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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忍受了巨大的禁欲的苦难之后，会发生某一阶段的精神升华，那个时候，“所有的悬崖都为之震动”。为了这升华的瞬间带给人的幸福，人不再像地狱阶段那样只是单纯地忍受苦难了，人现在要主动寻求苦难，积极地将制裁加于自身，直至极限。十至十一歌里的那一队阴魂便是这种自我制裁的典范。这些义无反顾的赎罪者，看不见的苦刑使他们的身体悲惨地弯到了地上，一边走一边可怜巴巴地“捶胸”。对于这些人的不自量力，“我”这样感叹道：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蛹虫，生下来只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受审判？〔8〕然而成为蝴蝶的感觉是多么美啊，为了那种美感，即使是忍耐力到了极限也要继续忍耐。再怎么痛苦，大不了也就一死。已经看到了广阔的蓝天的它们，怎么还能变回去呢？炼狱的制裁具有神奇的转化功能，它能使骄傲者变成谦卑者，追名逐利者变成真正的超脱者，这一切都是通过爱的祷告来完成的。于是生存的模式形成了这种格局：在世俗中犯罪，在艺术境界中赎罪。一切先前有过的，在炼狱里全都获得了相反的意义。这种来自自由意志的选择让人一点点蜕化成蝴蝶。祷告有两种，一种是天堂式的祷告，它是冲着世俗的罪而来的，它恳求理性出面，将人从肉欲中解救；另一种是寻求精神寄托，它祝愿理性迅速上升，并给肉体指明方向。幽魂们和浮吉尔的祷告就是这种相对的爱的交流。
第十二歌描写了脱离了地狱的“我”自觉反省的情形。浮吉尔一面叫“我”从罪感中摆脱，挺直身体继续攀登，一面又还是要“我”把眼睛往下看，让地面的那些图案作为“我”前进中的“安慰”。浮吉尔的矛盾意志总是这样意味深长。实际上，“我”看到的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图像。浮吉尔将前人经历过的可怕历程揭示给“我”，使“我”心里有底，使“我”进一步悟出今后自己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苦难也是可以承受的。这就是所谓“安慰”的含义。于是“我”又一次主动地从地上“看”出了肉体与精神间相互厮杀的可怕场面。那些画面描绘着人的视死如归的伟大（布赖利阿斯）；人的为进化而杀戮的残忍（朱彼忒、阿坡罗）；人向纯理念突进的狂妄（宁禄）；人对于痛苦的耐受力（奈俄卑）；人的自戕的勇气（扫罗）；人使自己变形的疯狂（阿拉克尼）；人为命运钳制的悲惨（阿尔克美昂和他母亲）；人的灵魂的复仇之恐怖（托密丽斯）等等。“我”通过这种主动的“看”而洞悉了人性之谜，但“我”有浮吉尔作为支撑，所以不会为自身的邪恶所战胜。“我”反而要战胜邪恶，打消犹豫，勇敢地向上迈进。因为作为人类，“我”是生来要翱翔于天空的。于是“我”就借助那“可靠时代”凿成的石阶（从生命核心涌出的力和形式感），一步去同理想晤面。
唉！这里的入口和地狱里的入口是多么不同呀！这里我们在歌声中走进，在那下面我们在哭声中走进。〔9〕区分因此更明白了。地狱是出自本能的忏悔；炼狱赞美理性，向人性深处挺进。由于这一阶段的提升，人就从单纯的负罪感转化为追求受苦的幸福感，于是所有的受苦都带有某种甜蜜的味道了。从此，“你的双足将服从善良的意志……变为一种愉快”。因为这种“愉快的”受苦，罪也于不觉中一点点消失。二十四歌里面那些兴高采烈的节制食欲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情绪。尽管幽灵们因节食而形象可怕，“用牙齿咀嚼空气”，但他们内心的欢乐无法形容。他们那枯槁的外貌是由于他们将肉体的累赘限制到了极限的结果，这种强力的钳制因而产生了精神之爱，产生了真正的艺术。形象地说，艺术就是对于饕餮者的饥饿治疗法，在节食方面越极端，节食的境界越美，越纯净。这些具有强烈食欲的个体，正是艺术实验的好材料。因为深谙这其间的奥妙，他们才会有那么幸福的表情。那路边的精神之树，正是从夏娃偷吃果实的原始之树长出来的，就是在远古的那个瞬间，处于混沌之中的精神与肉体开始分野，理性同原始欲望之间的对峙开始形成永恒的格局，人性内部的搏斗从此再也不能平息。
