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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根本不同意阿西莫夫的观点，坚持让他重写，为下次的连载留下一个未完的结局。阿西莫夫已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年半的《基地》故事，对整个基地的构想烦透了。他想换换口味，写自己的机器人故事。他一直认为机器人故事要有趣得多，同时他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因在出版界关系不多，他只得继续与坎贝尔合作。他回去后按要求做了修改，第二天就将改好的稿子交了出去。如我们在《基地三部曲》这套小说中所见，这次，他写了个未完的结局。坎贝尔非常满意，很快便给他汇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
成功的喜悦与经历了战争以来长时间清贫后的“突然富裕”，使阿西莫夫少见地冲动了一次。他给杰特鲁德买了件价值200美元的褐色貂皮大衣。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才在1948年1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这时距它创作完成已有一年的时间。尽管阿西莫夫当时已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1948年初的那段时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低谷。这段时间里，他没写什么短篇小说，正致力于创作一部长篇并考虑着将它卖给谁，而这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难。尽管他喜欢写短篇小说，但他知道不能以此为正式的职业。如果他确实想以作家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就得有所突破，不能只为流行杂志写东西。与此同时，他的学术工作进展顺利，他在其中投入了许多精力。
1948年整个上半年，坎贝尔一直都在催促阿西莫夫写下一个基地故事，并且同意将这篇故事作为整套系列的收尾之作。他终于说动了阿西莫夫。《发现》交稿后的18个月多一点，阿西莫夫又回到了两个基地的世界，写出了最后一个连载故事。他给它起名为《消失》，以便与这一系列中的前几个故事相衔接。
阿西莫夫于1948年10月开始动笔创作这个最后的故事，但进度很慢。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先简要介绍一下前面的内容，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毕竟，上一个连载故事刊出距今已有一段时间，第一个基地故事发表已是6年前的事了。结果，为了使这个故事与前面所有的故事顺利接轨，他将情节写得越来越复杂。
在《消失》（编成小说时改名为《基地的探寻》）的开头，故事的一位主人公，十几岁的小女孩阿卡迪亚·戴瑞尔正在按学校的要求写一篇历史短文。阿西莫夫以这一方式简述了基地的历史。我们很快便了解到，阿卡迪亚正是伟大的贝塔·戴瑞尔的孙女。早在60年前，贝塔就认出麦克尼菲科是骡子，从而拯救了第二基地。
当第一基地的阴谋败露时，故事的节奏迅速加快。参与阴谋的是以阿卡迪亚之父特伦·戴瑞尔博士（贝塔的儿子）为首的一群学者。他们认为，第二基地对第一基地的未来是个重大威胁，因此决定摧毁它。
在所有的基地故事中，《基地的探寻》的情节最为复杂。它一边讲述着阿卡迪亚卷入阴谋的简单故事，一边描述着第二基地的复杂计划。故事结束时，第一基地再次度过了难关。他们在一场实战中取得了胜利，并误以为已毁灭了第二基地。
自然，如果以为夏尔登建立两个基地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某次危机中，让一个基地消灭另一个基地，那就太可笑了。阿西莫夫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在夏尔登的计划中，两个基地将向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将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另一个，也就是第二基地，将具有阅读人脑的能力。最终的目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两个基地将统一，并创立一个新帝国，一个与纯技术的第一帝国完全不同、更为强大的帝国。
第二基地在暗中引导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完全操纵着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引导着事件的发展，以挽救夏尔登计划，并推动第一基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49年3月，阿西莫夫在交付这最后一篇基地故事时，他与坎贝尔同时意识到，该是故事结束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基地故事了，这部史诗已经完成——至少暂时如此。
《消失》使阿西莫夫得到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样，他的8篇故事共为他创益3，600美元。
故事本身可能是结束了，但《消失》（分三期刊出，1949年11月的《惊奇》刊载了第一期）的交付并非意味着整个故事的结束。
弗雷德·波尔试图将整个基地系列出版成书，但好几次都是一开始便失败了。后来，他找到了出版界的一位同行马丁·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同意将此系列改编成书。
格林伯格创立了一家高曼出版社。到1951年为止，他们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专集《我是机器人》，而纽约的双日出版社那时也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卵石》。
由于拥有双日和丽特尔两家出版社的布朗拒绝出版《基地》，阿西莫夫显然为高曼出版社愿意收下它感到高兴。
