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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册《谈话录》跟当今多如牛毛或庸俗无聊或虚饰作态的“对话”相比堪称“精彩”。从中可以见出达利的聪明诡辩、灵敏才情、巧舌如簧还有厚颜无耻装疯卖傻浑不吝，他时而举重若轻时而机关算尽地为自己的种种言行（极端的、出轨的、悖离常情常理甚至有意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的）寻找借口、理由以至理论，使之合理合法或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或不合理也不合法。不过阿兰亦非善与之辈，其辞锋的刻薄与问题的尖锐不时让面皮厚如驴皮的达利也穷于应付，只好左右敷衍退守搪塞。好笑的是，当鲍氏问他为一场商业活动策划并亲自作秀是否值得时，达利居然羞于正面作答（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他不厌其烦地拽出文艺复兴运动、达·芬奇（搞过花园及其它日常物品设计）、毕加索（从事过室内装饰并设计桌布盘子等“并不高雅”的东西）诸位大腕做挡箭牌，颇有点拉大旗做虎皮的味道——由此看达利仍不可救药的“古典”。比起后来者，包括眼下我们这儿自产自销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之类赤裸裸毫不掩饰的欲望鼓噪（“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以惊世骇俗、自我中心、偏执扩张、无视公众舆论自诩的老达利竟然欲抱琵琶半遮面，实在是大大地落伍老土，未免让人感到有几分滑稽突兀。
六、我眼中的达利
无疑，达利是一个创造力旺盛的有才能的艺术家，但艺术成色是否已够格进入“大师”行列，我以为尚待考察，尚可存疑（其老乡毕加索之流亦可作如是观）。有人称他为“疯狂的天才”，实际上并不确切（确切的是“作秀大师”）——毋庸置疑，达利的天性、体内肯定携有一定数量的疯狂因子，但观其言察其行，彼人的疯狂更多地偏向于游戏、表演性质，而非真正迷失本性、超乎理智、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那类（试跟凡高作一比较）。少的是疯，多的是狂（佯狂、张狂、狂妄），因而它适度、有边界、可控、不至于对自己造成伤害（或严重伤害），却可以引起他人更多更密集的关注，简言之，是一种清醒的疯狂。当然有时为了逼真，或者惯性所致，也可能无伤大雅地超逾一下边界，不过这种出轨很快就会获得本能的修复——“我与疯子的惟一不同之处就是我没疯”，达利对此似乎并不讳言（这或许是他可爱的地方）。
此外，如同法国人马克斯·热拉尔描述的那样：“作为萨尔瓦多自我平衡的主要力量，作为他艺术尝试中令人迷惑的交叉路口上忠实的信号灯，卡拉暗中承担着达利身旁的复杂劳动。很久以来，她便把萨尔瓦多从物质琐事中解放出来，使达利能够豪放地担任起自己的角色，同时她又是那个趋于冒险、不避荒诞的达利面临的一道屏障。卡拉不仅肩负起那些艰难的岁月，而且能用最终的‘不’，最后一个制动器刹住创作后面滑得过远的达利。”——精明的卡拉邂逅疯狂的达利或许真是天作之合，这个匹配、组合保证了达利神话的成功与流行，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难度艺术创造需要的不谙世故、无视全体（专家、市场、媒体、公众、价格）、听任内心的蛮勇执拗一意孤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达利神话”在现代西方（东方？）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个案——当成功（流行、被认可、沽出好价等）与否已成为出产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现、当代艺术（文学、学术、科学、商业、政治亦然）最根本最重要的评判尺度，别的因素都退居次要、附带、可有可无位置时，那类久远古典、自在“恒定”之物的迷失、滑落、沉沦、隐没（甚至永远不再）必然是不可遏止难于避免的。
七、达利语录一束
更准确的表述是：作为（或佯装）偏执狂的达利发表的若干即兴、非即兴，包含有真理、准真理、近似真理、碎片真理、粉末真理、趋势真理、萌芽可能性真理的奇谈怪和论胡说八道：
无政府与君主制情同水火，但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绝对权力。
严惩总是强迫那些道德上伪装很好的人从他们的感受和思想中得到最多的东西。严惩无疑是一种恩惠。
犀牛是惟一拥有大量难以置信的知识的动物。
就宗教是发明的这一观点来看，基督是不存在的！……耶稣是我们伟大的战略家。从心理学角度上讲，他有某种与列宁相似的地方。我甚至注意到他们的肖像惊人的相似……
我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的智力变得迟钝。这样，我发现人们知道的最大力量是阴性。
由于我是个伪君子，所以我的行为像个真正的绅士。
每个有创造力的人，任何具有震撼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能力的人、每个艺术家、每个政治首脑基本上都经历过某种程度的禁欲。……达·芬奇、希特勒、拿破仑，所有这些人都代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几乎完全阳痿的人。
妓院有益于健康，为不满足的男人而存在，使他们沉溺于他们奇特的胃口：半小时后他们带着一点负罪感回到家中，这使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
地狱是块乐趣永存的地方，那儿不存在道德。兄弟姐妹之间私通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最后说说这本《谈话录》，不知是否出自盗版者之手？购买时间：1996年秋；地点：成都卡夫卡书店；版权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1994年10月第4次印刷。记忆中江苏版图书是比较漂亮的，但这本书以老铅字排版，纸质恶劣（罕见的恶劣！），印制模糊，仅6印张186页码外加四五个效果极糟糕的黑白图页——这样的东西，出版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定价竟然高达九元五毛人民币！
可问题在于，有谁会盗印这样一本并无多少“经济效益”的书呢？
