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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眼看到自己家里的房子，在黄水冲来的时候倒塌了。他知道，家里除了几个破缸烂盆，别的什么也没有。这些天来，
他一直在找寻着另一种东西，那就是他失去的土地1。多少年来，海长松逃荒在外，一直惦念着当年用血汗换来的七亩地，回到村里，他几乎每天都在测算自己那块土地的方位。他终于在一片红淤土上，丈量推测出自家这块土地的地方。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因为这一片土地，全是黄河留下的淤积土，肥得一脚能踩出油来。他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
吃罢早饭，他对小建和小强说：“走，咱也去挖点东西！”说着，父子三人扛着镢头到荒野里去了。长松在荆棘丛生的淤土地上，挖了十几个大坑，终于找着了他当年埋在地上的镰刀和黄铜烟袋。他的眼泪又滴进这个散发着泥土香味的土坑里。
长松拿着发锈的镰刀对小建、小强说：“这就是我和你们讲过多少次的咱那块土地，七亩二分大，东西畛。如今它全变成淤土地了。为了这块地，我和你妈苦拼了半辈子，我没有到饭铺里买过一个烧饼吃。……”他说着又流下眼泪，停了一会，他又对两个孩子说：“别看他们挖出来个锅，挖出来坛子眼馋。对咱庄稼人来说，什么最主贵？地最主贵？什么是根本？地是根本。常言说：‘地是刮金板，有地就有脸’，咱在洛阳要有这几亩地，你大姐能失落在外边吗？你二姐能死在外乡吗？种庄稼是一本万利。我这一辈子，别的手艺不会，种庄稼还在行。我也要把你们教会。咱爷儿们只要肯下力，别看现在是荒草沙坡，明年夏天我要向它要三千斤麦子！”
小建和小强也默默无言地落泪了。他们在城市流浪生活中长大，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这样兴奋、这样激动，也从来没有听过他能讲出这么长一段话。
七
李麦到区上跑了儿次，借贷麦种和发放农具的事，终于跑成了。按区里规定，每开一亩地，区里贷给麦种十斤，回来的每一口人，只要年满十五岁，不分男女，都发给农具一件。
这天，李麦领着长松、王跑、四圈等人来红柳集领麦种。秦云飞正好从淮阳分区同来。他见到李麦问：“大婶，你们村开了多少地了？”
李麦说：“开了二十多亩了。这不，今天就来领麦种。”
秦云飞说：“不行啊，你们村回来了三十多户人家，才开了二十多亩地。进度太慢啊，是不是大家有顾虑？”
王跑说：“有什么顾虑？现在人刚回来，干活不习惯，家具又不全。再说，茶饭也跟不上。七八斤重的镢头，抡起来可费力了。慢慢来吧！”
秦云飞笑着说：“可别把麦种吃了。”
长松说：“秦县长，你放心。麦种谁也不会吃掉。就是……”他说着又咽回去了。
李麦说：“叫我说吧，要说没顾虑，那也不是真话。群众还是有点顾虑，俺村就有人说：赤杨岗海骡子家的地就有几百亩．他现在还在开封干着国民党的事。把他的地开了，他要是回来算个‘驴打滚’账，吃不清还得兜着走。有些人说，光说谁开谁种，谁种谁收，有啥凭据呢？还是找找自己的老业地开着稳当。”
王跑笑着说：“秦县长，其实这就是我的话。”
秦云飞笑了笑说：“我说你们还有顾虑吧；其实不光你们赤杨岗，各村回来的难民，都有这个顾虑。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党中央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下来了。在我们解放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坚决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永远归农民所有，咱们黄泛区因为人伤亡得太多，人少地多，实行谁开谁种，谁种归谁。只要一口人不超过五亩地，我们政府发给土地证。主要是鼓励开荒。”
王跑高兴地说：“你们出个告示不行吗！把这些政策都写上，再把你们县政府红大印盖上！”
秦云飞说：“这个你们放心吧！告示正在印哩！还要派干部去你们村。你们等着吧！”
过了两天，宋敏和天亮带着区武工队的几个战士来到了赤杨岗。他们又送来些麦种和农具，准备发给大家。
李麦悄悄地问宋敏：“小宋，告示带来了没有？”宋敏拍着背包说：“在里边，等会儿叫天亮同志给大家念念。”
李麦说：“还是你念吧，‘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人家说我们天亮是‘土八路’！，他的话人家不信。”宋敏笑了说：“中。这一次倒用上我这‘南蛮子’了。”
人集合在大杨树下后，李麦向大家说：“乡亲们，这是咱们区的宋主任。请她给咱们讲话。”
大家没有开过会，还不知道拍手欢迎。王跑伸着脖子看着，心里想：“怎么来个女的？”小响在远处站着，看着这个女青年穿着一身黄军服，留着短头发，身上背个挎包，挎包上还挂了一个雪白的搪瓷茶缸，一举一动，从容自如，心里不由得羡慕起来。
宋敏开始讲话了。她的心情有些激动。她先喊了声“乡亲们……”接着又叫着：“大爷们，大婶们，大哥们，嫂子们，小弟弟小妹妹们！……”就她这么挨着喊了一遍，全场的人，顿时鸦雀无声了。李麦急忙低下了头。她的两行热泪已经流在脸上。她
理解这个在水窝里蹲了八年的姑娘感情。
宋敏忽然大声说着：“……谁是这里土地的土人？你们是这里土地的主人！经过八年逃荒受难，现在你们回来了。我们把这块土地交给你们；现在我们政府制定了土地改革政策。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她说着从背包里掏出告示，“哗”的一下抖开说：“这是咱们政府出的告示，我给大家念念。”她一条一条念着告示上的条文，仔细地解释着。念完后，徐秋斋忽然站起来带头“啪，啪，啪，”地拍着手。群众愣了一下，紧接着都不约而同地拍起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鼓掌，也是他们最愿意鼓的一次掌。
尾 声
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了。赤杨岗村子周围，冒起了冲天的狼烟。荆棘和野草在火舌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变成了灰烬。它预示着一个旧的社会结束，一个新的社会将要在苦难中诞生。
当人们抡起铁镢，把它刨进黑色的泥上时，泥土里发出了一种沉重的富有弹性声音。它好像也有生命。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遍了难民的鲜血和眼泪。一九五〇年时，一个银行的信贷工作者，到黄泛区这个村子作了一次社会调查。这个村于在一九三八年时，共有二百二十八户，五百七十六口人。经过这一场浩劫，截至一九五〇年秋天，从外省逃难陆续回到家乡的，共有九十六户人家，一百九十六口人。已知死绝的有二十八户。已知被黄水淹死和旱灾饿死的，共有男女二百零八口。没有音信和找不到下落的，尚有七十二人。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背负着两肩石磨生活，他们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药品“刮
