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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了我肯定的答复之后，老头儿转身向南蹬上车猛跑，临走时说了一句至今让我哭笑不得的话：“你要是能起来我不敢跑，你起不来了我再不跑还等什么呢！”
我趴在地上怎么用力也爬不起来。正在这时，有一个过路人把我扶了起来。我用左手按住自行车把骑回了家，右手还是不能动。
经过医院检查，我右手腕部骨折。爸爸到东庄花五块钱买了一付专治跌打损伤的膏药，据说是祖传秘方，回家后给我敷在腕部。
过了很长时间骨折才恢复，伤好后，握力己大不如前，而且骨伤处鼓起一个包。
事后我找到那个卖豆腐丝的老头儿，姓杨是望海庄人。我对他提起来那天的事，他失口否认曾有此事，并说根本不认识我。
毫无办法，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走回家去，心中却暗暗地佩服老者精于世故。
初涉姻缘
我的几个弟弟都非常能干，二弟建民被选为生产队长，而三弟伟民则当了大车把式，自己赶着双套的马车来来往往。那些大骡子大马在他的指挥下非常听话，他有时甚至赶着大车去山里拉煤拉白灰，一连几天才回来，真不简单。
家中的活儿我们大家都抢着干，从不用爸爸妈妈督促。像挑水浇菜，推土打墙，喂猪起粪，割草喂羊；没有一件事不是这样，爸爸妈妈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村中的出纳员王玉贴出了工分统计表，我一看我们家的积肥分应是６０分，可是他给记成６００分了，我找到他，指出他的错误。他惊讶地说：“我当出纳员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人多给了工分还找来，都是多给了不吭声，少给了才找来，你是唯一的一个既诚实又正直的人。”
王玉的儿媳生小孩难产，造成大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伟民二人前去，每人输了２００CC的O型血，救了她们母子一命。后来她又长了奶疮，听说仙人掌能治此病，便把我家唯一的一棵仙人掌给她拿去。
这年的年终决算结果公布了，我们全家一年才挣了１８２块４毛钱。
多年来，由于决算款不能兑现，拿不到钱。今年爸爸便用这钱买了生产队的木料，为家中盖房做准备。
隔壁老叔家的妹妹结婚了，嫁给了门头沟二姑家的表弟，而这个表弟与我同岁。
张富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悄悄的问我，说固城那村有一家，姐妹四人，有心招婿，问我是否乐意，如果行他愿意作媒。
我根本就没有这心思，父母年迈，弟弟年幼，我哪里顾得上考虑我自己的问题，再说我也舍不得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所以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初冬的太阳只有中午才有点儿热气。我用擦子把白薯擦成片，再把它晾在房顶上晒成白薯干。我爬到房顶上不停地翻动这些白薯片，好让它干的快些。
我家门前是一条大道，经常有一些人从门前经过。
我正在屋顶翻动薯片，有几个姑娘骑车从我家这门前经过。她们一边歪头向院内观看，一边高声谈论着，我清楚地听见了她们之间毫不掩饰的谈话。
一个穿碎花上衣的女孩儿说：“哎！你们快看呐，我说得就是这家；几个大小伙子又漂亮又能干，就是全得打一辈子光棍，成份那么高，谁敢嫁给他们呀！”
声音渐渐远去了；我忿忿地从房上下来；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和二弟建民都是２０多岁的大小伙子；如果在别的家庭；早已有人上门提亲；但是我们的地位卑微，从来都没有人敢登我们家门，很多人见了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我们哪敢有非分之想。
再说一大家子人，兄弟就四个，只住在几间又黑又潮湿的低矮的小土房里，况且又是黑五类，这女孩儿说得对，谁敢嫁给你们呀！
再说万一真的有人看上了，这间小土房能容纳下那么多人吗？
我与爸爸妈妈商议，决心盖几间像点样儿的房子，我们开始做这方面的一切准备。
为了凑齐盖房的木料，爸爸到东韦坨请大舅二舅帮助买了两间房料，共有１２根榆木檀条，每根２５块钱，用一辆大车拉了回来。
我骑车到处去转，看见有合适的木料就买回来。
我看见南苑附近有个木材厂，里面卖一尺多长的小木板，每斤一毛四分，我买了一百多斤。二弟和三弟用它打了一个柜厨和椅子等家具。
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吆喝买木料，在西单劈材胡同５号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她想卖一根木头。
