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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这就是行“仁政”）。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周文王和商汤就是这么胜利的！
所以，孟子这里讲的就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的崇君），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的，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令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吗。于是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众宽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
所以，积极的办法就还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对外打仗，又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用赏罚的办法调动自己的臣民努力耕战。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也就没有让他做官的意思。
孟子离开魏国以后，又对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行仁义、行“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它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归纳起来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有几个“雷锋”和“焦裕禄”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点。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点和《吕氏春秋》的观点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过，孔子发明的，孟子推动的这种儒家的仁义教化的理论，这一治国用的理论，虽然实际功效难说，但它用于个人品德教化，倒也确实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若干美好品德的要求。所以，《论语》这本本来谈仁义治国的书，现在作为道德修养的书来看，来影响中国人，美化我们的伦理观念，提供若干道德箴言，还是可以用的。实际上，这种书目前也只能这么看。
（三）
好，现在我们就接着看《论语》这本书，希望你不要因为看了上边的分析，而减少了关注这本书的兴趣。就像晋文公重耳的老师胥臣说的那样，有些古书上的道理，我们虽然没有能力办得到，但知道知道也是好的。呵呵。
“学而”第八句：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孔子说：君子（就是血统高贵的上等人）要表现出正经的样子，否则就失去威严。是啊，你取得这样的社会地位，当了卿大夫家族的掌门人，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而是凭着血统，那只得装装样子——像英国王室那样摆摆样子——才能吓唬到别人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君子不重则不威，对我们普通庶人，是没有太大修身的借鉴作用的。庶人再装严肃，也是庶人，就像犬羊，蒙了虎皮，也不会就是大王。庶人得凭自己的本事和能力来证明自己。
第九句：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这又是可爱的曾子说的，他要求把丧礼要办的尽量严肃认真一些，对于死去的长辈们，经常想着他们，这样，民风就变得笃厚了。
为什么要对丧礼这么恭敬，对先人如此追思呢？因为，在从前，大家族的先人，对国君是一贯恭敬的，一般的庶民的先人，对大家族掌门人是效忠和服贴的。所以，咱们经常想着一点先人，势必就能延续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存习惯，从而保持了国君和大家族这些在金字塔上已经处于高的阶层的既有位置。这对于孔子的那一个中心，当时是大有裨益的。社会的既有秩序就可以一直传下去了。如果对死人和死人从前的行为观念都不当回事，甚至敢于上去踏上一万只脚，那么，社会就要改变它的既有运转机制了。
如果民国时代，鲁迅、胡适这帮人，能天天想着先人，慎终追远，他们是绝对不会喊出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鲁迅、胡适都是受了儒家教育的，但是他们最终却敢于不听儒家老夫子的教导，不尊重先人们规定好了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机制。这就见出，儒家的这一大套教化，终于是力量有限的。在鲁迅、胡适以前的明清时代，之所以人们接受这套教化，我看，不是因为这套教化太有力量，而是皇帝规定的那些社会结构、土地政策、职业模式、开科取士的控制士人的官僚体系（一大套属于法家范畴的体系），约束得这帮人没有办法不接受皇帝得这一套儒家思想。当皇帝被冯玉祥将军客客气气地请出了紫禁城以后，专制的法家体系全部瘫痪，儒家的思想再声嘶力竭，人们也不再装着信奉和受用了。
所以，还是那个老观点：经济、法令这套物质机制，决定着社会秩序和人们思想，而儒家的书本上的教化，其实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真能为人们洗脑。
教化，永远只是锦上添花的附丽的事情。以为教化就可以管理社会，而没有实际的绊在他脚上的东西，我看是行而不远的。有了脚下绊住他的东西，再加些教化，就可以尽善尽美。没有前者，而只有后者，后者也就只能向孔子老先生那样四处碰壁了。
第十句：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这是两个弟子之间的对话。其中的子贡后来变成了一个带有纵横家色彩的商人大款，有着肥马轻车，但是子贡很聪明，又善于辞令。孔子对他又爱又讨厌。爱的是他的聪明，讨厌的也是他的聪明。
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师周游到各个国家，当地的君主大臣都拿国事来咨询他，这是他上赶着求到的呢，还是人家主动乐意请他的呢？”
看来子禽是个官迷。子贡说：“孔老师温、良、恭、俭、让，人家都敬佩他，所以请他啊。孔老师就算是求官，也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这一节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挥的，只是说只要你有本事，是珍珠总是要发光的，是屎壳郎总是要升天的。不过呢，我觉得孔子没有一点炒作，也不是容易发光的。周游列国本身就是送货上门啊。
第十一句：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是孔子教导大家族的掌门人的。所谓大家族，就是三桓之类，卿大夫家族，他们有世袭的封邑和官位。当时的政治，就是这样几家大家族的联合政治，是一种近似的“贵族民主”政治。说它带有民主，是因为几家贵族和君族之间互相制衡，所以没有后来皇权时代那么一元专制。
孔子说，父亲在当掌门人的时候，儿子没有什么事干，所以主要看他的政治观点。父亲死了，他接班当掌门人了（同时是国家的官），就看他的行为表现了。如果他在三年里边，不改变父亲的政策，那这也算是孝啊。
这跟“慎重追远”是一个意思。孔子说这些话，大约也是对着三桓来的。三桓的先人，是比较奉承国君的，可是现在的接班人，却咄咄逼人，改变了先人的作法，这大约算是不孝啊。
抛开具体所指来看，孔子总是希望儿子遵从老爹的那一套观念和机制，这样既有秩序才会万年不坏。孔子讲话发言，处处都是为了维护着他的那“一个中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思想，才在后来皇权专制时代被统治者笑纳和定位国教。
当然，法家的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