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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民”。这个称谓随着皇城的消逝而瓦解。甚至作为地名而保留下来的“皇城根”三个字，也被改为“黄城根”。XXXX年，一座“东黄城根遗址公园”出现在市民面前，皇城东段的一截城墙得以保护，使我们得以通过这截短短的城墙，想象那道不可逾越的界墙。 2001年初，又有一段皇城墙址在西段显露出形迹。这一年，北京市文物部门在清理西黄城根明清皇城城墙遗址时，发现一段明清皇城墙基础，以及一处明代涵洞及沟渠。与此同时，明清皇城为什么不是距形，而是西南缺一角，再度引起关注。我们从清代吴长元所辑《宸垣识略》卷三“皇城图”中，发现了皇城西南这一折角，而这次文物清理，使得西皇城城墙的形貌清晰起来。已出土的南墙约有三点五米，西墙七点八米，外侧墙体为残壁，内壁保存较好，露明部分距现地表零点二米，残高一点三米，采用磨砖对缝、一顺一丁的砌法。 除始终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天安门外，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只作为地名存在，人们在走进新东安市场的时候，很少想到它的名字里与从前皇城某个城门的联系。充分敞开的商场大门表达着永不拒绝之意，而那门禁森严的古城门，已经消失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上篇 营城内城与外城：砖彻的盔甲（图）
1957年，永定门城楼、箭楼同时拆除。 2003年，北京市决定重建永定门城楼。 重建引发的争议并不亚于拆除。有人认为这是在制造假古董，有人则认为重建总比不重建好，恢复传统中轴线最南端的标志性建筑，至少可以保持古老的中轴线的完整性。有报道说，这好像是“一个离家外出很久的人突然踏上回家的路。”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之前，北京城最早的南大门，不是永定门，而是正阳门。在外郭城修建以前，没有内城和外城之分。正阳门，实际上就是北京城的南大门。它以高俊挺拔的姿态出现在中轴线的南端，如同一个高大的武士，把它所捍卫的帝王宫殿护佑于身后。而那层层叠叠粗糙的砖石，则如他甲胄上蒙尘的鳞片。 豪华的宫室需要坚固的城池来保卫，这表明了权力与武力的互生关系。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踌躇满志的明成祖朱棣完成了都城城墙的营建。这一年十一月初四，他正式颁布迁都诏书，诏书中以华丽的修辞赞美了营建北京这件盛事：“爰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天人协赞，景贶骈臻，今已告成。”并于第二年新年，在新都城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然而，他所修建的北京城垣，许多都是在元代城墙旧有基础上加砖修葺，月楼、楼铺也不完备，显露出他定都建都的匆忙。帝国的都城显然不能如此敷衍，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正统皇帝就命令太监阮安、督都同知沈清、工部尚书吴中平率领军匠夫役数万人，重新修建北京九门城垣、城楼，用了三年时间，最终完成。 作为军事上的致高点，正阳门一直是北京城最高的城门。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 一场大火烧毁正阳门。重新修建势在必行。万历时期，吏治腐败，宦官专权，这件肥差，很快落入太监手中。当时提出预算需用白银十三万两。管理工程的衙门工部营缮司郎中陈嘉言，在当时王朝里是比较开明的人，他认为这个预算开支太大、结果只用了三万两白银就报销完工，正阳门的重修成为他触怒太监的导火索，不久，他便被朝中太监清洗出局了。 170年后，又一场大火烧毁了正阳门箭楼。这一回，王朝已经颠覆，紫禁城的主人，已是大清皇帝乾隆，惟一不变的，是无论拥有多么英明的君主，大规模的建设，照例赋予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的机会。箭楼重建时，乾隆皇帝曾经命令换用新的砖石，可是当时管理工程的大臣们却阳奉阴违，仍利用旧券洞进行修筑。修成后由于砖石过于沉重，原来旧洞出现内裂现象。按清代的规制，负责督工的大臣英廉、和戎荒茏约呵肭笈庑蕖Ｇ〉笔弊冀藿ǚ延靡话胗捎⒘雀旱＃话胗烧饪АＫ闶嵌杂⒘某头！Ｕ饧录锹荚凇肚∈德肌分校挥屑锹枷吕吹模怯⒘⒑瞳｜等人，会把对自己的惩罚，一点不少地转嫁到黎民百姓的头上。 正阳门为重檐歇山三滴水之楼阁，灰筒瓦绿琉璃剪边顶，气质素朴庄重，与它身后的天安门、午门等宫殿建筑的红墙金瓦形成鲜明的反差。