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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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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堂的情况,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还认为有许多优越性。下来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挑水啦,砍柴啦,炒菜啦,什么都由专人来干。一家一户,哪有专人来干这些的?看来农村办食堂没有什么优越性。你认为食堂不好,群众大都不愿意办下去,那你敢不敢回去宣布食堂停办呢?”
  王升平犹豫了一下。刘少奇接着说:“你就说是省委工作组说的。刮‘五风’的错误,各级都有责任,中央和我也有责任。我回来是向乡亲们承认错误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以后刻一块碑立在这里,或是写个大单子,用镜框框起来,子子孙孙传下去,要大家记住,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
  5月7日上午,刘少奇到首子冲祭扫母亲的坟墓。为革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游子,与母亲离别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革命者,现在却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了。刘少奇忆起自己1925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时,母亲跪在自己面前求恳他不要再干这种不要身家性命的事情,事母至孝的刘少奇在劝慰了母亲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几十年过去了,刘少奇回到家乡,看到的只是一■黄土,母亲已然长眠地下。刘少奇伤感之余,觉得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下午,刘少奇在炭子冲旧居的堂屋里,邀来农民、干部开了一个座谈会。
  “田里工夫忙不忙?”刘少奇很关心农业生产情况。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找你们谈。今天谈谈。”刘少奇点燃一支烟,亲切地对乡亲们说,“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刘少奇当着很多人的面,向乡亲们郑重道歉,心情沉重,“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
  有几个人说:“生产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更苦了?”刘少奇向乡亲们诚恳地诉说自己的心里话。
  “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干了?他们都说还有半塘水,看来旱影响不是那么严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王升平?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有一部分责任,省有一部分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
  刘少奇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散的多。”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刘少奇斩钉截铁地说。
  乡亲们一听刘少奇支持自愿办食堂,支持没有优越性的食堂散,就很高兴地热烈讨论起来。
  刘少奇说:“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做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
  一散食堂就会遇到房屋问题,刘少奇指了指自己的旧居说:“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哪些人来住?有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刘少奇问。
  “包产到户要好。”
  “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谈完话,刘少奇就挨家挨户地串门,察看农民们的生活情况。
  5月8日,刘少奇到炭子冲临时医院去看望正在治疗浮肿病的社员。接着,他又步行前往离炭子冲不远的赵家冲看望自己的大姐刘绍德。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人越聚越多,众星捧月般地簇拥着刘少奇一行到了大姐刘绍德家。
  外甥女鲁新秀听说舅舅到家里来了,赶忙跑回家,连声说:“舅舅,您们请坐,我去泡茶。”
  “泡茶?你有那么多茶碗吗?”刘少奇有些纳闷。
  “碗倒是有几个,就是没得饭吃。”鲁新秀心直口快。
  “那你一天吃几两米?”
  “我吃半斤,妈妈吃七两。”
  “这是用的新秤,还是老秤?”刘少奇详细问。
  “用的是十六两秤。我们这么大的人,舅舅,您看一顿饭吃二三两米怎么吃得饱?”
  刘少奇沉思着,扭头问大姐:“姐姐!你一天吃多少,才能吃得饱哩?”
  “那一天起码要十二三两米”,刘绍德在自己当国家主席的弟弟面前没有丝毫拘束,“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哟!”
  “舅舅,我们所在的那个食堂,这两个月就死了11人,我父亲就是因为吃糠粑粑拉屎不出来憋死了的。”鲁新秀告诉刘少奇说。
  “唉!我很对大家不起,中央对大家不起,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啊!再也不能这么搞下去了。”刘少奇一连声地向大家道歉。
  接着,刘少奇就在外甥女鲁新秀的带领下,看望了几家农民,掀开他们的盐罐罐、米坛坛,看看锅里都烧的什么饭,越看刘少奇的心情就越沉重……
  11日,刘少奇就在湖南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信汇报。刘少奇在信中就农村社员的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5月12日晚,刘少奇在宁乡县委会议室里听取中央工作组关于商业、手工业问题的汇报,这次汇报长达3个小时。
  汇报中,宁乡县商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经营管理漏洞很大,账目不清,甚至无账,同1957年相比,商业人员减少了l/3以上。刘少奇听到这里,感慨地说:“本来我们是会做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那样严重的封锁,都被我们打破了,保证了必需的供应。解放初期,财政经济那么困难,我们也终于使物价稳定下来。可是过去几年的轻率决定,把好的东西搞掉了,现在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
  调查组汇报说:在农产品收购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群众反映异常强烈。当地商业部门向农民派购鸡蛋,有些农民不愿多卖,留一些自己吃,有的干部就说农民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
  刘少奇很生气,说:“你说他吃了鸡蛋就是吃了‘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连鸡也杀掉吃了,把‘共产主义’也吃掉了。所谓‘麻不落地,户不存麻,五寸必打,片麻必收’,这是不懂生产、不懂麻的人搞的。这些口号,是破坏性的口号。这是破坏生产。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割社会主义的肉。”
  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离开长沙回北京,因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他带着一个多月来调查研究的实际情况,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同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准备对国民经济的现状进行调整和恢复。
  刘少奇这次回家乡调查,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材料。他觉得,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是到了非下决心、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回家乡,是刘少奇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去。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要刘少奇回家乡再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直到逝世,刘少奇再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自己的故土。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同一时间作了详细的调查。
  结论是:困难。严重困难。
  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问题,走出困境。
  人们的头脑开始冷静了。自1960年下半年开始的调整,经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五风”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并初步开始纠正。但是,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仍然处于困难之中,城市问题仍然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依然,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仍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和认识,还没有统一思想,对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举措,仍然认为是“权宜之计”,而没有提高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必然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的顺利、切实的贯彻执行。
  为此,刘少奇开始在一系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认清困难形势,切实把国民经济调整执行下去,彻底扭转困难局面。
  5月24日,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全党都不敢触及的问题:反“左”。
  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已反了几年。郑州会议以后,在农村实际上是反“左”的,庐山会议前一段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过没有提出口号。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大家可以考虑。我们党一方面是经验很丰富,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如农业问题,一是大田生产,一是家庭副业把养猪、养鸡搞掉,吃了大亏,取消自留地也是个很大的错误,使生产、生活都有很大降低,对工业的影响也很大。我们全党、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饿了饭,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情况?
  刘少奇说:
  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征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那么,缺点错误和成绩,哪个是主要的?成绩主要吗?缺点错误占主导地位吗?
  刘少奇果决地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首先承担了责任,同时要求全党现在要痛下决心,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顾虑。
  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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