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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孙子〉:兵以诈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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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
  我们先说日本。
  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
  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
  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了六种《孙子》书。
  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
  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
  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
  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
  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
  他俩是欧洲的孙、吴。
  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
  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
  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
  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
  (六)向鬼子学习
  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
  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
  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

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
  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
  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
  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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