这是一个深宅大院，高大的瓦房圆圆的明柱，显得非常富丽堂皇。
老太太用手指了指墙根一根圆圆的松木，说：“你看这根木头怎么样？我只要１３块钱。”
我仔细的看了看这根木头，直直的没有一点儿弯，直径大约四寸，长度不下三米。
我没有一点儿犹豫，这根木头值这个价儿。便很痛快地给了老太太１３块钱。
这时，老太太的女儿下班回来了，见面后我非常礼貌地向她问好。
刚一见面，她就让我称呼她老姨。这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女人，长的很标致，举止谈吐非常大方，温文而雅，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身份，文化素质非常高的人。
老姨详细的询问了我的情况，留我在家中吃了饭，并让我以后来京就住在她家。临走时说想要我一张照片。
我与老姨初次接触，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有任何拘束，很谈得来。
老姨告诉我，她在东北依安有一个姐姐，那儿有一个外甥女叫晓梅，年方２０岁，很想给我介绍，不知我意下如何。说完并递给我一张四寸的晓梅的照片。
照片上，一个很文静漂亮的大眼睛女孩在向我微笑。我对老姨说：“人很不错，但人的交往在缘份，我先试试吧！”
我把这根三米长的松木竖着绑在自行车上，连夜骑回了家。
到家后，我把在北京遇到的事向爸爸妈妈讲了，并照了一张相片给北京的这个初次相识的老姨寄去。
以后我又骑车去了几次北京，每次都住在老姨家，老姨待人热情诚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和晓梅的事，因为我复杂的家庭背景而没有成功，但我还是非常感激老姨，她毕竟使我感到人间自有真情在。
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人是不应该成家的，甚至连想都不要想，但是我这人一生要强，总想盖几间像点样儿的房子给他们瞧瞧，争一口气。
阳春三月，大地复苏，我们请了许多人，用去了２００多斤细粮，脱了六千块大坯，做好了盖房的第一步准备工作。
村中的党支部书记听说了这件事，竟大发雷霆，勃然大怒，极力阻挠说：“一个臭地主还想盖房？还想娶媳妇？这不是要造反吗？等着断子绝孙吧！”
他立刻让治保主任通知我们：盖房没有经过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不准盖！
生产队的大马车拉了几天，才把我们辛辛苦苦脱的坯拉光了，全部拉到村西的老坟边，在那儿盖了一溜八间大北房。
我们的盖房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我们被剥夺了一切作人的权利，不许串亲访友，不许升学就业，不许参军当兵，不许领救急粮，再加上不许盖房。
事后生产队给我们６０斤老玉米作为补偿。
喜怒哀乐
伯父看到我们家的小土房结实耐用，就让我们推了些土，找人也堆了三间小土房。
几年来，伯父伯母的一切生活锁事都由我和弟弟共同照顾，从挑水到分粮食，从磨面到分柴禾，大事小事全都被我们包揽下来。伯父为人谦和，与父亲很谈得来，妈妈也每天前去探望，与伯母聊会儿天，可以减轻心中的压力。
１９７５年的春天，海河工程是在我们公社的西宫村附近进行的，叫做引清工程干渠。
在西宫村的南面挖一条引水渠，在与清河衔接的地方筑一座大坝，控制清河的水，需要时随时可以把清河的水放进来。
这次工程工期计划一年，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就进驻了工地。由于我长期挖河，经验比较丰富，连队施工员冯温让我负责一个排的技术工作。
当时一个排有两个班，这两个班日夜轮流作业，在同一个地段挖土，歇人不歇马。
我带着一个班上夜班，小申带着一个班上白班。一上班我就发现，我的班子里全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和十几岁的小孩，全是第一次来海河的，不仅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且干活儿也非常吃力。
经过调查我才知道，小申在暗地里作了手脚，把我这里能干活儿的人全换到他那班里去了，把一些老弱病残全塞到我这里，可是任务却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我这个班的工程进度就非常吃力。有好几个小家伙都是１７岁，都是第一次上海河，完成任务很困难，我有时就去帮助推几车。
修筑拦河大坝的时候，让我负责浇涛予制板的工作。
