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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胳膊负伤的时候，他一直都在给我涂红药水，这红药水又叫红汞，药中含有水银，而且立刻就又涂碘酒，造成了碘化汞中毒。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病是用药不当中毒引起的，这是我以后在医书上查到的。可能黄大夫至今也不知道正是他促成了我的重病，庸医杀人不用刀，我真希望他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由于活儿太累，许多人吃不饱，而饿着肚子是无法干活儿的。连长老夏发现后，最后作出一项决定：吃饭不再定量，随便吃，每三天中午一顿改善，每人中午一个一斤二两面的面龙；就是用面摊薄卷些菜蒸熟，像个小枕头那么大。一斤二两面如果不够吃，还可以加窝头，数量不限。我每次吃改善时要加两个窝头。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不仅欢呼了起来。是呀，我们终于可以吃饱了，而且能三天吃一顿白面。这对于我们这些干重活儿的人来说，真是特大喜讯。
早晨吃饭的时候，我一下子吃了五个大窝头，还喝了一大碗粥，这碗相当于平常的三碗。上午我推土的时候，每车我多加了两大锹土，自己也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由于过于劳累，中午吃了八个窝头，而晚上则吃了七个。晚饭还没有吃完，人己经睡着了。第二天当上工的哨子吹响的时候，人还在鼾睡。迷迷瑚糊地爬起来，一边揉眼睛一边向外走；眼角的眼屎粘在睫毛上，一抠就会连睫毛一同带下来。现在我的眼睫毛非常稀少，就是那阵长期的海河生活造成的。
睡觉的工棚中间是过道，这过道大约二尺宽一尺深，两边密密地挤满了民工。虽然没有取暖设备，但是人挨着人挤着睡，翻身都感到困难，所以并不算太冷。
每天推土回来，一进工棚，就会闻到一股刺鼻的汗臭味。干活儿时人们穿得是球鞋或者是胶鞋，里面不透气。紧张的劳动使鞋内充满了汗水，一走路直打滑。
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了，大家一进工棚就立刻脱掉胶鞋，让泡得发白的脚出来透透气；这四五十双脚一解放，工棚内的味儿真是臭气熏天。说真的，我刚来时闻到这味儿直想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后来活儿太累了，肚子又饿得难受，也就不管那么多了，不但顿顿吃得香，而且越吃越多。
由于人多拥挤，我受到了‘穷人虫’虱子的特别关照；跳蚤早已是家常便饭，一叮咬上准会起一个大包，又疼又痒真难受。而虱子则不然，它咬人时一咬就是一大片，或者沿着衣服的缝边密密麻麻地排起长队，一咬就是一条红线。它是真正的势力眼，专咬穷人，没有听说哪个有钱人招上了虱子。
记得在家时与祖父闲聊，问过祖父虱子为何叫‘穷人虫’，祖父则出口成章，说：“身穿绫锣缎，一天三遍换，别说吃人肉，连味儿都闻不见。”穷人几天都穿一件衣服，不常换洗，虱子当然容易繁殖了。
祖父很爱写诗，他在京时曾用石榴树干做成一个拐杖，并在上面题诗一首：此杖弯曲质最强，流芳千古把名扬，如今落在麟祥手，舒展自如有主张。祖父在我家吃饭时，看到粥稀如水，便说：“数米做成一碗粥，鼻风吹得浪悠悠，好似一片清江水，却无渔翁把钓钩。”
拿祖父作的诗来比喻我们这儿的稀粥非常恰当，再说几百个人每人都要喝几碗粥，熬稠了也根本不够喝的呀！
