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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绝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沮眼汪汪，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漾漾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二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飞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吭嚓皖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改天再来。”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讥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多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站好！站好！”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敬礼！”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拚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哗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道：mpanel（1）；“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黯的灯下，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拚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起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梦，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