让人联想起关隘的月夜弓刀，与深宫的歌舞升平。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正阳门，是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新兴建的。这一年1月7日，外逃两年的慈禧老佛爷由保定府启銮，坐火车至马家堡，乘轿至永定门还宫。是时，正阳门城楼早已被八国联军英军中的印度士兵在取暖时引燃烧毁，在一片破败的景象中，只好在城台上临时搭建一座“彩牌楼”，多少算是装点些脸面。内城的正门再一次面临修复。可惜，原来的图纸连同工部的工程档案一起被八国联军烧掉了，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它最初的影像。由于它是按崇文门、宣武门的形式修建的，只不过根据地盘广狭，将高度、宽度酌量加大一些，这反倒使我们可以推测已经消失内城南面的另两座城门——崇文门和宣武门的轮廓。 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给事中朱伯辰的上言，再次改变了北京城的格局。他要求在原有的城池之外再环绕一圈城郭，以抵挡蒙古俺达部铁骑的骚扰进攻。是年闰三月兴工，却因工费高昂，朝廷无力支撑，在南墙建成后便匆忙北折，与原有城池衔接，形成凸字形城墙。于是，位于外城南垣正中的永定门，就取代正阳门，成为北京城的南大门。外城的城楼以永定门最高，城楼高约廿米，与正阳门遥相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新筑的外城把原来古代所谓行祭祀之礼的天坛、先农坛围在城区中了。这是突破周礼制度的都城规范的一次较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建筑通常避免门门相对，即使寻常人家的四合院落，也有照壁、垂花门，将宅室与院门相分隔。只有北京中轴线上的门阙，遥遥相对。《马可·波罗游记》描述道：“那城中的街道是非常的宽阔，可以由一端看见它们的另一端。它们是特为如此布置，可以由这门看见对面的门。”从永定门、正阳门、大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到太和门，一条通衢穿越重重城墙，从市井民间通往豪华的太和殿。当然，只有帝王是这条直抵金銮御座的大道的法定通行者。在帝制时代里，城楼和箭楼正中的门闸，对百姓永远不会敞开。 古人在大地上制造的巨型景观中常常包含着特别的寓意，只有上天了如指掌。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上天的视角，也就不可能从一鳞半爪间，读懂这些专门为天空呈现的图画。2003年（？），一组在北京上空遥感航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人们发现中轴线上的古代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形貌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的科学家，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他们将遥感照片与历史资料相互印证，最终惊奇地发现，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建造中，暗含着两条巨龙的造型—— 一条是水龙，另一条是陆龙。 古代建城者的图纸早已消逝，学者们试图依靠科技手段，勾勒出古人最初的想象——南海是水龙的龙头，湖心岛恰好是龙眼，中南海和北海构成龙身，什刹海则是龙尾，颇富动感。陆龙俯卧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天安门宛若龙吻，金水桥为龙的颔虬，东西长安街仿佛龙的两条长须，从天安门到午门一带是龙鼻骨部，太庙和社稷址如同龙眼，紫禁城恰似龙的龙骨龙身，四座角楼好象是龙的四爪，伸向八个方向，景山、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构成龙尾。而龙头前方的宝珠，正是正阳门。通览北京中轴线上的古建筑，呈现出巨龙锁珠之势，演两仪、四象、八卦之象。 也许是有意的设计，也许天然的巧合，但这一发现都揭示了城台门阙间某种神秘的联系，引导我们从一条新的路径，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 上篇 营城苦海幽州（图）
