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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下篇 改造城墙兴衰（图）
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一份修复城墙的报告摆到了市长叶剑英的桌案上。这项报告的起草者是当时的市建设局。他们对千疮百孔的城墙作了实地勘察，并且拟定了修复城墙的简要方案。叶剑英立刻批准了这个报告，责承工程总队予以修复。 1950年，国务院批准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关于“拨专款抢修北京市各城楼以策安全”的呈文，财政部拨人民币15亿（相当于今天的15万）元，对安定门城楼及箭楼、德胜门箭楼、东直门城楼、阜城门城楼、东便门城楼等进行了全面维修。两年后，北京市政府又拨专款对正阳门箭楼进行了大修。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内城的主要城楼和箭楼进行大修，在开国之初财力紧张的状况下堪称奇迹。北京这个华北平原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其古老的城池居然在数百年的烽烟中完好无损。 城墙是古城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徽因说：“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她把保护古代城墙，同学习历史的必要性相提并论。由于新北京的行政中心区从选定旧城，那么，城墙就不可能像梁思成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的颈环”，相反倒可能成为城市发展中的紧箍咒。尽管梁思成为了保护城墙而苦心孤诣地设计了美好的方案，比如把城墙和城楼改建成人们登高望远、饮茶休憩的环城立体公园，但是对“紧箍咒”的破除，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关于城墙存废的讨论从新城市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应当说，这座古代都城完美无缺的平面设计，给它的新主人留下了一道难题，它将一座拥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中。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连巴黎、伦敦这些西方古城，也同样走了不少弯路。新北京自诞生后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始终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痛苦抉择。甚至，早在民国初年，这种抉择就无可回避了。 除了兵火之灾给城墙带来的破坏以外，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就主持了对正阳门瓮城的拆除，以解决日益紧张的交通问题，从而启动了对旧城墙的改造。同年，北京拆除了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瓮城，以修建环城铁路。1921年，当局拆除了危残失修的德胜门城楼，这一时期，皇城的东、北城墙也被相继拆除。 1949年5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刚刚成立，就城墙的存废问题就展开的激烈的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梁思成和华南圭。后者在《北京城墙应该拆除》一文中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清除城郊隔阂，二是内外城建筑风格统一协调，三是整体规划一条环形大路，以城基土壤为路床，省时省工省钱，四是以拆下的城砖六层高楼，可得70万间的建筑面积。 梁思成的数学功底丝毫不逊于华南圭，他同样认真地为“主拆者”算了一笔账：“北京的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就是石灰黄土的混凝土。这些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同岩石；据约略估计，约有1100万吨。假使能把它清除，用由20节18吨的车皮组成的列车每日运送一次，要83年才能运完！请问这一列车在83年之中可以运输多少有用的东西。而且这些坚硬的灰土，既不能用以种植，又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用来筑路，却又不够坚实，不适合用；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料。不但如此，因为这混凝土的坚硬性质，拆除时没有工具可以挖动它，还必须使用炸药，因此北京的市民还要听若干年每天不断的爆炸声！还不止如此，即使能把灰土炸开，挖松，运走，这1100万吨的废料的体积约等于十一二个景山，又在何处安放呢？”【2】 然而，这个苦口婆心的书生显然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移山填海在那个年代里已不再是神话。1958年8月9日，《人民日报》登出署名王启贤的文章《束缚城市发展的城墙》，号召“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形式”，“拔除”城墙“这个障碍物”。 1958年的最高指示曾经涉及到城墙问题：“张奚若批评我‘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3】 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从1950年5月开始，至50年代末，出于筑路需要，北京陆续拆除崇文门瓮城，朝阳门城楼和箭楼（瓮城已于1915年拆除），阜城门瓮城，永定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左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右安门瓮城、城楼和箭楼，广渠门城楼和瓮城（箭楼已于30年代因过于残破被拆），东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西便门瓮城、城楼和箭楼，以及东北角楼城台（箭楼已在1920年因残破被拆），西北角楼的箭楼和城台，西南和东南角楼的城台（箭楼均已于30代年因残破被拆）。 永定门瓮城消失于1951年，取代它的是一条宽阔的马路。现存于清华大学的一份档案记载：“梁思成先生曾对市政府表示极大的不满。”梁思成设计出一个方案，即将城门作为环岛，以方便交通，并在城墙上置花池、建凉亭，但这一方案未被采纳。 拆除这些城楼和城墙的时候，它们的确大都残破不堪，拆城工作本着先拆危倾部分，后拆残缺部分的原则，有条不紊地进行。1959年7月，为防止因夏季暴雨带来塌方导致伤亡事故，北京市决定拆除工作暂停。 余下的城墙和城楼，本来已经做出保护的决定。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演变对北京的城市格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我们今天还会看到许多城墙和城门遗址。1960年2月，市文化局向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