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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正午 - 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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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捅刀劈之时,不知这位大将是否后悔自己召来了作为“掘墓人”的大侄子。
  杀掉扶余福信,扶余丰连忙派使,分往高丽和倭国搬兵。高丽没啥大动静,倭国却迫不急待,他们也效“围魏救赵”之计,派兵数万进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廷也没大意,急诏右威卫将军孙仁率近一万唐兵从海路乘军船驰援。两军会师百济城,“兵士大振”。也难怪,孙仁唐军不仅带来生力军,又有坚船斗舰,大量补给、辎重也随船而至,难怪唐兵欢天动地。
  唐军诸将议事。有人建议率先进攻当水陆要冲的加林城。 
  刘仁轨不同意。“加林城险固,急攻则伤损战士,围守则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今韩国扶安,位于白江河口上游左岸)。周留城乃贼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恶务尽,须拨其源。如克周留,则诸城自下”。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我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我中华天朝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成了水怪沉到白江口水底喂了王八。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估计是被杀、淹死或在逃跑途中让自己人干掉。早知如此,当初他还不如留在倭国吃生鱼片呢)。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终于心悦诚服地挨了中华天朝一顿猛揍。
  “百济诸城,皆复归顺”。就连降而复叛的百济大将黑齿常之等人,也乖乖诣刘仁轨军营投降。黑齿常之后来还成为唐朝得力大将,威振朔方。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本来,显庆五年高宗征高丽,时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监统水军,因中途遇风失期,到达战场时晚了一天,被削夺官职“以白衣随军自效。”正是因为百济余孽跳梁,倭奴渡海送死,白江口一役,终于成就了刘仁轨一世威名。值得一提的是,刘仁轨乃文官儒将,破百济时已是六十老翁。
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几年后,权臣盖苏文病死,其诸子争权,长子泉男生为二个弟弟泉男建、泉男产所逐,穷急之下投奔唐朝。在这个“内奸”带路指引下,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我天朝治地。可笑的是,类似中国《推背图》的《高丽秘记》中早有“预言”:“不及九百年,当有八十大将灭亡”。高氏王族自汉代起据有高丽,一直到灭亡,当时正好恰恰快到九百年,唐军主师李勣时年八十。严丝合缝,预言得中。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估计傻哥们至死连驴也见不到一个。
  但没过两年,唐军与吐蕃作战失利,先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至公元676年,安乐都护府两次先后由平壤退撤至辽东。鉴于吐蕃的压力,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逐渐萎缩。677年,唐廷相继撤走高丽和百济旧地上的汉族官员,送原高丽王高藏回国,想扶持这个“傀儡”继续唐朝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为牵制高藏,唐廷又派泉男生和原百济王子扶余隆驻守辽东附近地区。果然,不久高藏又想“独立”,为扶余隆或泉男生所告,立刻又被擒押回长安。
  本来一直被高丽、百济联军差点灭国的新罗,狗仗人势,借大唐军队平灭两个主要敌手后,狼子野心,开始想独霸朝鲜半岛,并与唐军发生规模不一的军事冲突,同时,新罗不断接纳百济和高丽逃亡兵士,蚕食两国旧地,日渐坐大。
  武则天掌权后,把国内的李唐势力和异己官僚势力视为心腹大患,根本顾不上朝鲜半岛。接二连三,又有契丹、突厥问题相继出现,她就在公元700年(武则天久视元年)下敕:“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入为蕃,以作为绝域”――完全视高丽旧地为外蕃,再不把其当作唐朝固有境土了。新罗蹦达了数年,出来一个靺鞨族为主的部落在它旁边建立了震国。713年,大祚荣改国名为渤海国,与新罗南北对峙。
  倭奴虽大败,但失败确实是成功他妈。倭人本性就是欺软怕硬,此后一直乖乖当孙子,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天朝偷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乍一看,倭奴国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中间元朝击倭不算数),近一千年间倭人未敢和中华天朝叫板。所以,白江口之役,击闷同时又击醒了倭人,福兮祸兮,真不好说。
