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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半的努力，1998年2月的“圣战宣言”似乎已经成了重新崛起的强大“基地”组织发布的公共信息。在资金筹措系统重建以后，本·拉丹又一次成了“圣战”运动中的富人。他保持着或恢复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的众多联系，而“基地”组织的内部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
“基地”组织的内部核心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成等级的小组。在这一小组中，有规定的职位、任务和薪水。核心内的多数人员向本·拉丹宣誓效忠。其他行动人员献身于本·拉丹或他的奋斗目标，接受他委派的任务，但是他们并不宣誓效忠本·拉丹，而是保持或者试图保持一些自主性。“基地”组织还有一些支持者，他们属于更为松散的圈子中的人，他们向“基地”提供资金，在营地训练，但在本质上他们是独立的。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基地”组织潜在的人力资源。
在与扎瓦西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合并以后，“基地”组织向人们承诺，它将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总指挥部，而不再需要伊斯兰武装咨询委员会。本·拉丹已经做好找回他在苏丹失去的一切的准备，他随时准备向“蛇头”下手。
在组织恐怖主义的行动中，“基地”组织的作用也有了改变。在转移到阿富汗以前，它着重为联盟小组成员实施的行动提供资金、训练和武器。但1998年夏天在东非发生的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在本·拉丹和他的主要助手直接监控下，由“基地”组织策划、指挥和执行。
第二章 新恐怖主义的基础“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重新崛起（3）
大使馆爆炸
早在1993年12月，一组“基地”组织的行动人员就开始在内罗毕为未来的袭击寻找目标。该小组的领导者阿里·穆罕默德是一名前埃及军官，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美国，参加美国陆军，并成为布拉格堡的一名教官。布鲁克的法拉奇清真寺的极端分子（包括1993年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中被定罪的一些人）都曾经受到过他的指导和训练。侦察小组还包括一名计算机专家，他写的那些捧场式的文章要由“基地”组织领导人审阅。
侦察小组在内罗毕的一所公寓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实验室，用来冲洗通过监视获得的照片。“基地”组织的各种行动人员和领导人经常在此居住，或者在他们去往肯尼亚的基层组织时，偶尔在此碰头。“基地”组织军事委员会头目班西瑞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行动指挥官；但是因为他总是到处走动，本·拉丹又派了另一名行动人员即哈里德·艾尔·法瓦兹作为驻地管理人。侦察小组采用的技术监控和通讯设备包括从……（此处删去3个字）德国商人那里得到的先进摄像机。侦察小组还对位于吉布提的目标进行监视。
早在1994年1月，本·拉丹就收到了小组计算机专家制作的附有示图的侦察报告。他和他的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班西瑞、他的副手阿布·哈弗斯·艾尔·马斯（又名穆罕默德·阿提夫）——以及“基地”许多其他领导人审阅了这份报告。他们认为内罗毕的美国使馆最容易攻击，因为汽车炸弹可以在附近安放。于是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在一些行动人员——军事委员会高级成员和几个与肯尼亚小组有关的行动人员——被派往黎巴嫩真主党训练营时，“基地”组织已在数月之前便开始为袭击制定策略方案。
可能部分是因为袭击迟迟未能付诸实施，肯尼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一系列内部分裂。对此，本·拉丹1995年在苏丹遭遇的困难、1996年他向阿富汗的转移、为与塔利班建立关系而花费的数月时间，正如班西瑞的溺水事件一样，都可能是影响因素。