在地狱中一半盲目一半自愿经受过的那些酷刑，到了炼狱中就变成了有意识的自虐行为。十三歌里，在那通往内心的“沉闷的青黑色的小路”上，惟有爱是人前进的动力，而理性之光，则为肉体导航。人在前进途中会不断听到关于自我牺牲的暗示，在崇高美感的激励之下，人必将到达灵魂的核心。那种地方的风景是可怕的。那些阴沉的鬼魂坐在荒坡的断崖下，眼皮被用铁丝缝起，正在苦苦地从眼缝里挤出泪水。他们就这样在自虐中渴望着天堂，可说是每一刻都执著于那同一个意境，决不偏离一步。所以“我”说幽灵们是“为了上升而压制自己的精灵”。而“我”，作为来自世俗的使者，可以挑起他们进行新一轮的自我批判，以缩短同真理的距离。炼狱的酷刑之所以有感激之情，是因为人的视野已大大扩展了，命运的鼓点直接从那核心传来，既紧迫，又令人振奋。
注释：〔1〕〔2〕〔3〕〔4〕〔5〕〔6〕〔7〕〔8〕〔9〕但丁：《神曲》，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373、260—261、397、260、404、299、307、317、332页。
“永远
的憧憬和追求”
——劳伦斯的乡恋与创作
？ 黑 马
一、劳伦斯遥望故乡的心眼
这个题目本是现代作家萧红的一篇散文标题，借来作本文的题目，倒不是因为我对这个作家有所偏爱，而是因为这个题目本身特别适合用做对劳伦斯的乡恋与创作进行描摹。萧红的整个创作贯穿始终的是对“温暖”和“爱”这两味情愫怀有的“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萧红无论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作家，终生为此苦苦追求，但只能是憧憬追求到终了，死不瞑目。
由此我想到劳伦斯，他终生颠沛流离，最终客死他乡，连骨灰都没能回家，但他却时刻在心里揣着自己的家乡，永远在异乡的土地上虚构着以自己家乡为背景的作品，在临死前给朋友的信中称“那是我心灵的故乡”（That’s
the country of my heart。）
这封信简直就像摇动的镜头，那镜头后面就是劳伦斯的眼睛，穿过欧洲大陆和多佛海峡，遥望自己的家乡。那是一双心灵的眼睛。我们每个人在异乡遥望家乡时不都是用这样的心眼吗？乡恋只有到至诚至爱的地步才能让人远隔千山万水用心眼透视。
由此我读出的不仅是乡音和乡情这些世俗的情感，还有对于某些作家来说写作与故乡之间必然的互动关系。对故乡，劳伦斯有着他自己“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他憧憬与追求的是一个他永远也没能看到的山清水秀、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故乡。这种伴随他终生的乡恋，是他创作的底色，是他创作中时隐时现的背景音乐，一直在顽强地奏响着。如果听者有心，你会为此感动。我曾分析过劳伦斯创作的这一特色，写下了这样的心得：“这里真的成了他心中永久的乡恋了。一个人一生都心藏着一幅风景并在这风景上描绘人的生命故事，那该是一种怎样的爱，怎样的情？劳伦斯应该感到莫大的幸福，他从来没有走出自己的‘初恋’，一直在更新着这种恋情。”
二、走进心灵的山水
劳伦斯1926年那封信中称之为“心灵的故乡”的地方，是与伊斯特伍德镇一水之隔的镇北面那一片乡村。他的父兄在那里的井下挖煤挣生活，他的初恋情人杰茜一家住在山后风光旖旎的海格斯农场，那里还有矿主巴伯家的花园别墅，有烟波浩淼的莫格林水库，墨绿的安斯里山林。这一切成为小伯特（劳伦斯的昵称）的另一个广阔世界，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背景空间：《白孔雀》的故事全部发生在这山林湖畔；《儿子与情人》伤感的爱情故事在这里的乡村和城镇之间穿梭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劳伦斯和杰茜初恋时来往的记录；《恋爱中的女人》则几乎囊括了这里的一切风物并向伦敦和欧洲辐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里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在这片森林里上演，还有不少不朽的中短篇故事和话剧以此为背景展开，早期的诗歌更是对这里田园风光的礼赞。