  倭人在明治维新以前,常以“汉土”、“唐土”、“中国”称呼我们天朝。以后倭奴有了点银子,大了些胆子,就以支那(罗马字母为SINA)音译来称乎天朝。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及“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也一直以此称谓来称呼中国。美国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日本人尿了,没有“玉碎”反而“下跪”,并被盟军勒令禁止蔑称中国为“支那”。时至如今,日本右翼们,比如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仍称中国为“支那”。据一些专家考据,支那音译原为无贬意,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其实,称呼并无所谓,“日本人”如果从我们中文的字面上解,就是“f##king myself”,大家也没有谁振臂较真。至于小邦心态,改“汉城”为“鼠尔”者,更是不值一晒(鼠尔,鼠尔,鼠辈安敢尔)。当然,日本首都市长仍称中国为“支那”,我们国人大可遵旧称管这个东邻叫“倭奴”,因为古史上这样记载,它的天皇向天朝上书这样自称,中华皇帝赐它的金印也是如此称呼(日本自己出土的,本来是炫耀它“久远”历史,真假不知)。
  (笔者虽精通英、法两夷之语,但对倭文和朝文一无所通,所以,白江口一役史料,绝大多数取自中国传统史料。)

嗜血的妇人——女皇武则天的杀戮一生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天下渐平,诸事晏安。一日,忽然太白星白天显现于天空,且一连多日不断出现这种天文景象。古人迷信,唐太宗君臣一边自我反省政事阙失,一面让主管天文的太史“勾沉典籍”,进行推占。不知是查了《易经》还是“扶乩”所得,太史奏报:“女三昌”。面对如此玄玄乎乎三个字,太宗君臣商量了半天,也没整出什么头绪。同时,民间又有谶言歌谣传入内廷:“当有女武王者”――“女”了半天,李世民百思不得其解,“心多恶之”,总有不祥之兆的种预感。
  唐太宗朝君臣关系十分欢洽,一天晚上,李世民在内廷宴请心腹武官多人,飞觞仰饮,大家好不痛快。喝到一半,为了使气氛更加融洽、欢快,太宗令诸将作酒令,各自报出自己儿时的小名,以此作引,以博戏乐。轮到左武卫将军李君羡,这位将军长身虎须,一脸络腮,自报小名:“五娘子”。
  话言刚落,殿内的武将们笑成一片,东倒西歪。太宗初听李君羡的小名时也不禁发噱:“何物女子,如此勇猛!” 
  电光石火之间,太宗面色忽然一变,低头沉吟。当然,与宴的诸位武将,包括李君羡自己在内,均未注意李世民当时面部表情的变化。美酒醉人,皇帝又是主人翁,天大的面子,谁能不尽醉方休! 
  李君羡,洺州武安人(一个“武”),封武连郡公(两个“武”),时为左武卫将军(三个“武”),值守玄武门(四个“武”,玄武门是宫城最重要的咽喉要地,因此有数次宫廷政变都在此处发生,包括洛阳宫的玄武门,均是“制高点”),当然,最要命的,当属李君羡小名“五娘子”——“女三昌”、“女武王者” ——莫非正是这位身为皇家禁卫军的李姓武将? 
  太宗宴毕,退至寝殿,细思李君羡为人。此人也是武艺绝伦之辈,本属王世充贴身侍卫官(骠骑),因讨厌王世充的为人,潜结数人从洛阳城中潜出,投靠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太宗引为左右,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前后赐以宫女、马牛、黄金、杂彩,不可胜数。” 
  就是这样一个武功盖世、一心事唐的壮士,神勇与尉迟敬德、秦数宝相匹的猛将军,恰恰因为自己当年的一个小名“五娘子”,使得太宗皇帝浮想连翩,夜不能寐。
  “会御史奏(李)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相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史书为尊者讳,给人一种李君羡倒霉,有人牵告他。其实,肯定是太宗李世民杀心顿起,为后世天下计,派人诬引,杀掉了这个他认定符合谶谣中的“女武王”的将军。人要倒霉,祸从天降,李君羡将军正是这种倒了八辈子血霉的晦气包,一人被杀不说,株连三族。上百人头落地,起因竟在于两三句的“歌诗谶言”。
  没过几年,听说工部尚书武士鷿女儿貌美,时年十四,太宗一时兴起,召小姑娘入宫破瓜。女孩圆脸大眼,媚笑动人,太宗名之为“媚娘”。尝了几口,也觉平平,胖丫头肉紧腮圆,双目炯炯,不是太宗喜欢的那种温柔类型,但毕竟是高祖李渊老友武大叔的女儿,怎么也得给个“才人”封号。恰恰是这个武才人,才真正是那个应谚的“女武王”。日后,数百上千李姓凤子龙孙,皆被这位当时的肥胖闺女弄死。她还化唐为周,差点让唐朝三世而亡。
  
茅庐初出——武才人与太宗、高宗的父子“情缘”
  说起武则天,笔者想起那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少女刘胡兰。看客至此,可能大有晒然之意:武则天和刘胡兰有什么关系,难道这位女皇帝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当然不是,武则天吗,生的很胖,死的很差。老武与小刘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个人皆是山西文水县人,真正的老乡。文水县因境内有文峪河而得名,西依吕梁,东靠汾河,春秋时名平陵,战国时称大陵。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篡唐,自立“周”朝,便改自己老家为“武兴县”,武兴者,武氏由此兴也。中宗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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