每三天中午吃一顿白面，有时吃面龙，有时吃别的什么。那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们一群人一起往回走。我问大家：“你们猜猜，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刮得是东南风，每个伙房飘出来的饭菜的味道会顺着风飘出几里远。我走到正对着我们公社伙房的方向，用鼻子闻了闻，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味道。我仔细一琢磨，噢，对了，是炸油饼的味道。以前在北京早晨吃早点时经常吃，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我马上对大家说：“你们谁敢跟我打赌？我说今天中午吃油饼！”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嚷起来，都说这是绝不可能的，吃什么也不可能吃油饼，因为以前从来没吃过。于是大家都想跟我赌。说如果不是油饼则把我的面龙让给赢的人，如果是油饼则输的人把油饼让给我。
我们很快走到驻地，来到伙房前一看，真的是油饼，每人两个，不仅喜出望外。刚才执意要跟我打赌的几个人，这时早己馏得不知到哪儿去了。
这时有人问我是怎么算出来是吃油饼的，我如实地告诉他们，不是算出来的，而是靠鼻子闻出来的，他们都非常惊讶。
工程己经到了最艰苦的阶段，用行家的话来说叫掏腮。什么叫掏腮呢？当挖河到了最后阶段，别的地方的土己经挖完了，只剩下河底和河坡之间的那块土，地方窄，土层厚，坡度大，土方特别多，人却无地方站，大家挤在一起，搞不好就会窝工，影响进度。
怎么办呢，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搞加班加点。早晨起床提前到凌晨二点甚至更早，晚上加班甚至到１１点；人的体力己经达到极限。
有一天凌晨，起床的哨声早早地把我们赶到工地，还不到二点钟，我们就摸黑推起了小车。早晨也没有让我们回去吃早饭，等到中午两点才让我们回去吃饭。大家饿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一回到工棚，拿起冰硬的窝头就吃，真是狼吞虎咽呐，一下子就吃了整整十个大刺窝头；为什么那么多刺儿呢？因为我们没有按时回来吃饭，早饭时的窝头放到中午，又干又凉又硬，裂开的皮像带刺儿一样。但是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吃完了还想吃，但是肚子里实在是没有地方了。吃完了想站起来都非常困难。真是一下子饿个透心凉，又一下子撑得动不了地方。
有人说这样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身体会严重受伤。可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我们没有能力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像是一架机器，只要没坏到不能用，能凑合干活儿，一合闸你就得照常运转。
虽然工期予定是７０天，但是每个连队都想抢速度，争第一。这样工程就提前完成了。
我们连队虽然没有争到第一名，但也不是最后一名，只用了４５天就提前完工了。
听到可以提前回家的消息，大家高兴地夜里睡不着。有人便开始讲故事，有人哼起家乡小调儿，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海河工地就是这样，不养闲人。来时人员一到，马上开工。工程一完活儿，立刻撤出。
踏上归途
当夜，吹哨排队集合，领取伙食节余款。每人２元３角钱，每人领４斤玉米面。
我把枕套拿出来盛玉米面，而有的人则把裤子的两条腿扎住，用来盛玉米面。最后每人分了五个窝窝头。
民工们拿到了钱、粮以及路上的口粮，再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呆一分钟，马上打点行装，连夜启程。
１１月份，时值初冬，异常寒冷。北风夹杂着毛毛细雨钻进人的脖子，钻进人的全身。我只有一身衣裤，早己成了补丁叠补丁，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颜色。我没有袜子，一直是光脚穿球鞋。毛毛细雨浸透了我的衣裳，行路劳累的汗水从里向外浸出来，与雨水混合在一起，北风一吹，简直透心凉。
