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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独立行动。斯库麦克尔、谢尔顿和科恩提议，让特殊军事行动成为“被辅助的行动”，但这一提议没有得到采纳。斯库麦克尔说，他本应该采取俘获“基地”的行动而不是选择服从津尼。陆军中尉，现任武装部副部长和三角洲部队中坚的威廉·博伊金将军告诉我们：“由于缺乏远见和理解，再加上保守，我们错过了很多机会。”
谢尔顿将军告诉克林顿总统，如果没有关于本·拉丹藏匿位置的情报，突袭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同时他说，如果总统要他搞地面战诱出本·拉丹，他一定会去做。但是，希望总统一定要对这种军事行动固有的后勤问题有清楚的了解后，再做这样的决定。
特殊军事行动计划被认为是另一个突袭方案——即美国得到可靠情报后采取的一种方案。克林顿总统告诉委员会：“如果我们得到了本·拉丹所在地的可靠情报，我们早就采取行动了。”津尼和斯库麦克尔为了俘获或者干掉恐怖分子，早就做好了冒高风险的部署行动。科恩告诉委员会如果不能确信本·拉丹具体所在位置，就让士兵们采取地面行动，必将导致行动失败并白白浪费士兵们的生命。所有的高层官员们都没有意识到低一级的国防部官员们早在数月之前就做好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部分军官再三把特殊军事行动和沙漠计划，以及1980年在伊朗营救人质的失败行动相提并论。
他们对突袭行动都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样的行动是复杂的并且高风险的。这样的行动需要行动区域军事基地作支持，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支持。巴基斯坦武装力量中的塔利班分子肯定会警告本·拉丹及他的同党美国将采取的行动。建立军事基地有很大的局限性，还有一种方法是派遣航空母舰从波斯湾出发，飞机在船航行至阿拉伯海上后从船上起飞，这种方法在“9·11”事件后被使用过。这种方法要飞越不同国家的领空，但未必这些国家都理解美国所做的努力并给予支持。
然而，如果针对这些障碍作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再加上长期秘密军事活动的配合，也许是能够获得情报、找到机会的。一位特别军事行动负责人说，他认为可靠的情报意味着：“你要告诉我是什么行动，我才能告诉你相关的情报。”然而，由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困难和行动本身可能失败这两点，行动的风险仍然存在。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说明运用特别军事力量来进行的长期政治军事行动是由参议院小组会议分析提议的，尽管通常这样的能力需要在国防部磨砺10年才能具备。
有些官员认为，这样的争论就好比平民百姓会议却提出莽撞的话题，而军事会议反倒过分小心谨慎。克拉克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他说：“国防部极其勉为其难。”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没有足够情报支持就提出冒险的军事行动，是违背有经验的职业判断的。国防部部长科恩这样对我们说：“我做决断时必须考虑联军长官、前任特别行动队长官和克拉克先生相比谁的位置更有能力对这次行动的可行性作出决断。”
尽管为完成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美军或者中央情报局也承诺从地面人员中组建一支巷战力量，但是仍然还有一种更宏伟的方案没有给予考虑，即袭击阿富汗。我们问到的每一位军官都认为，地面突袭阿富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为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不会合作，公众也不会太支持此事。巡航导弹曾经是并且将是惟一能放到桌面上的选择。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寻求新的出路（2）
沙漠营地；1999年2月
早在1999年；中央情报局接到情报说本·拉丹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坎大哈南部阿富汗沙漠中的几个营地里。2月初，有报道说，本·拉丹呆在酋长阿里的营地附近。该营地是来自海湾国家的来访者使用的打猎营地。据证实，那些来访者来自阿联酋。
