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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狂飙 作者:伍近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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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片刻,说:“恩来同志,关于‘三人团’,我看,我们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会不知道吧,已经有人在说,要开个会,把我们轰下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赞同开这个会的。因为,恩来同志,我是怎么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经验不足。”周恩来说:“个人的得失就放到后面去吧。要说起责任来,我的责任还小么?”就这样,博古勉勉强强同意开会。

  应当说,把会议提到日程上来,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周恩来的事。周恩来回头又找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征求怎样把会开好的意见。他在找毛泽东交谈时,在说了他对会议的一些想法之后,说到了博古对开会的勉强态度,也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说:“泽东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准备通过会议的总结,请求中央解除我在党内军内的职务。”毛泽东好久没吭声,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周恩来说:“这并非戏言。”毛泽东这才说:“恩来同志呀,你赞成开这个会,操心这个会,是很好的。这个会当然是应该开的,非开不可的。但是,你们是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会还怎么开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气比我们的气还大了,这不合适吧?你们这些读洋书的,真还有点特别。一会是一省数省的胜利,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会又是不干了,撂挑子。唔,你讲的这些,倒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会到底怎么个开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是得有所考虑才是。”周恩来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在内,确有这么一种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泽东同志,请相信我,我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放到后边去。革命为重,错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泽东同志,你刚才说的会议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还没有怎么成形的问题。怎么样,谈谈你的想法吧。”毛泽东说:“你刚才讲的会议的主题,我听了还不怎么明确,似乎不够集中,请再说说看。”周恩来说:“主要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问题,比如政治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以及一些干部处理不当的问题,等等。”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我的意见,大敌当前,现炒现卖,只谈军事问题,就是你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不谈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谈其他。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还是要请博古同志主持。同时,为使大家发言有个中心,博古和你得起个头喽,是不是?”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周恩来的眼睛里有了闪光,说:“泽东同志,有你这几句话,我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给其他的同志通通气,作一点开会的准备。”

  就在周恩来找人预告会议内容和开法的时候,凯丰(何克全)得知消息,也活跃起来了。他首先找到博古说:“现在不宜开这个会呀同志!他们是趁着进贵州、过乌江、占遵义这么一个形势,朝中央要民主,要权力的!他们到底会要开到什么程度,是难得说的。什么只谈军事问题,不可能。你要振作一些才好。”凯丰同博古同岁,一路去的莫斯科,又一路从莫斯科回国的。在28个布尔什维克当中,他是又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上浅薄,又心术不正。打从回国进到中央苏区,他就没少琢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王明当初安排他做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他为此还闹过一阵情绪。此后,他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博古联在一起,热衷于宗派。说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害怕的不是什么军事上的成败是非问题,他害怕的是博古被轰下台。博古一下台,他的团中央书记也就到顶了,甚至不保险了。他接着进一步提醒博古:“问题还不在毛泽东几个人,王稼祥、张闻天也在跟着他们跑。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博古的心情早已有些颓唐,他已无心阻止开会,他扬扬手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什么堡垒了,四中全会就有人在讲教条宗派;也不要讲不要开这个会,已经挡不了了。现在,需要有所准备的是,到底怎样看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底是敌人的强大,还是指挥上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了,德国革命失败了,马克思是怎么评价的?列宁同志又是怎么说的?不能说是失败了就是错误,何况我们并没有失败。我相信,总会有几个懂一点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凯丰一听,茫然好久,说:“说的对,他们连胜败乃兵家常事都不懂的。我也找人交谈交谈。”

  凯丰压着指头数,结果找到了聂荣臻,也许是看上聂荣臻当年也在莫斯科上过东方大学。他三番两次找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聂荣臻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仗不能像外国那么打法”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坚持要聂荣臻在会议期间支持博古。聂荣臻火了,说:“你听不进我的,我也听不进你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博古把什么都交给李德,我是支持毛泽东的!”

  经过连夜的交谈和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

  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都住在城中心柏辉章(黔军师长)的公馆里,这里是红军的总司令部,会议就在公馆的二楼上开。有趣的是,博古和李德已经不住在总部,他们住在城边的一家地主大院里。周恩来曾经过问此事,总部管总务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一路都喜欢在一起,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后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伍修权到会作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会议,博古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博古的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

  第一次会议开得懒洋洋的,第二次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气氛一下子便绷紧了。彭德怀打头炮,矛头直指博古的主报告。他说:“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还不错,恐怕也就是这一点不错。但是,不是叫作总结吗?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了?主报告说是敌人太强大,根据地太落后。请问,哪里的革命不是有强大的敌人?哪里不是穷得太落后才革命的?没有说到点子上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短促突击,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败仗的!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在湘江受到那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完全要由中央来负,由‘三人团’来负!”

  李德单独坐在靠门口的木椅上,前一天听了博古的主报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报告能够通过,他也就不再吭声,完全做个旁听的列席者。此刻听伍修权译说了彭德怀的发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红军指挥员中,李德最不满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承,一个就是这个彭德怀。在江西时,刘伯承曾经骂过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作风!”他把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撤了。彭德怀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怀的军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见彭德怀把矛头指向了他,他叽里呱啦反驳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短促突击的战术之所以没有取胜,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挥员执行上发生偏差!”

  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发言,据理凭实,尖锐地批评了主报告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朱德、王稼祥、聂荣臻、陈云、李卓然,全都开了火。朱德说:“华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转移时又是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当然是指挥上的责任,中央的责任!再要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聂荣臻说:“想起湘江战役,简直是一场恶梦!我很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失败的原因不能找到蒋介石那里去,要在自己身上找!“王稼祥说:“我很同意上边几位同志的意见。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要重新考虑。”陈云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博古同志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三人团’无疑要作些改变。”

  刘少奇到苏区以后还是主管白区工作。会前洛甫给他打过招呼,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他本不想说话的。但此刻听了一些同志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的丢失,同白区工作这几年损失十之有九,在路线上完全是一回事嘛!他也激动和气愤起来,说:“四中全会以后,白区工作也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导致职工运动和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以后,白区和苏区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作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博古开始还能坐得住。不管怎么说,牺牲了那么多的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此刻听刘少奇把白区工作的损失也拉了上来,并提出了整个路线的是非问题,他觉得这有些太过分了。他脑子里有个“整个路线是同国际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他推推眼镜,侃侃说道:“我不能同意少奇同志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四中全会以来,在国际的帮助和历次重要指示下,我们克服了罗章龙右倾分裂的危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建立了苏区根据地,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有了30万铁的红军……如此等等,怎么能说是整个路线有问题?怎么能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就抹杀全党奋斗的功绩?这种论调与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的言论有何区别?”

  凯丰跟着吼道:“否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能是机会主义!”

  “这是拿别人的胭脂往自己脸上擦!”刘少奇起身反驳道:“井冈山的斗争,到第四次反‘围剿’,是取得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临时中央还在上海!”刘少奇的嗓音因气愤而有些发颤:“白区工作却是由于有临时中央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已经到了两手空空的地步……”

  王稼祥补了一句,“苏区工作要好一点,只空了一只手。”

  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见势不妙,插进来作了近一个小时的长篇发言。他说:“我是赞成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军事问题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讲空了一只手,两只手,你就是七只手八只手,也得空!军事上为什么空了一只手?主报告强调的是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战胜敌人。在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不强大?当然是强大的,这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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