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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锡华先生曾提出每一位代表写一段界定散文的文字，作为大会论文集的附
录，这一倡议得到拥护，但大家都没有交卷，这太困难了。话说回来，这不
是坏事，当我们能够严格地说出散文与其他文体的区别时，散文也就不成其
为散文了。你的“大散文”观是富有弹性的理论思路。对这样一种思路我是
赞成的。我表达这一思路的观点是主张散文创作的多种可能性。
贾：多种可能性就是“大”。我在《美文》发刊词中说，美是世间的一
切大有。散文可以抒发天地宏论，可以阐述安邦治国之道，可以作生命的沉
思，可以行文化的苦旅，可以谈文说艺，可以赏鱼虫花鸟。我在发刊词中说
过这样的话。
王：其实，现代散文史上的许多作家都是主张大散文的，如周作人，郁
达夫。他们分别为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所作的导言，可以佐证这一点。在散文
大系中，除了抒情散文外，随笔、札记、书话、序跋、游记等，也收入其中。
贾：是这样，广告、说明书写好了也是散文。
王：散文不仅在取材、内容、体式上具有多种可能，在艺术上也是多元
的。朱自清先生就曾用讽刺、缜密、劲健、绮丽、洗炼、流动等形容五四小
品散文的“绚烂”。所以我同意你说的生旦净丑都是美。我觉得在你的散文
中，《丑石》很重要，以丑为美是一种突破。
贾：我以前讲究起承转合，现在比较欣赏智慧性的散文。
王：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把这一过程概括为由“诗”而“理”，
由“优美”而“古拙”。新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
抒情散文的解体。
贾：杨朔散文要客观评价，不能全盘否定了。
王：杨朔追求诗的境界，以“诗”取胜。孙犁先生强调以“理”取胜。
我主张“诗”“理”“趣”并存，散文创作没有唯一的也没有最高的美学原
则。新时期许多散文家都各有各的道理，孙犁苍凉，杨绛典雅，汪曾祺冲淡，
巴金真诚。
贾：孙犁先生甘于寂寞，晚年风格变了，苍凉，美学境界很高，是大家
之一。
王：有人还用清新、清丽说孙犁散文，这是误读。
贾：汪曾祺先生从容放松，他的散文和齐白石的画有类似之处。
王：张中行散文境界也很高，是智者的散文。
贾：是的，散文不是写知识，而是写智慧。
王：秦牧先生主张散文创作“海阔天空”，但他自己也没有做到，没有
把知识转化为审美因素。你强调智慧的重要，我强调学养，这是一致的。
《负暄琐话》
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张中行和他的《负暄琐话》是陌生的。因此，有
人戏称张先生和他的散文为“出土文物”。前此，张中行在圈内就有“杂家”
之誉，曾任教于中学、大学，长期从事编辑工作，著述多为语文方面。80 年
代伊始，陆续撰文，记30 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人与事，得章太炎、
黄晦闻等60 余篇，结集为《负暄琐话》，吕冀平序，周汝昌跋，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1986 年9 月初版。其后，又著文50 余篇，结集为《负暄续话》；以
后又有《负暄三话》。关于这类文章写作的动因，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之
《小引》中说：“有时想到‘逝者如斯’的意思，知识已成为老生常谈，无
可吟味，旋转在心里的常是伤逝之情。华年远去，一事无成，真不免有烟消
火灭的怅惘。”但“并没有消灭净尽，还留有记忆。所谓记忆都是零零星星
的，既不齐备，又不清晰，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中有可传之人，
可感之事，可念之情，总起来成为曾见于昔日的‘境’”。我开始所说的：
“陌生感”就产生于我们对“境”的隔膜。“境”是什么？是“已然和还在
一步步地消亡”的“文化之至美”。张中行用他的笔复活了与20 世纪中国思
想尤其是文化、学术发展密切联系的文化人的形象，复活了体现了文化之至
美的文化人格。在这一过程中，张中行以诗和史来写琐话，重构人生，重构
历史，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终极关怀的方式，述说着“逝者如斯”的文化
乡愁——这是作者自己的当日之“境”。双重“境”都令人珍惜。在物欲与
技术的逼迫下，人文环境业已世俗化。我这些年来很惊诧于世俗社会对知识
价值的怀疑和蔑视，也惊诧于知识分子当中一些人自身的幻灭。性灵的清流
开始浑浊，学问里渗透着浊气，带着生命血脉、禀性的学人被目为怪异。中
国文化的后花园真的开始破败了吗？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另一种“境”。张
中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出土”的。于是我说：有一个人站出来，如数家
珍地说着文人的性情，说着文人的人格，说着学问的意义，那是一种美丽。
张中行就这样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我们于是有缘倾听到文化血脉的流淌之
音；我们也在“感伤”之中听雨打枯荷，听蛙声、蝉鸣；我们也在冲淡隽永
之中咀嚼一种苦味，那苦味和周作人的相似吗？
《蒲桥集》
初读汪曾祺《蒲桥集》时，我对封面上的“广告语”出自谁人手笔有猜
测，疑是夫子自道。后来知道，确是作者自拟。这文字有两段，其一曰：“齐
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
论，却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
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
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滋味近似。”此言得之，无王婆卖瓜之嫌。后一句语出《山家清供》，
叶灵凤《春初早韭》云：“《山家清供》载，六朝时代的周颙，平时清贫寡
欲，终日常蔬食，惠文太子问他蔬食何味最胜？他答道：‘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我对书的装帧雅洁也颇欣赏，以为与汪氏的文字相宜。列入作家
出版社“四季文丛”的还有贾平凹之《抱散集》、张承志之《绿风土》，其
时散文集还没有像今天这般出滥、滥出，买回来后没有冤枉感。我并不主张
以散文比小说或以小说比散文，但汪曾祺以小说家而作散文并有这样的成就
似乎也佐证了我一贯的想法：职业性的散文写家成功者极少。我无非想说，
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人“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
如果说到人与文和传统的关系，那么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
一脉相承。正是在相对疏离政治功利适度靠近传统中，汪曾祺显示了他的魅
力。我们不必夸大汪曾祺所达到的境界，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纪末，他的文
章滋味确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套用贾平凹说佛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
涵一种平静，有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嘴边。从散文发展
的历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不能说独创，可以用
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但这不