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报道中详尽地描述了该营地的情况，包括位置、大小、资源、安全情况，以及邻近的本·拉丹的营地。由于该地点远离市镇，导弹攻击所造成附带伤害的危险性会比较小。2月8日，美军开始准备袭击。2月9日，美国技术情报确认了最初关于营地的位置和其他描述，并指出在营地附近停有一架阿联酋官方的飞机。然而本·拉丹的住处并不能非常精确地定位。中央情报局竭尽全能去了解本·拉丹的营地，它的常驻居民以及本·拉丹日常行程，以便将附带伤害的可能性减到最低。根据报道，本·拉丹很有规律地离开营地去拜访阿联酋来访者。看来到2月11日前，这一规律都不会改变。克拉克在2月10日写信给伯杰的助理，说美军正在准备2月11日早晨用巡航导弹攻打主营。白宫发言人丹尼斯·哈斯塔特似乎已经收到了这一军事命令。
事实上这一袭击没有发起。2月12日前，本·拉丹行动一如往常。袭击计划夭折。中央情报局和美军官员声称，决策者们担心袭击会伤害到阿联酋王子或其他的高级官员。克拉克告诉我们在和特尼特磋商后，袭击行动被放弃。因为情报并不准确，对克拉克而言，中央情报局的这一行动有可能伤害美国在海湾国家中最重要的反恐怖联盟。中央情报局官员西罗恩却认为情报非常可靠；反本·拉丹小组的一位成员“迈克”证实了这一点。西罗恩相信他们失去了在“9·11”之前干掉本·拉丹的一次好机会。
甚至在本·拉丹离开后，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还幻想着营地会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本·拉丹再次回去。美军时刻准备着另一次袭击。1999年3月7日；克拉克致电给一位阿联酋官员，表述了他对阿联酋与本·拉丹之间联系的担心。后来克拉克在他关于这次谈话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次电话证实了中央情报局其实破坏了本·拉丹和阿联酋之间的一次会谈。当反本·拉丹小组的一位人员发现克拉克这一电话内容后质问中央情报局军官，中央情报局却否认了此事。图像显示，在克拉克的电话会谈后的一周内，营地就被仓促地拆除和放弃。中央情报局官员，包括行动副总指挥帕维特非常愤怒。“迈克”认为营地的拆除使得一个本可以准确攻击本·拉丹的场所销声匿迹。
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阿联酋既是美国重要的联盟，又一直是美国反恐怖主义的难题所在。从1999年到2001年初；克林顿总统一直在给阿联酋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中断和塔利班的联系，特别是中断往来于阿富汗之间的拜访。这样塔利班对外的出行和财政出口将会被堵死。然而美国所做的这些努力在“9·11”前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1999年7月；阿联酋外交部长哈姆丹·本·扎耶德就本·拉丹向塔利班施加压力，要解除友好关系。然而塔利班并没有严肃地对待此事。本·扎耶德后来告诉一位美国外交官，阿联酋之所以重视与塔利班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阿富汗的激进分子能够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和“伊朗危机”相抗衡的力量，当然，同时阿联酋也并不想因此而得罪美国。
寻找新伙伴
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都对部族人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只是情报的汇报者；但是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展开对付本·拉丹的埋伏袭击行动。反恐怖行动主任通过比较，分析了依靠部族人员“碰运气”的种种弊端。他和他的同事在克拉克的支持下，开始发展和北方联盟的联系，尽管这么做也许会导致阿富汗长期处于内战之中。
北方联盟受塔吉克人控制，主要力量来源于阿富汗北部和东部。塔利班却相反，它的成员主要来自在阿富汗种族最多的普什图族地区，他们集中在阿富汗南部，并延伸至边境的西北方向和巴基斯坦西部俾路支的沙漠地带。
基于塔利班的行为和它与巴基斯坦的联系，北方联盟在不同时间曾获得过俄国、伊朗和印度的支持。联盟的领袖是阿富汗最有声望的军事领袖——马苏德。由于他的非凡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在与前苏联的战争中，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英雄人物。但是北方联盟多次被指控滥杀，并且据说联盟的财政收入部分来源于毒品走私。马苏德更多地被认为是粗鲁的军阀式首脑而不是一个智慧的领导者。不过，特尼特告诉我们，马苏德领导下的北方联盟似乎是对抗本·拉丹最有可能的力量。