没有这一片风景，没有杰茜，劳伦斯的创作就会是另一番情形，甚至他能不能在写作上成功都会成为疑问，尽管他是个文学天才。而镇东南三英里处的考索村，是长篇佳构《虹》的背景地，是劳伦斯与德国女人弗里达私奔前的未婚妻露易·布罗斯的家乡，那里也早已成为“劳伦斯故乡”的一部分。劳伦斯私奔前与家乡的三个女人过从甚密，与其中两个即杰茜和爱丽丝有染，和露易订了婚后断情。这三个女人分别是他小说的原型，前两个在《儿子与情人》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后者则成为《虹》中的女主角。这是一片滋润了劳伦斯文学的土地。
这里一座低矮的村舍因为劳伦斯的一部不朽的中篇小说而不朽，这就是《牧师的女儿们》，被理论大师利维斯列入“劳伦斯与阶级”的题目下专门进行研究，被认为是劳伦斯最优秀的中篇小说。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矿工，劳伦斯极富质感的语言编织出一个实在而超凡脱俗的爱情传奇，其夯实的生活细节是只有劳伦斯这样的矿工之子才能从“内部”道出的；而其浪漫美丽的意境却也是只有劳伦斯的笔才能勾勒出的。劳伦斯作品在他青年时代就开始显露出现实主义的实力与现代心理小说的端倪。现在看来，这个故事和《白孔雀》一样，也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雏形了。
不远处有一座小白楼，那正是劳伦斯的成名作《菊香》的背景。劳伦斯在小说发表之后又将它改编为话剧剧本《寡妇霍罗伊德》。这是《儿子与情人》出版之前劳伦斯描述矿工生活和劳动阶级心理最为振聋发聩的小说了。由于他对这篇小说偏爱有加，日后又将其改编成话剧《寡妇霍罗伊德》，突出了其对话语言的生动鲜活。这个话剧以后又被拍成电影，那些演员全讲一口道地的方言，将二十世纪初矿区工人的生活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劳伦斯去世前的1926年最后一次返乡，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是拖着羸弱的病体最后一次亲近自己心中的故土的。那一次他遇上了著名的全国大罢工运动。他看到了更加恶劣的环境破坏，看到了那些本该生机勃勃的同龄人的精神萎靡，当年的小学同学，不过才40来岁，可他们就那么萎顿下去了。在散文《还乡》中他写道：“我既感到归乡的迫切，又感到十足的厌恶……不管你走到哪里，都会感到人类的肮脏。”环境在恶化，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上在恶化，人的心灵与肮脏的环境互为表里，这是一个怎样堕落的年代。劳伦斯只能伤感地转回身，厌恶地最后一次离开故乡。“人们被迫回头搜寻自己的灵魂，寻找一条新的生命之路。”是的，这心灵的故土，这让劳伦斯朝思暮想的故乡，彻底让他伤心了，在他眼里所有的堕落都是生命的堕落。于是他回意大利去，在那里书写了一部惊世骇俗的生命之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在这部成人的童话中，生命终于在丑陋的“人造的英格兰”大地上复苏、张扬，而那个真实的背景正是他的家乡矿区，劳伦斯至死都将家乡紧紧地揣在怀里焐着！这就是劳伦斯与左派作家们在对待大罢工问题上的本质区别。他并不对此发出廉价的欢呼，并不借机鼓动仇恨，而是感到哀凉，为自己的“老英格兰”而悲哀，他不愿看到美丽的乡村故土上发生人类关系的恶化，他站在人类文明遭到破坏的角度看待这一切变态和丑陋，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能发出一个小人物的悲鸣。
《儿子与情人》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有一大部分发生在这广阔的乡间，劳伦斯与初恋女友杰茜居然来往了十年，相依相伴，经常形影不离，但一直授受不亲，相敬如宾。直到劳伦斯到伦敦当了小学教师，在孤寂的异乡生活中陷入性爱的意乱迷狂中难以自持时，才与杰茜发生了性爱，但也从此分手。这个奇特的爱情故事扑朔迷离，这片乡村竟成了一部现代主义小说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