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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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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注释

1鲁迅:《祭书神文》《鲁迅诗全篇》,十页。

2鲁迅:《青年必读书》,《华盖集》,七页。

3鲁迅:《无花的蔷蔽之二、《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六页。

4西滢:《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5鲁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七十三页。

6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7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8鲁迅:《无花的蔷帝之二》《华盖集续编》,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页。

9鲁迅:《华盖集续编》校讫题辞,《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六页。

10胥克强:《鲁迅在北京故居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十六页。

11《鲁迅日记(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页。

12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四页。

13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大的同居。羽大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大的生店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大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

14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十二页。

15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四百八十页。

16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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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从悲观到虚无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坏。他在一封通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1这里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2在二十年代上半叶,这样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日益膨胀起来。一丸二一年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就对书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称他是“伟大”的人物。3一年以后,他更提出一个令人战傈的“散昨”论:“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4比起《摩罗诗力说》中对“撒旦”的解释,甚至比起《药》里对人血馒头的描写,这“散昨”论是阴暗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念念不忘这个看法。许广平为了“女师大风潮”向他抱怨“群众之不可恃”,他口答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而且重提旧活:“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5“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人建议将死难者公葬于圆明园,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块光秃秃的墓碑:“万生园'即三贝子花园'多么近,而烈士坟前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6“散胙”伪思想简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颗非常灵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点震动,它就“轰”地炸开来!

请注意他这时候的“群众”的含义。当在日本鼓吹“排众擞”的时候,他主要是指类似华老栓和坐在他店堂里的茶客那样的人物。可是,他现在说的“群众”,却是把青年学生,而且是闹风潮的学生,都包括在内。在现代中国,这样的学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响应者,是陈独秀们希望造就的新知识分于的最可能的候选人。二十年来,一批又一批觉悟者和启蒙者,包括鲁迅自己,不都是从这样的学生中产生的吗?可鲁迅现在竟似乎将他们看得与华老栓没什么两样,华老栓会蘸夏瑜的血,他们也会将冯省三忘得一干二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待世人的绝望的眼神,那种任什么人都不再信赖的愤激的态度,正和绥惠略夫相差无几了。

他自己也承认。一丸二五年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7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师大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更明白地断言,许多中国的启蒙者将会走绥惠略夫的路:“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8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种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你就迟早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同样是新知识分子的陈西滢们也好,呼吸着新文化空气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亲和兄弟:恰恰是这些似乎最应该和他相通的人,不断地向他证实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当然要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了。

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却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他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承担的种种责任,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周作人在绝交信上说:“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鲁迅想说的话。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写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题目叫《颓败线的颤动》,借做梦的形式,讲一个母亲为养活女儿出卖肉体。可女儿长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儿女之后,却领着全家责骂已经衰老的母亲:“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用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连那个最小的孩子,也举起手中玩着的干芦叶,大声他说:“杀!”于是那垂老的母亲走进荒野,“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这是些什么言语呢?鲁迅写道:“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9每一对词都构成那样尖锐的对比,我自然要揣测,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绪的变化。一年以后,他终于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说出了那老母亲对天吐露的心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指许广平',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10我理解他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激烈、他的童年生活毕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尽管他聪明,敏感,当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比他年轻的人交往时,他还是会丧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当。还在绍兴教书时,就有学生借谈学业到他房中骗烟抽,还口宿舍传授经验,以至一些学生群起效尤,而他终不觉察。到北京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性质也每每更为恶劣。我还相信,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与他的翻脸,也归入这一类的。因此,他一旦从绥惠略夫式的思路来理解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现在就会反过来激出多少恶意。正因为先前是宽厚而上当,现在就格外要用苛薄来自保,二旦好人发现自已“好”错了,他就会变成比谁都“坏”的人,鲁迅正处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他的口气怎么会不激烈呢?他那“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自白,无异是一声悲愤的宣言:我将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摩中国人!

他当然不能完全实践这个宣告。一个人老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没法活。他的内心又那样复杂,即便倾向于个人主义了,人道主义的情感也还会留存,就在写《颓败线的颤动》的同时,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继续上当,一位名叫高长虹的青年朋友为了许广平对他不满,他就役有觉察。但是,在有些时候,他又确实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杨树达事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正巧在神经错乱的那一天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篇,题为《记“杨材达”君的袭来》,详细讲叙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受,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千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11一个星期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两段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12只要仔细读过他那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几尤其是后半部分的那几段推论,恐怕谁都会感到悲哀:一个人陷入了这样严重的病态心境,他还怎么与人交往?事实上,还在这之前,他就有过减少与人交往的念头,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当他说:“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因为“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13这和他初到大学兼课时热情接待青年学生的态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识故青年朋友聊天,有时候也会神经过敏。他的学生许钦文就记过一件享,儿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厅里聊天,谈笑之间、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跑进母亲房中,生气他说:“他们同我开玩笑:”他一直没有返口客厅,那几个冒失鬼也不觉察,直到很晚了,鲁迅的母亲来下逐客令,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头,俏悄离去。14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访他。后来参加“莽原社”的尚锁就说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一直没去见鲁迅,除了怕他忙,“也有点惧怯,传言中他的脾气不好。”15鲁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又多受压抑,在许多场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场合,便很容易不自觉地发作。但他向来有个自我约束,就是尽量不对年轻人发脾气,即如许钦文记的那件事,他所以离开客厅,也是想避免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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