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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雷波尔德的强烈要求似乎肯定能使希特勒于初秋获释。
但是，巴伐利亚州警察局于9月22日密报内务部，提出务于10月1日释放希特勒；若他被“意外”释放，为安全故，他应被押解出境。他一旦获释，暴乱必然会由他而生，“因为他有能量”。
刑法一处对此建议不予理睬，宣布希特勒可宣誓出狱。但是，司法部长提出申诉，理由是，犯人肆无忌惮地违反了来访条例。这一申诉得以维持，出狱宣誓遂遭否决。
希特勒大失所望，但与从前一样，在陈昱的安慰下，他很快便克服了沮丧情绪，重新致力于著书的工作。
“从早到晚”，陈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道：“一直到深夜，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屋里的打字机声，和向我口述的声音。阿道夫也未忽视其元首的责任。在慕尼黑起义周年纪念日，他深情地向集合在公共室的政治犯发表演讲。他一方面全盘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又向他们解释失败的历史原因。元首的真诚和崇高的道德深深地打动了听众……”
其实这个时候的陈昱并不知道，他从始至终都在记录着的笔记，会有多么的重要，甚至在未来会和《我的奋斗》一起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资料……
11月已过，但仍未有近期内出狱宣誓的迹象，阿道夫·希特勒与先前一样坚韧不拔。
“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这是在11月份的时候，希特勒反复对陈昱说的话。
不过对于这一点，陈昱并不是特别明白。
希特勒反对犹太人，但这和中国方面却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希特勒的声音也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以及大总统萧天本人的特别代表，频繁奔走于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政府，不断的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敦促尽快释放一位“伟大的战士，具有高尚道德的君子”。
而在中国国内，支持希特勒的游行也一次接着一次进行着。
一切迹象都已经表明，只要希特勒一天不得到释放，中国政府的努力就一天不会放弃，无论这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工作。
这些事情，都不断的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中，曾经那么渴望自由的希特勒，在此情况下却变得如此冷静。
“我会出去的，我的朋友。”他对陈昱说道：“当我离开监狱，我发誓我会寻找到最合适的机会，去看看中国，哪怕是以私人的身份。我恳求您，我的朋友，能够担任我的向导……”
“我会的，阿道夫。”陈昱微微笑了：“我很高兴我有这样的荣耀，在那里，你会看到在我的国家，你有多么的受欢迎，就和我们的大总统一样受欢迎。而且我坚定不移的相信，我的大总统也正在那迫不及待的想要见到您……”
“除了你的大总统之外，我还想要见到我的恩人……”希特勒并没有把自己的隐私说出来。
其实，自己很早以前就欠中国人的情了。
自己曾经成为过中国人的俘虏，如果不是那次中国人慷慨的把自己释放了，天知道现在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
但这还不是最让希特勒感激的，最让希特勒无法忘怀的，是在自己成为国社党领袖之后，中国人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也许是中国人根本没有在意过当初那个小小的下士，也许是中国人从来不愿意提起。但是，希特勒宁愿相信是后者……
11月底，巴伐利亚政府终于抗不住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宣布提前释放陈昱。
在告别的时候，陈昱淡淡的，但是却坚定的对希特勒说道：“我绝不会放弃努力，我的政府也不会，为了释放您，元首！我相信还有很短的时间，您就会重新获得自由。到了那一天，我会亲自来迎接您的。”
“我相信。”希特勒用微笑回应了自己的朋友：“除了你，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迎接。感谢这些日子以来你为我的做的一切。希望您今后还会成为我最信任的助手。”
陈昱获得了自由，而希特勒的自由也并不遥远了。
12月中旬，有又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希特勒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而此时他已经准备和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在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双重压力下，下令立即将阿道夫·希特勒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
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离开兰茨贝格时，大家都哭了，包括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但是希特勒却觉得非常自豪，因为他已经把他们争取到希特勒事业的一边来了。
那天，天色阴沉。陈昱信手了自己的诺言，出现在了监狱门口。
当见到希特勒的时候，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进行了长时间的拥抱。然后，陈昱打开了车门：
“我们回家吧，元首！”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