这项工作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水泥、沙子和石子的比例是一比二比三；要求沙子与石子必须全部用水淘净，连续淘洗三遍，直至沙子变成不含一点儿土的纯净沙；石子也同样严格，要达到洗石子的水必须一清到底，只有这样水泥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钢筋用手指粗的镙纹钢，绑好之后灌入水泥，用震荡棒捣实，让里面没有一点儿空隙，这就算合格了。
经过２４小时后，上面盖好草帘上洒些水。以后的时间要不停地洒水，至少保养２８天，水泥的硬度才能达到要求。
予制板长２。５米，宽１米，厚６０公分，每天要求我们制作六块。连续制作八个月，才可以完成任务。
在干了两天之后，我发现人员的安排上存在着巨大的浪费，就大胆地进行改革，把所有的人员分成四个组，每组进行单独作业。
通过实践，证明我的改革是成功的。每个组一天能浇注１２块，工作效率是原来的８倍，八个月的活儿，我们一个月就完成了。剩下的任务就是保养，只要每天往予制板上洒些水就可以了。
任务的提前完成，使上级领导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这样一来，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
我认为工作量已经大大减少了，可以缩减人员，降低消耗。于是我就向领导建议，得到了采纳，只留下了十几个人，工作量也比原来减轻了许多。
我们虽然提前完成了任务，但是建筑大坝的其它工作却不能提前完成，以至于我们予制板的保养工作干了半年以上，质量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由于任务的提前完成，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到村里转转。
我的好友贾尚清就住在这个村里，那天我到他家探望。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
大婶是一个极好的人，不仅精明能干，而且待人热情诚恳，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使我深受感动。
小贾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妹妹，大的叫小娥，小的叫小霞，待我如亲哥哥一样，我每次来到小贾家，都能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一天深夜，小贾来找我，说小妹病重，让我速去。
我赶到小贾家，只见妹妹小霞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一见顿时泪如雨下，急忙催大婶送医院。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小霞就这样停止了呼吸。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正是鲜花一样的年龄，却过早地凋谢了，被普普通通的肺炎夺去了生命。
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使我震惊了。老百姓有病往往得不到最佳的治疗时机，小病往往酿成大病，许多人因此白白丢掉了性命。
小霞的离去让我一连多日非常难过，我不仅为这年轻的生命惋惜，也为我们将来的命运担忧。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睡觉作梦时都是还在北京，从来没有梦见过农村，但是真正回京的希望是那样渺茫，也许我将永远留在这里，真的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吗？我不敢往下想。
我离开北京快十年了，但是这么多年来没有报纸看，也没听过广播，任何外界消息得不到，真正成了与世隔绝的人。
虽然我酷爱学习，有时抽空看一些从北京带回来的课本，但那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的课本，都是旧知识；我渴望能够得到新的知识和信息，但又无法得到，我为我的处境感到悲哀和焦虑。
宫村是我奶奶的娘家，那村的刘忠是我表叔。
工作之余，我到他家探望。
表叔家在宫村二街，三间正房，一个干干净净的农家小院。窗前种着两排鲜艳的美人蕉，有黄色与红色两种，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美丽。
表叔与表婶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处处精打细算过日子，搞得井井有条，家境还可以。
我们茶余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