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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三炮击金门-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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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壁上长满了龙舌兰(剑麻),平日这些状如宝剑的植物被战士们视为美化
阵地的心爱之物,而现在却成为一种威胁,他担心:如果稍一不稳,腿吃不
上劲,扑倒在上面,岂不糟糕!他只能更加小心翼翼。由于两腿过分吃力,
伤口撕裂得更大了,鲜血开始大量流出,滴在陡壁干土上,和指导员的血混
在一起。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挣扎着攀上这截陡壁的,他很感谢敌人的炮弹,
正是它们爆炸的巨响分散了他对疼痛的感觉,刺激他受伤肢体焕发了超常的
能量。挺住,一定要挺住!快,再快一点!他成功了。

上了公路,人就完全暴露在敌火之下。他必须尽量弯腰弓背压低身体,
但身体越压低,背人就越累,受伤的身子和腿就越痛越吃不消。但没有别的
选择,只有拼足了最后的气力往前跑。他一步一晃,忍痛穿过公路和水沟,
往隐蔽部一尺一尺移近。

防炮洞终于出现在面前,早已精疲力竭的他只觉天旋地转,脚一软,
俯跌在洞口外边,手仍牢牢抓住压在背上的指导员。他顽强地抬起头来,想
喊洞里面的人出来帮忙,但只能大张着嘴吸气吐气,就是喊不出声音来。又
是敌人的几发炮弹像鞭子般逼迫他决不能停止,他艰难地扶正了背上的指导
员,向防炮洞匍匐前进。负伤的右手、右脚无法用力,他就单靠左手左脚一


寸一寸地向前蹬、向前爬。。战后,团首长说:今天你们连打掉敌人两个目
标算不得奇迹。一个重伤号救下了另一个重伤号,才算得是一件了不起的奇
迹哩。

※※※※※


拿破仑名言:战争是死神的舞池,敢跳下去与死神共舞一曲者乃真豪
杰。

7


对敌有线广播喊话——这是一个于特殊战争环境和条件下方能产生的
颇为特殊的“兵种”。

它的应运而生起码须具备两个前提:敌我双方长期稳固的对峙状态;
阵地间隔不十分遥远,声音传递可使对方听清楚。

五十年代的金厦海域天设地造般应合了上述条件。

说它为“兵种”,绝对言过其实了。1958 年,厦门前指仅在距大金门较
近的角屿、小嶝、大嶝,距小金门较近的何厝、对高山,距大、二担最近的
青屿设立了若干个对敌广播喊话组,每组三、五、七人不等。到了六、七十
年代有线广播的全盛时期也不过扩建成一个数十人编制的团级站。

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 年,厦门前线
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
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
“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
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
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
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
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
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
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
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
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
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
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
“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
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
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
光和自豪。

※※※※※


周炳炎老人——1958 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
长。1993 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 年我
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
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
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 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
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
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
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
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
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 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
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 机生意,
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
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
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 年从事对金门
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
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
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
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
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
活条件非常艰苦,人就是住在地堡里,根本没有营房住。我在地堡里整整住
了十年,直到1963 年病倒,发烧42 度,连续12 天人事不省,进医院,才
第一回住了楼房。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土生土长,都是二十郎当岁,文化不
高,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边干边学。

吴:我原来在小嶝岛一个连队当文化教员。上边物色会讲闽南话的播
音员,到处找不到,听说我会讲闽南话,就把我调到角屿广播组。连队生活
很枯燥,广播站自由一些,又有唱机唱片,我很高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
习培训,稿子发下来就播,有一次,把“不侮辱俘虏人格”念成“不悔辱”,
别人说:你可能念错了。我查字典,才知道确实错了。以后就加强学习,中
央台的闽南话广播每一次都听,琢磨人家是怎么播的。广播组有一架丹麦造
钢丝录音机,宝贝得很,舍不得用,都是对着麦克风直播,一喊一晚上。

陈:我原来在军区文工团当演员,1955 年调到广播站工作,从比较舒
适的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相当艰苦的环境,开始很不适应。你想想,6 平方
大的一个小地堡,住好几个人,双层铺,男下女上,他吴世泽睡下铺,我就
睡在他上面。又没有女厕所,解手要翻过壕沟,跑到远远的山底下去,说出
来都不好意思。另外就是工作、生活非常单调、平淡,没有女伴在一起说悄
悄话了,对着麦克风,也看不到过去舞台下面观众的笑脸,听不到热烈的掌
声了。现在想一想,那时能坚持下来真不容易。

我不知多少次一个人跑到树底下哭鼻子。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还得
装成挺高兴的样子笑。

周:虽然艰苦,但大家干得很投入,很卖力,因为工作还是有成效的。
我们的收听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哨兵,特别是夜晚,他站在那里没事干,无聊,
就有可能静下心来听听海对岸讲些什么话。有线宣传与无线宣传最大的区别
在于:无线宣传有选择性,不爱听关机不听就是了。而有线广播宣传带有强
迫性,我喇叭一响,你不听也得听。我们估计,国民党一个连平均每天有三


十多个人上哨,相当一个排,他海边几个团加在一起就有一两个营的兵力每
天必须得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节目内容有“祖国建设”、“弃暗投明奖励规
定”、“宽待俘虏”、“蒋军在大陆家属通信”等等,一组稿七、八篇,来了新
稿撤旧稿,赶得及录音播,赶不及就直接口播,和尚念经,天天念。那时国
民党的兵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撤逃过去的,他们特别希望听到家乡和亲人的
消息。

陈: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也感到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有意义了。例如,
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看到那些修工事或站岗的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
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还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
播的士兵都赶跑了,可是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来了。有时特别可笑,蒋
军军官为了不让士兵听我们广播,就在我们播音时敲锣打鼓,或把士兵集合
起来跑步。那时候,金门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泅渡过来投
诚,他们不光把我们的起义投诚政策背得牢牢的,连我们有些广播稿也大致
能说出来,这使我们感到很兴奋很受鼓舞。另外,后来金门也模仿我们,架
设大喇叭对我们广播,对祖国造谣、丑化、诬蔑、攻击,我听了很气愤,心
想一定要用我们的宣传压过敌人。我便不知不觉进入角色,安心干这行啦。

张:那时,对金门广播最有震撼力的是我国民党军官兵的亲属喊话。
我记得蒋军27 师师长林初耀是广东梅县人,我们去梅县把他母亲请来,他
母亲哭着对他说:“儿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呀,干了坏事咱娘俩就再也见
不着面了。”据泅过来的投诚兵说,正好被林初耀听到了,他呆呆的不吭气,
好多天情绪不高。后来国民党把他调回台湾去了。

吴:所以当时国民党特别恨我们的有线广播,我们每个喇叭当面,他
都有一两门炮专门对付我们。有时,我们只要一广播,他的炮弹就打过来了。
晚上,他先打照明弹,再打直射炮。有一次,他干脆把炮从掩体拖出来,拉
到海边沙滩上,对着我们的地堡干,把我们的喇叭打得稀巴烂,像筛子一样。

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
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
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每个250 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
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
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
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
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
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

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
排专炮打我们。

周:1958 年7 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
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
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
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
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
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
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
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


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
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
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
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
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
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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