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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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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脱离生产;工人对厂方提出的要求条件,应交工会加以研究分析,由工会向厂方交涉。一切劳资纠纷都由总工会集中审查解决。一句话,不能因为眼前的利益妨碍了长远的利益。
  黄敬称之为:“不要吃母鸡,要慢慢吃鸡蛋。”
  不管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总之,“母鸡”不能杀来吃,“鸡蛋”也还要“慢慢吃”。
  “吃鸡蛋”,也要大家来吃,当然包括资本家。
  刘少奇感觉到,必须给资本家“交底”,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
  1949年4月19日,刘少奇邀请天津市工商业资本家座谈,参加的有李烛尘、周叔■、宋■卿、朱继胜、边洁清、孙冰如、劳笃文、资耀华、王翰庭以及其他各工商业界的人士等。这些工商业界人士都是天津市工商业中占较大部分的私人工商业者,比较知名。
  因为刘少奇是从北平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资本家们在谈话时就流露出探刘少奇的底的意图,看到底共产党对他们资本家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他们说:“你是中共中央。”
  刘少奇非常干脆:“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能发展。
  他对紧张的劳资关系提出意见:“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
  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起来,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人说,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点点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有人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
  “这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刘少奇说。
  资本家李烛尘憋不住谈到:前不久,他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李烛尘不仅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刘少奇批评了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笑笑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现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2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四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刘少奇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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