凤藻宫”，也确切表明她是因“才”而被选的。
换言之，雪芹所写诸女儿，一一具有过人之才，只是表现方式、机会，各个不同罢了。
才，到底是什么？今世似乎只知才与文人诗家有联，才华、才调、才思、才情……大抵如此；而不究“才”之本义实甚弘广。《说文》中解之为“草木之初也”，可知这是指植物萌生的生命力量的表现，如与“英”对比，则英为外相之发挥至极至美，而“才”乃内部蕴蓄待展的强大生机生力。在旧时，对官吏的“考语”（鉴定），通常以“德、才、功、赃”四者为次，此才亦曰“才具”。如上司说某官是“才具平常”，即是指他的为政办事的识见太平庸，不堪大用。此种旧例对我们理解“才”之真谛，却很有用处。
这样，“无才补天”的才，凤姐、探春理事治家、兴利除弊的才，当然就得到确识，而不再与“文才”“诗才”“风流才子”等意味混同牵合。
中华文化对“才”的认识与崇重，是来源最为古老的。如今还能看到的、反映在典籍中的重“才”思想，可举《周易•；说卦二》：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中华先民哲士，以天、地、人为“三极”。此三者各有“性命”，而各有其“才”之蕴涵（内在能量）。是以不妨称呼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思想为“三才主义”。三者之中，人为万物之灵，所谓“天地之心”者也，故人之“才”亦即天地人合一的最高级智能显示。
而按照雪芹的哲思，则人之“才”尤以“两赋”之“才”最为可羡可贵。但此可羡可贵之“才”，不为世俗庸人所知，故其遭遇命运，总归于不幸与悲剧结局。此即《水浒》与《红楼》的貌异而实同的共识与“和声”。其意义之伟大，殆未易充分估量。
明代人将《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合刻而名之为“英雄谱”，是已打破了帝王将相与草寇强人的政治界限了，一视同仁，许之皆为“英雄”，即超众的人才。此一识见非常了不起，即在今日思之，令人犹觉惊叹；但其时文化意识还不能识及“脂粉队中”亦有同质同才的“英雄”——是以那时也就还没有《红楼梦》之产生的可能，这一点最值得深思了。
若能从这一重大意义上来看雪芹的小说，那就会真正理解这位作家的伟大，是空前稀有的。
这个伟大，并非我们的虚词泛颂，那是令我们的心神震撼、令人类一齐警醒领悟的一种特别辉煌的思想之伟大。
①“作奇传”，当是后改笔，因“杨藏本”旧抄原作“作传神”（失韵），明系“作神传”之误倒，本为“传神写照”之义，非重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