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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8-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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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天朝落日》 第二部分文帝悲剧(1)

    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 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     
    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与杨素。    
    高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杨坚代周之前,高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    
    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征求意见,高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因为高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与太子成为了亲家。文帝认为高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心存芥蒂。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的态度。何人进的谗言呢?当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西魏大将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后,与杨坚是结发夫妻。杨坚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氏,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独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事实上,独孤氏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杨坚的施政指手画脚。尤其是到了晚年,独孤后屡进谗言,废立太子也与她的坚持有关系。而高结怨于独孤后实出于一件小事。


《天朝落日》 第二部分文帝悲剧(2)

    当初,文帝宠幸后宫妃嫔尉迟氏,独孤后知晓后,趁早朝之际,将尉迟氏杀害。杨坚闻之,怒不可遏,但惧内的杨坚又不能将独孤氏如何。他独自骑马跑入禁苑之中,高等人在后面追赶,大声喊道:“陛下怎能以独孤后一妇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呢?”文帝止步,认为言之有理,遂回宫,一切如故。高的一句话,使文帝平静下来,却使得独孤后勃然大怒,遂与结怨。之后,她利用文帝对高的怀疑,频频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高在随同汉王杨谅征讨高句丽的时候,专横跋扈,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统帅杨谅放在眼里”,“高与太子关系亲密,怕是不利于陛下,若想废勇,应先除”等。这些话,让文帝对高更加没有了信任。遂借故将高免官。后来,高 的属下检举高的儿子曾经对说:“三国时期,司马懿起初称病不上朝,最后得天下。父亲现在这样的境遇,可能会有福气降临啊!”杨坚闻之,立刻将高囚禁,并对大臣说:“自比晋朝皇帝,他想干什么?”于是将高贬为平民。高失信于皇室,最后被炀帝借口诽谤朝政而杀害。高对杨氏一片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可怜!可叹!隋文帝不识善恶,屠戮忠良,可悲!可耻!在罢贤相高的同时,杨坚却重用奸臣杨素。    
    杨素并非毫无才干之徒,他同样具有文韬武略。“才”与“德”在评价人的搭配上是这样的: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前两种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受人尊重,而后两种人则是社会唾弃、诟骂的对象。杨素属“有才无德”一类。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讨得文帝欢喜,而又是如何导致隋朝衰亡的?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杨素的祖辈都是西魏、北周显贵。他本人也因平齐之功,而被周武帝封为县公。杨坚掌权后,杨素便投靠到他的门下。隋朝建立后,先后拜御史大夫、纳言、内史令、尚书右仆射,被封为越国公,出任平陈主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司徒,改封楚国公。大业二年,病卒。从杨素的经历来看,他乃出将入相之才,很有才干。而且杨素深谙为臣之道,在颇好猜忌的杨坚父子身边,竟能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可谓“政坛不倒翁”。    
    杨素得以被文帝赏识也是由于他的才能。杨素多次参加战争,屡任主帅,几乎每战必克。此外,杨素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博览群书,擅写文章。为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办事稳妥。杨素的种种优点使得文帝对他颇为满意,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但此人精于政治投机,打击异己势力,瞒天过海,不择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晓的。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用法严酷,朝中旧臣,罪小罚重,多已杀尽,最后只剩下狡猾的杨素,文帝对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帮助杨广弑君的奸臣。杨素的政治投机有两次:一是废立太子,二是谋弑文帝。当文帝与独孤皇后起了废立太子之念的时候,杨素已经察觉出来,并通过弟弟杨约与晋王广秘密接触,筹划废立之事。杨素借助与文帝频繁接触的机会,向文帝进谗言,诬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荐晋王广仁孝节俭,颇类文帝,对于杨坚做出废勇立广的决定,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于自己日后的仕途考虑,毫无公心可言。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的暴卒,亦与杨素有关。当时文帝病重卧床,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在身旁侍驾,太子杨广也奉诏从长安赶来。杨广估计文帝时间不多了,就与杨素商量文帝的后事,不巧的是,杨素给太子的回信被错误的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大怒。这时文帝的宠妃陈夫人,哭着跑到文帝床前,说太子要非礼她。老皇帝听到这里,捶胸顿足,大骂道:“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将江山交给他啊?都是独孤害我呀!”并急忙对柳述、元岩说:“快叫我儿来!”二人以为是叫杨广,文帝喊道:“是杨勇!”柳述和元岩就急忙出去拟诏。等在门外的杨素,通过柳述、元岩二人得知,情况紧急,杨广很有可能将被废掉,那么自己又将会什么样的结果呢?想到这,杨素心中顿生邪念,他认为只有将文帝除掉,让杨广立刻即位,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与地位。杨素马上假传圣旨,将知内情的柳述、元岩逮捕入狱,将皇宫宿卫全部换为杨广的亲信,宫门也由杨广的心腹把守,将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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