1997年8月，肯尼亚小组陷入瘫痪。据《伦敦每日电讯》报道，“基地”财政委员会的前头目马达尼·艾尔·塔伊比已经向沙特阿拉伯政府投降。文章不正确地说沙特阿拉伯人正与美国和英国当局共享有关塔伊比的消息。几乎在同时，基层组织成员了解到美国和肯尼亚特工搜查了新的内罗毕驻地管理人维蒂·艾尔·海奇在肯尼亚的住所，而且海奇的电话也被窃听。海奇是美国公民，20世纪80年代，他在阿富汗与本·拉丹一起工作过。1992年，他到了苏丹，成为“基地”组织的一名重要的负责资金的行动人员。当海奇回到美国在大陪审团面前接受对本·拉丹的调查时，基层组织管理人的工作由海伦·法苏尔接替。海伦是肯尼亚公民，早在1990年就是本·拉丹赴苏丹的先头小组成员之一。海伦给若干地点发出了题为“关于安全形势”的报告传真，提醒“东非的全体成员现在处境十分危险”，这部分是因为“美国知道……（本·拉丹）的追随者……在索马里实施袭击美国的计划”。该报告还作出了要避免进一步暴露情况的指示。
1998年2月23日，本·拉丹发布了他的“公开圣战宣言”。本·拉丹的组织和扎瓦西里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正着手合并，因此，“圣战宣言”的措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斟酌。在公开发表“圣战宣言”不到1个月，准备袭击美国使馆的小组被全部开拔到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指示的时间表和内容都说明，在本·拉丹发布“圣战宣言”时就已经作出了袭击美国使馆的决定。
后来的4个月都被用来在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建立分队。基层组织的成员租借房屋，购买制造炸弹的材料，购置交通工具。为帮助他们组装武器，又派来了至少1名炸弹专家。在内罗毕，他们还租用了一家宾馆的客房来进行上述活动。在袭击前夕，他们购买了自杀袭击用的卡车。
当这一切都在进行时，本·拉丹继续改进他的公共信息内容。5月7日，“基地”军事委员会的副头目穆罕默德·阿提夫给本·拉丹的伦敦办事处发出了一份由阿富汗的一群教长所作的新的“圣战宣言”的传真。一周后，宣言出现在《阿拉伯圣城报》上，这份报纸曾经最先公开本·拉丹的“2月圣战宣言”。宣言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穆斯林继续履行“进行反对伊斯兰敌人的‘圣战’、将美国人赶出波斯湾地区”的责任。2周后，本·拉丹在ABC新闻台作了电视会谈，口号一样，但加上了新内容——“我们不区分穿军装的美国人和美国平民百姓；他们都是‘圣战宣言’中所说的目标”。
到8月1日，小组中未直接介入袭击的成员基本上都从东非撤出。剩下的人准备和组装炸弹，购置运输工具。8月4日，他们对内罗毕的使馆作了最后一次侦察。到8月6日晚，除了运输队和一两个承担消除现场证据痕迹任务的人留下以外，所有其他人都离开了东非。回到阿富汗后，本·拉丹和“基地”领导人离开坎大哈去了乡下，以防美国的报复。内容为“以袭击成功感到骄傲”的几项宣言被传真给了位于巴库的“基地”组织——埃及伊斯兰“圣战”联合办事处，并附有“立即”传送给《阿拉伯圣城报》的指示。其中一份宣言标题是“为圣地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伊斯兰军队的组成”，另外两份——分别为遭受袭击的两个大使馆所准备——宣布袭击的任务已经由这支“伊斯兰军队”中“某营”的“某个连队”完成。
8月7日上午，装满炸弹的几辆卡车大约每隔5分钟一辆地开进两个大使馆——上午10：35到达内罗毕大使馆，10：39到达达累斯萨拉姆。很快，一个电话从巴库打到了伦敦。事先准备好的信息也用传真发到了伦敦。
对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的袭击使大使馆遭到严重破坏，并使12名美国人和201名其他的人丧生，后者几乎都是肯尼亚人。伤者大约5，000人。对达累斯萨拉姆美国大使馆的袭击使11人丧生，这些人都不是美国人。在后来的采访中，谈到非洲人的丧生时，本·拉丹回答说：“当只有采取袭击行动才能将美国人赶出去时，那么即使致使穆斯林丧生，在伊斯兰教义中也是被允许的。”问及他是否操纵了这些爆炸事件时，本·拉丹说，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的世界伊斯兰“圣战”前线已经发布了“非常清晰的圣战宣言”。他说，如果策划反对犹太人和美国人的世界伊斯兰“圣战”、解放圣地运动“被认为是一种犯罪”，“那么就让历史去证明我是一名罪犯吧”！
第三章 反恐怖主义的发展世贸中心首次爆炸事件
在第二章中，我们介绍了一种新的恐怖主义，以及一个新的恐怖分子组织的产生，特别是在1988～1998年这个阶段，即乌萨马·本·拉丹宣战和组织两个美国大使馆的爆炸事件期间。本章中，我们将回顾政府致力于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针对美国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的相应演进过程。
在本报告中，我们提到了许多人物。与任何一项美国政府开展的研究一样，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机构。我们将介绍各种机构，以及它们是如何适应一种新的恐怖主义的。