影响我们对汪曾祺意义的估价，因为他的出现，使我们重新领略了传统与文
人的魅力，《蒲桥集》成为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最成功的一次“聚
焦”。因此，我始终把《蒲桥集》视为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
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蒲桥集》所持的是“边缘化”的立场；同
时汪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我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
雅趣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蒲桥集》的意义
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以
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蒲桥集》多可圈可点之作，而最能代表其语体风格
的便是《葡萄月令》了。他的许多文章都可分析，惟独这篇不行，由此体会
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汪曾祺冲淡，但没有周作人的苦涩；90 年
代闲适如潮，但阅读汪曾祺的人常常抽调他的意义。因此，散文的阅读也常
是误读。这些年来，汪曾祺的散文愈写愈多，集子也出了不少，但我逐渐地
少了阅读《蒲桥集》的感受，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
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局限也随之而
来了。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
气和性灵所累。我觉得我尊敬的汪曾祺先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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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散文》
一
在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撰写《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的非常大
的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
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
作这样的处理无论如何是有些“风险”或者不符合一些文学史家的什么“学
科规范”，但我还是果断地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
完成了《文化苦旅》专栏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
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
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为焦点。现在看来，我的这一“冒险”是不无意义
的。我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中对《文化苦旅》的研究是浅显的，有好多分
析都没有到位，也许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以文学史的方式接纳了余秋雨（多少
年以后当然可以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1994 年的“国际华
文散文研讨会”上，在发表完了对包括余秋雨在内的“文化散文”的意见后，
我这样回答听众的提问：《中国当代散文史》是一部意义“残缺”的书。之
后，在撰写《乡关何处——20 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时，对余秋雨散文
的认识略有深化。在此就不再展开了，关于余秋雨散文，除了我上述所说的
“史”的位置外，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者说也是近年来争论的问题，我
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讲演时，一位听众毫不含糊地提出来了：余秋雨是在
做“文化守护”还是“文化投机”？
余秋雨散文的集子，我在大陆见到三本：知识出版社（沪）版《文化苦
旅》（新近看到它和其他几本书都纳入了“文化大散文”系列）、列入“布
老虎丛书”散文卷的《文明的碎片》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秋雨散文》。从
选本的意义上讲，《文明的碎片》也许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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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文化转型时期，历史与现实之间出现了许多看似空白的地带或盲点，
余秋雨以散文的方式越过这些地带或盲点，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我由
此思考余秋雨散文的意义与局限。也许，随着文化的积累，余秋雨散文所获
得的评价可能会跌落，现在似乎已经有了这样的迹象，但我不认为在当代文
学史上人们会把余秋雨的散文当作暴跌的“股票”全部抛掉。有一些人厌倦
余秋雨笔下的“文化”，其实，余秋雨在散文中并非“做学问”似的“弄”
文化。不管是我注文化还是文化注我，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认真的，
他对人文景观的描绘、对知识分子精神现象的探询以及以文化契入世俗的努
力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后来读《收获》上的《山居笔记》感觉略有差异，
但《苏东坡突围》却使我难以释卷。当然可以圈点的不只这一篇。我正在研
究“文革文学”，一下子觉得余秋雨所还原、揭示的一些现象恰恰可以用来
描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
譬如，说苏东坡的“案底”：“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
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
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
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余秋雨对长途押解苏东坡的文化分析十分透辟：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
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
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苏东坡只怕株连亲
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
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
性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