骨疗毒”。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它和一切事物一样，“物极必反”，“无往不复”。水是至柔之物，但聚集起来，可以穿透石壁岩层。弹簧压下去的力度和弹出来的力度是相等的。当黄泛区的人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牺牲．怀着激动心情在日以继夜开垦荒地，重建家园的时候，准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为锯倒国民党政权的一把最有力的锯子。一九四八年，在决定历史命运的淮海决战中，黄泛区农民们的小车又推出来了。这成千上万辆的小车上，推的不是当年逃荒的锅碗瓢勺，而是一车车粮食、香油、军鞋和炮弹。这大约是一些军事家们没有计算在内的一种力量。他们只知道水可以载船，不知道水会变作巨浪还可以覆船。中国农民的独轮车，把历史推向了前进。“人心向背”是一颗最厉害的原子弹。
茫茫的黄河向东流到大海里去了。几千年来．人们爱她，恨她，想她，怕她。一条黄河就是中华民族流动的历史。从“大河村文化”遗址的陶壶，到“殷墟”的甲骨，从西安碑林中的巍峨丰碑，到中原古战场荒草中的箭镞。人民创造着历史，同时，也为历史的前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通过这些“媒介”，看到了二十五个朝代的盛衰交替，也看到了三百五十多个皇帝的治乱兴亡。这些“数据”，几乎可以创造一部“历史交替计算机”。这就是中国农民在历次革命和改革中，总要显示出他们的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能够具有“历史的眼光”根源之一。
在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庭。从那时起，“家庭”成为这个社会的最有生命力的细胞。它的“根须式”结构和不断丰富的伦理，使它变得如此完备而又顽固。他们把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人，都叫“外国人”。他们认为闻一闻本乡的泥土可以治病。这些观念是如此狭隘和落后，成为这个民族每前
进一步中的沉重包袱。但同时，它又可能是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那么，历史又给予了人民什么呢？像黄泛区的农民，他们经历了一场洪水的浩劫，一场蝗虫的浩劫，一场大旱灾的浩劫。会不会有新的浩劫呢？答复是肯定的。但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向前进的，谁也阻挡不了，浩劫仍然会被战胜，困难仍然会被克服。因为历史不单是痛苦和牺牲的记录，她还给予了人们坚强、勇敢，智慧和信心。一个具有深厚道德精神的民族，不会在历史上消失，强烈的同情心、团聚力，和传统的道德力量铸成了这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坚强精神支柱。
本书介绍了七户农民的“家庭”。而且是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以后，在死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
由于作者学识浅陋，没有能力用这支笔去更深刻地发掘他所描写的对象。满纸荒唐俚语，最多不过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段生活罢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
灯下于北京。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代后记
一
《黄河东流去》这部小说，上集完成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下集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春天才写完。这中间经历了五年时间。其中原因，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由于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因素是：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扒开了滔滔黄河，“以水代兵”想以此来抵挡日本侵略军。结果却淹没了河南、江苏、安徽三个省四十多个县，一千多万人遭灾，一百多万人丧生的空前巨大的浩劫。而受难的人，极大部分是农民。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不想过多地评判肇事者的责任。不管蒋介石也好，东条英机也罢，历史已经对他们作出了最公正的审判。我写的主要是这场浩劫的受害者——“难民”。因此，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本描写“难民”的小说。
在当今世界上．难民问题是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难民的人
数是相当惊人的。不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四处流亡的阿富汗难民，不管是在黎巴嫩帐篷里的难民，还是在泰国边境棚户里的柬埔寨难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家”了。
几千年来，农民总是和他们的“家”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土地、茅屋、农具和牲畜，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伦理和道德。但是，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大批流人城市以后，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本书就是希图从这一方面，给读者介绍一些真实生活。
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