1993年2月26日午后18分钟，在世贸中心的两栋大楼下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这并非自杀性袭击。恐怖分子在地下车库的B2层停放一辆装有定时炸弹的卡车后离开。随之而来的爆炸轰开了一个达7层楼高的洞，造成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现场的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称死亡率这么低真是个奇迹。
比尔·克林顿总统命令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对该事件的反应。政府机构采取行动查找犯罪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恐中心严密搜查它的档案，并质问了世界各地的情报来源。国家安全局是国防部巨大的信息收集中心，充分利用其通讯窃听网络，从信息库中搜寻线索。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纽约实地办公室负责当地调查，并且最终确立了一种将来处理恐怖主义事件的模式。
该爆炸案有4个方面对报告“9·11”袭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个爆炸事件标志着一个新的恐怖主义挑战，其来势凶猛、恶毒无比。放置炸弹的逊尼派极端分子拉姆兹·约塞夫后来说他本来希望能炸死25万人。
第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出色地调查了该爆炸案，几天之内，美国联邦调查局便证实一块卡车残片的来源——是爆炸发生前一天泽西岛市报告失窃的一部赖德出租篷车的一部分。
穆罕默德·萨拉迈承租了该卡车并且报案失窃，一直要求该出租公司退还其400美元押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93年3月4日逮捕了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当局监禁了几个策划者，包括为制作炸弹而取得化学品的工程师尼德尔·阿亚德，和帮助配制该化学品的穆罕默德·阿布哈利马。
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另外一名共谋者阿哈迈德·阿佳吉；他曾于1992年9月在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被移民归化局逮捕并且被指控证件欺诈罪，他的同伴就是拉姆兹·约塞夫，后者也是携带伪造证件入境，但要求政治避难并被允许。很快便搞清楚了约塞夫是该袭击事件的核心人物。爆炸发生后，他立即逃到巴基斯坦并大致滞留约2年时间。
萨拉迈、阿布哈利马和阿亚德的逮捕进而引导美国联邦调查局来到了布鲁克林的法拉奇清真寺，那里有一个中心人物叫奥马尔·阿布戴尔·拉赫曼；他是一个极端主义的逊尼派穆斯林教士，于1990年从埃及来到美国。盲人拉赫曼，常被人叫做“盲人谢克”；在其演说和著作中，宣讲赛义德·库特伯的《里程碑》中的内容，将美国看做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压迫者，并且声称与“上帝”的敌人作斗争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信息员了解到一个炸毁纽约主要路标的计划，包括荷兰和林肯隧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93年6月逮捕了拉赫曼及其各个同伙，瓦解了该“路标阴谋”。
作为调查和逮捕的结果，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以与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其他阴谋相关而起诉并判处许多人有罪，包括阿佳吉、萨拉迈、阿亚德、阿布哈利马、谢尔赫和拉姆兹·约塞夫。
这次大规模调查和诉讼的不幸结果是制造了一种印象，即执法系统为对付恐怖主义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管是克林顿总统、他的主要参谋者、国会还是新闻媒体，都是在后来才感到问题亟待解决，对盲人谢克和拉姆兹·约塞夫提起诉讼的程序是否能真正保护美国人民免遭新“病毒”的侵袭，而上述人物正好是该“病毒”的第一次症状。8
第三，成功地运用法律制度来处理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存在着副作用，它遮掩了调查美国面对的新威胁的特征和程度的需要。审判并未引起决策者和公众注意本·拉丹组织。
联邦调查局收集了许多证据，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也提出了许多证据，表明策划者并不仅仅是这些被告人。从阿佳吉那里收集到的资料表明，该阴谋或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