1999年2月；特尼特请求克林顿总统授权把马苏德的队伍列为合作伙伴。作为答复，总统在签署通告备忘时改变了以往的措辞。特尼特说他没有在总统的这一改变中发现任何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措辞和1998年8月的措辞一样，意思仍是尽量活捉本·拉丹，抓捕失手可将之杀死。“我们做的仍然是同一件事情”，特尼特说道。
中央情报局官员这样描述当马苏德被美国要求俘获而不是杀死本·拉丹时他的反应。马苏德的身体语言表示出“退却”。西罗恩认为马苏德的反应是：“你们这些人疯了——你们真是一点都没变。”西罗恩觉得抓捕的限制性条款妨碍马苏德和他的队伍追逐本·拉丹，但是并没有完全阻止他们。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追捕计划。本·拉丹通常活动的大本营在坎大哈附近，远离塔利班和北方联盟对战的前线。
第四章 对“基地”组织早期袭击的回应寻求新的出路（3）
坎大哈，1999年5月
在“9·11”事件之前，坎大哈也许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用巡航导弹对付本·拉丹的地方。1999年5月，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的眼线报告了本·拉丹整整五日五夜在坎大哈周边活动的具体位置。报告非常详尽而且全面，而且得到多渠道的证实。基层官员说，如果这样的情报都不是可靠的，那么难以想像关于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情报有多少是可靠的。情报到位了，巡航导弹准备好了，“这是袭击的绝好时刻。”一位高级军官这样说道，“这是一次本垒打”。他希望巡航导弹能发射出去。当听到让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的决定时，这位官员说：“我们都非常沮丧”。他说他没有听说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认为这次行动是一次赌博。他还说：“在那天晚上，本·拉丹本来绝对逃不掉。”
中央情报局工作层官员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当收到关于本·拉丹行踪有冲突的情报时，专家们就认为其可靠性大打折扣。当时，中央情报局基层官员被上层告知行动被取消是因为军方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且担心行动的间接损害。反本·拉丹小组的领导人在回复一位沮丧的在实地工作的同行时这么说道：“在36个小时内有3次机会擒获本·拉丹，但每次都被放弃，这实在让我窝火，中央情报局局长发现自己在会上非常孤立。其他部长虽基本上说：‘我们服从你的决定。’实际上却在暗地里说，如果行动擒获不了本·拉丹，有你们好瞧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回忆说，五角大楼其实是愿意采取行动的。他告诉我们克拉克通知他和其他同事，特尼特认为情报有一半是可信的。该军官相信特尼特对情报准确性的估计是导致决定的关键。
特尼特对我们说，关于这件事，除了关于情报来源单一未经证实，行动导致间接损害的可能性很大这一点，他不记得什么细节了。事情由于特尼特在行动首脑会议上的缺席而变得复杂起来（他当时显然不在场）；他的副手约翰·戈登当时代表中央情报局。戈登回忆当时很客观地分析了该情报，并说明这一情报也只有那样了。
伯杰记得过去总是由特尼特召集那样的会议。这说明特尼特是很希望抓到本·拉丹的。伯杰认为，特尼特很尽职。他说：“乔治（特尼特）会对大家说；‘我们就是没有情报’。”
在1999年5月不进行袭击的决定也许现在看来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客观地指出两点：其一，1998年12月，主要领导人对于袭击的担心可以这样理解：本·拉丹意外地离开所在地，通过袭击无法擒获他。其二，行政部门和中央情报局对1999年5月的情报格外挑剔和小心，是因为在此之前北约组织与塞尔维亚的对抗中，由于错误的情报，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官员们变得格外小心。
1999年5月到2001年9月间，决策者没有再积极地准备导弹攻击本·拉丹的计划。1999年，主要领导人们确实深远地考虑过袭击的计划，包括重新启用克拉克袭击本·拉丹营地和摧毁“基地”组织的计划。1999年初的几个月里，联军扩大了袭击的目标范围，以确保采取“聚焦”的形式摧毁本·拉丹“基地”组织，同时也袭击了塔利班政府所在地。谢尔顿将军告诉我们，塔利班虽然更为壮大，但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由于担心本·拉丹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1999年夏天，对扩大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