叫卖声悠扬清冽，像远方的泉水。老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卖水人的形象。每当城门刚刚打开，他们就推着木制的水车从郊外进城，在微明的天色中走街串巷，或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坐下，等待人们来买水。老北京儿买水的习惯，在今天看来颇为费解。北京人喜欢喝茶是出了名的，城里到处可以见到各种茶馆和茶棚，然而，在这种喜好的背后，潜藏着某种矛盾，那就是——北京这座喜水的都城，很早以前，就面临用水的危机。 在中轴线两侧，我们可以和很多河道湖泊不期而遇——北护城河、后三海、前三海、紫禁城筒子河、内金水河和外金水河、菖蒲河、永定门外南护城河、南苑的凉水河等等。还有许多河流消失在时间深处，比如前门外的护城河。刘半农20年代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北大河》的文章，记载了一条流经沙滩红楼北京大学门前的无名小河，这条小河，唤起了他关于江南水乡的某些回忆。穿梭的河流，使这座用城墙围起来的都城显得飘逸和灵动。 无论是从实用还是从风水角度考虑，都城的建设，显然不能把水源置于不可企及的距离之外。北京的城市史印证了这一原则。无论是战国时期的蓟城，还是金朝的中都城，都把莲花池水系作为生命之源。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抱着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勃勃雄心，从原来的都城和林（今外蒙古哈尔和林一带）来到燕京。最初的日子里，他一直住在金中都西北郊的金代离宫中。显然，被这片湛蓝的湖水所打动，时常在楼台上，沐临太液秋风。他看到了在蒙古草原没有看到的景象。从他所居住的琼华岛广寒殿刚好可以取得俯视湖水的最佳视角。汉人从陌生的蒙语发音中第一次听到了一个有些夸张的称谓——海子。 “海子”在蒙语里是“花园”的意思，但忽必烈从湖光山色中得到的，并非吟花弄月的雅兴，而是征服更大水域的野心和勇气。每到阳春三月，这位意气风发的蒙古大汗都要离开宫城，“向东北方向行进，一直走到距离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十四年后，这位缔造了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的元世祖，派出了第一支东征日本的海军。颠簸的战船取代了摇晃的马背。但是，在1281年第二次东渡之后，这一计划宣告彻底失败。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 不管怎样，北京接纳了这位草原英雄。定都北京几年之后，一座新的都城围绕海子在大地上展开。从上一集中，我们知道北京城的设计中隐藏着两条龙的造型。那条水龙，就是今天的前三海和后三海。前三海在元代被称为太液池，而后三海则称为积水潭。把湖泊纳入都城版图，并把湖泊东北岸的钟鼓楼—后门桥一带作为城市中心点的设计者，是一个儒释道、天文地理历法样样精通的汉族僧人，忽必烈给他赐名为——刘秉忠。 就这样，莲水池水系的衰落，使城市的版图漂移到水流更丰沛的高梁河水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液池与积水潭相距咫尺，在当时却不相通。显然，这是营建者有意为之。 一条古船能否载着我们返回岁月的彼岸？这条长达17·5米的明代古船，1998年，在通州被意外挖掘出来，斑驳的船身如同一片凋零的树叶，终止了时间的延续。但这只巨大的船舶却分明透露出大运河昔日的繁华。 一位名叫郭守敬的官员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二环路旁的这座祠堂，是元代的都水监，相当于水利部，郭守敬曾在此办公，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是在野外勘察和实测。他为北京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开通大运河的最后一段通惠河，大运河终于伸入了北京城，积水潭成了“船舻蔽水”的运河北部终点。这一工程中包含着一项巨大的奇迹。 北京地区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如何使船只由低处的通州张家湾驶向高处的积水潭呢？这道难题几乎取消了将大运河引入都城的中轴线上的可能。然而，郭守敬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的方法是：沿河建造了24座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这个设计连元世祖忽必烈都有茅塞顿开之感，亲临巡视时，这位金戈铁马的统帅露出孩子般的笑意。显然，他喜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