伯里克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 李长林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这位雅典民主派的领袖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传世，他的政治伦理思想见于三次演讲中。第一次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前对斯巴达关于战争最后通谍的答复演说。在演说中伯里克利表达了雅典主战派的意见，主张与斯巴达一决雌雄。第二次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一年之后一次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发表的演说。在演说中，伯里克利庄严而热情地赞誉为保卫城邦而英勇牺牲的将士，分析希腊民族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特征，号召雅典公民发扬热爱城邦的英雄主义精神，夺取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演说发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当时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雅典面临严重的困难，伯里克利招致了埋怨和指责。在演说中，伯里克利一方面为自己执行的政策作辩护，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克服暂时的困难，加强团结，坚定不移地为保卫雅典而战。伯里克利这三次演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思想尤其值得珍视〔1〕。
一、“人是第一重要的”
伯里克利认为，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的智慧和勇敢精神。他强调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号召雅典公民在战争中务必发扬英勇奋战的精神。针对战争中由于斯巴达军队入侵所造成的房屋和耕地损失，他告诫人们应当重视人的力量，而不要片面重视物质条件。他说：“不要对于这些东西（指房屋和耕地）过于重视了，你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和你们的力量的真正源泉衡量一下，在比较中，你们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不过和那些与财富俱来的花园和其他奢侈品一样的”。
伯里克利所阐发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潮，智者学派的普罗塔哥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要求用人的尺度代替神的尺度，无疑这一命题反映了人本思想。悲剧作品也流露了这种人本思想。
伯里克利把人看得高于一切，重视人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些认识，他在实践中推进了民主政治，做到了尊重公民的独立人格，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民的积极作用。
二、绝对忠诚于城邦是公民首要的美德
在伯里克利看来，公民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利益是统一的，公民的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城邦的利益，这是判断公民言行善恶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在民主制的城邦里，公民的个人利益是包含在城邦整体利益之中的，没有城邦的独立和繁盛，公民的自由幸福生活就得不到保证。他说：“每一个在整个国家顺利前进的时候所能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得到满足而整个国家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陷入普遍的毁灭之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根据这些道理，伯里克利为自己坚持迎战斯巴达的主张作了辩护。他认为在国家遭受灾难和危机时，集中力量进行反击敌人的战争，保卫国家，维护公民的整体利益是完全必要的，是无可指责的。他强调指出那些不关心国家利益，政治上冷淡的人对城邦毫无贡献，是毫无用处的废物（idiotes）。
在伯里克利看来，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不仅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且忠诚于城邦，维护城邦的尊严，关心城邦的整体利益。一个人只有具备这种美德，才能不会贪生怕死，才能不被金钱所引诱，才能在危难之际保持气节而不背叛城邦。根据这些认识，伯里克利对体现这种美德的英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为国捐躯的英雄是“生命的顶点，也是光辉的顶点”。“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我们全体，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获得了永远长青的赞美”。
公民要为城邦而献身牺牲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爱斯奇里斯所写的《波斯人》和《七雄攻打底比斯》两剧中充满了这种观念，索福克利和欧里庇得斯的剧作也是如此。索福克利笔下的俄狄普斯，曾坚决的表示为了拯救城邦，把个人的任何遭遇都置之不顾〔2〕。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女》一剧中有一位墨诺叩斯，当他听说神的预言即只有他牺牲才能挽救城邦时，他父亲要他逃走，而他却为了城邦的安全，走上了自刎的道路〔3〕。
三、有自由才能有幸福
在伯里克利看来，自由和幸福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追求幸福、愉快和欢乐的生命是合理、正当的。但是幸福的获得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要自由，才能有幸福”。他指出所谓自由，是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是遵守城邦法律和道德秩序的自由。他尤其注重不受外国奴役的自由，他说：“如果我们自己努力，保全自由的话，自由会使我们很容易恢复我们旧日的地位；但是如果屈服于他人的意志的话，这就意味着就是我们现在还有的东西也会丧失。”他认为“已有的东西被人剥夺比在新事业中的失败更为可耻”。
伯里克利认为幸福不只是物质享受，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享受。他指出：“一个聪明的人感觉到，因为自己懦弱而引起的耻辱比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而意外死于战场，更为难过。”他强调人们应享受幸福，但不赞成把荣誉和地位、财产等同起来，主张荣誉要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伯里克利说：“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