回到家中的时候，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些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希特勒兴奋地告诉陈昱。
陈昱是这么记录这段岁月的：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作出估价。
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
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写什么？”妻子把一杯咖啡放到了陈昱面前。
微笑的握住了妻子的手，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啡，陈昱缓缓说道：“我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当然，是在我的任务完成之后。对了，看看我新的记录……”
陈昱把笔记本递给了妻子，妻子接了过来，看到上面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岐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我发现，希特勒有段时候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
正在那说着，阿道夫的声音已经出现在了楼下。
陈昱夫妇急忙站了起来，才走大楼梯口，就听到希特勒在和自己的小儿子大声说笑着什么，看到陈昱夫妇，希特勒笑着说道：“嘿，我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总得给我弄点什么吃的……”
陈昱的妻子笑着帮他们准备了晚饭。晚饭后，他们分发了藏在点着蜡烛的圣诞树下的礼物。之后，陈昱、希特勒和陈昱的小儿子围着钢琴而坐。陈昱弹了一首《军队进行曲》，这显然鼓舞了希特勒。
希特勒倒背着双手，像军人似的，在室内来回踱步，脑中想起了大战中的情景。他还为埃贡模仿战场的情况，有火箭炮声，75cm口径的大炮声和机枪声。有时单项模仿，有时所有声音一起来。
接着，他谈论了政治，慢慢地又演变为反犹的长篇大论。陈昱更加认为，他的反犹主义已取得了更具体的种族味道。希特勒相信，华尔街，甚至全美国，都受犹太人的控制。接着。
看着为他们端来咖啡的陈昱妻子，希特勒显得有些羡慕：“要是我也有一位妻子这样照顾我就好了……”
“您可以考虑一下结婚，元首。”陈昱微笑着说道。
“不，绝不！”希特勒大声说道，情绪显得非常激动：“我永远不结婚，因为我已奉献给了国家！”
第494章 陈昱的笔记
圣诞和新年过后，希特勒很快就投入到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之中。
陈昱重新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稍加整理，便把自己脑海里想的通过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自从兰茨贝格出狱以来，他就生活在半孤独中。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交场合，他都感到很难适应。他下决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与埃塞和波纳进行幕后讨论的范围内，拒绝透露自己的新打算，尽量推辞与前来讨教和祝福的崇拜他的人们会见。与此同时，他也避免错误地给普通的追随者泼冷水。这样，他的沉默反而使他们更急于听到他的首次演说。
为了更快熟悉近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急剧发展，他需要集中精力和不受干扰。在法国，曾要求占领鲁尔的统治集团业已下野，上台的是一个较有妥协性的政府。关于战争赔款问题，不久前，盟国已通过决议，同意让德国较公平地赔偿。在经济战线，由于稳定了马克，经济不致再急剧地出现混乱情形。与法国和平解决问题以及经济的恢复这个双重的前景，意味着希特勒的政治资本已被剥夺。
另一方面，社会也发生了变化，给他提供了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步入政界的机会。技术的迅速发展，都市化、人口的分散，以及过去10年来的工业化，使中产阶级土崩瓦解。小商贩、自食气力的商人和农场主，也处在风雨飘摇中。在通货膨胀期间，遭遇最惨的是中产阶级。这些人比工人阶级较优越富裕，但其富裕却又连同他们的节省和资本一起全被消灭净尽。许多人将其不幸归咎于赤色分子和犹太人，他们正将痛苦转化为仇恨。这样，他们对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便易于接受了。
新的一年给他带来了众多的机会和困难。他的政治前途如何，这就要看他对付这两者的能力如何了。作为第一个行动，他于1925年1月4日作出了与新任巴伐利亚总理海因里希·赫尔德休战的姿态。他单独与赫尔德谈了半小时，保证忠诚于新政府并提出与他合作，共同反对赤色分子。他保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仅使用合法手段。他给赫尔德留下了如此良好的印象，以致使赫尔德于当晚便称‘这头野兽已给制住。我们可松松链子了’。
2月27日，希特勒公开返回政界。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勒——他发动起义的地方——举行的党的会议。他讲，他定于晚8时开始讲演；但从下午开始，这间啤酒馆门前便开始排队。下午6时警察关门时，大厅内已挤满了4000名听众，而门外还有1000人不能进场。几乎全国的国社党人都来了，只有3名要员未来：罗姆、斯特拉塞尔和罗森堡。
大厅内的慷慨激昂情绪几乎与起义前夕的情况相差无几。当希特勒沿着过道走上讲台时，热情的追随者纷纷挥动啤酒瓶，向他欢呼，还互相拥抱。
他的眼光超越了党的领导人，向远处的广大党员呼吁。他的话是激烈的，但并不开罪任何一方。他并未详尽地列举1924年争吵的谁是谁非；他故意闭口不谈。他称鲁登道夫是‘运动的最忠诚、最无私的朋友’，敦促‘还向着老国社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