1951年2月28日，阿酉莫夫收到了第一本书100美元的预付金。这本书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中的一本。除去弗雷德·波尔应得的10％，阿西莫夫的实际收入为90美元。
格林伯格建议将书分为三卷出版，但苦自然划分，第一卷仅6万字，稍微短了一点；他同时还认为，故事开始得大突然，建议阿西莫夫写篇序论。阿西莫夫照办了，这就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心理历史学家》，这个全书的开篇是最后完成的。这一部分介绍了哈里·夏尔登本人，并为萌芽状态的第二帝国的未来历史埋下了伏笔。
1951年5月，阿西莫夫将《基地》的最后修订稿交给了格林伯格。在随后的两年半内，另两部的修订稿也陆续交付出版。其中的最后一部《第二基地》，于1953年出版。
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是一无法估量的伟大成就。这三部书被视为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成熟”科幻小说的最佳典范。但是，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除了流行杂志所拥有的有限读者外，阿西莫夫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60年代。那时，三部曲开始畅销全球，卖出了数百万册。这套书在西方少年中风靡一时。正是这套书，使这些从未看过流行杂志的孩子们真正认识了空间剧。
对于那些刚成年，但已在科幻小说界立住脚跟的年轻人来说，《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为他们创作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启示。例如，1965年出版的曾引起巨大轰动的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就很明显地受到了基地故事的影响（甚至在场景描写中用了未来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再如，首刊于1950年杂志的詹姆士·布里什的《飞行的城市》，将历史观点、社会学者“史密斯”式的冒险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基地故事。
《基地》出版数年后，那些对科幻小说不屑一顾的人仍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说里尽是些鼓着眼的怪物与浑身发绿的火星人；他们不喜欢它的复杂。直至60年代，不明真相的人们仍认为科幻小说只是写写激光枪的威力与“飞碟”的可能性。这些怀疑者们哪里知道，自4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以来，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就已经开始创作复杂、高深的社会与心理题材的作品，并在其中融人了比现实先进得多的科学。
《基地三部曲》为科幻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大，60年代中期创作的《星际艰旅》无疑也得益于它的启迪。同时，它还激起了70年代的科幻影片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乔治·鲁卡斯的杰作《星球大战》。这部影片无疑是从《基地》中得到了启迪，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特伦特星球统治下的泛银河帝国与拉克·斯凯沃尔克等人的帝国无甚区别。
然而，《基地三部曲》并非是部无懈可击之作。作家布莱恩·艾尔迪斯愉快地记起基地故事于1941－1949年间发表时曾经给他带来的激动，但他认为这套作品出版成书后并非上乘之作。“你简直无法想象等待下一期载有基地故事的《惊奇》杂志是多么令人激动。”他说，“但当它们出版成书后，你再看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失误。比如，骡子乔装成麦格尼非科这一手法就与最后一个故事中写普林姆·帕尔沃的手法是一样的。”
三部曲与机器人小说一道，将阿西莫夫推入了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上层。当基地故事在流行杂志上发表时，他已是科幻小说界的名人了，而当这套故事出版成书后，他则在更为广阔的出版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声望。在三部曲之后，他创作了系列科幻长篇小说。多年以来，这些长篇著作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使他成为了也许是那个时代全球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
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阿西莫夫夫妇于1949年7月底搬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1970年，与杰特鲁德分居后，艾萨克才独自搬回了纽约。
搬家时，他们已经结婚7年。7月26日离开纽约前，他们刚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日。从许多方面看，他们都是美满的一对，雄心勃勃，满脑子都是远大计划；但私下里，两人之间危机重重。4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夫妇的性关系已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此时，阿西莫夫正同时从事着两个．职业。他既无经济安全感，又无足够的自信可以抛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1949年时《空中卵石》尚未出版，流行杂志仍是他的主要市场。他还需在大学里工作9年。只有在渐渐得到出版界的认可后，他才能与杰特鲁德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