我们从工地出发，经过上古林，小站，一路迎着北风向前走。冬夜的风和雨，无情地吹打在我们身上。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快点赶回去，早点儿回到家，就会早点儿见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
走啊走啊，终于走进了天津。天刚蒙蒙亮，我们来到了天津西站。
天津西站地方挺大，我们一行人来到这儿装束与众不同，格外抢眼。我拿出我的饭碗向西站餐厅的师傅要了一碗热水，就着水咽下我那冻得冰凉的硬窝头，两个窝头一会儿就吃完了。我正在喝那剩下的半碗水，桌子对面来了一个打扮入时的女孩儿，一头长发披肩，真是非常漂亮。
她在我的对面坐下，向远处挥挥手，餐厅内一个戴白帽的青年端来一个大盘，里边是一条足足有一尺多长的大鲤鱼。她把一条白色的餐巾放在腿上，抬起头来向我微微一笑，然后不慌不忙地用起餐来。
我觉得我的脸在发烧。我迟疑了一下，站起身来，向远处的一个空位走去。这时，大岗头村的陈文宝走过来对我说：“我敢打赌，她一定吃不了这条鱼。”他用眼睛瞟着那个女孩儿。可是不一会儿，那个女孩儿把一条大鱼全吃光了，只剩下一点儿汤，她用餐巾擦擦嘴，扭身走了。
陈文宝跑到那个鱼盘前，端起盘来把里面的鱼汤舔了个干干净净。一边舔，一边直嚷：“真他妈的香！”餐厅的那个男服务员走过来，耐心地站在旁边看着他的怪样，忍不住问道：“怎么样？你也来一条？”
陈文宝放下盘子；结结巴巴地问他：“这；这鱼多少钱一条？”
“七块八。”服务员不紧不慢地回答。。
“那么贵。我，我没有钱。你，你们这儿还，还有什么？”
“有面条。”“那，那给我来三斤。”
“来多少？三斤？”服务员惊讶地反问，怀疑自己听错了。
“对！就来三斤。”陈文宝点点头，瞪着眼睛回答。
一会儿工夫，服务员端来了一个瓷盆，里面是浇面的卤和一个汤勺。
服务员刚转过身去，陈文宝端起盆来一饮而尽。我赶紧上前去制止他：“别喝了！一会儿面条来了你还怎么吃呀！”
可是陈文宝舔舔嘴唇已经喝完了。并说：“我说怎么觉得有点儿咸呢！”
一会儿，饭务员端着满满一大盆面条来了，一看卤没有了，便问卤哪去了？陈文宝指指肚子说：“在这儿哪！”服务员简直哭笑不得，说：“没有卤怎么吃呀？”陈文宝说：“反，反正到肚子里也得掺合，先吃后吃不一样吗？”
说完，狼吞虎咽的把那盆面条全吃光了！
我禁不住问陈文宝：“你过去难道没有吃过面条吗？”
“我从来没有吃过面条，也没有人给我做。”陈文宝一边说着一边摇头，那憨厚的样子我了解他，从来不会说谎话。
离开工地时，西村的民工把吃饭用的两个缸盆和几个大碗扔了，因为它们太沉了。一路上几百里地，路途颠簸说不定会碰碎了。黑子看着扔了可惜，随手拣来放在我的小车上。
我的小车上除了铁锹、行李和草帘，还有这几十斤的餐具。
我们离开天津西站继续向西北方向走，一直又走了两天一夜，在黄昏该吃晚饭的时候，我们终于赶到了家。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不禁喜出望外。
到了村头，黑子把放在我车上的几个大碗和两个缸盆全部拿到他的小车上，一声也没吭，回家去了。
三叔看了，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我为他白推了几百里地，连个道谢的话儿都没有。
回到家，爸爸妈妈见到我突然归来，乐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对着我左看右看。我拍拍胸脯，满不在乎地对妈妈说：“您看！我比原来胖多了吧！海河那儿饭随便吃，而且活儿还不累，我已经１０６斤了！”
为了不让父母为我担忧，我把海河工地说得非常好，丝毫也没有提及生病的事，更没有提那里的劳动强度有多大。‘子孝父心宽’，这个道理我还是懂得的。
我把从海河工地带回来的２元多钱和４斤玉米面交给妈妈，伙房发得那五个窝头早己在路上吃光了。
家中晚饭是一锅白薯粥，这正是我最爱吃的饭。我一下子喝了三碗白薯粥，一边喝粥，两个眼皮却直打架。
实在不行了，我把碗一推倒在炕上便睡。朦胧之中，我觉得妈妈为我脱了鞋，可什么时候为我洗的脚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觉，我一下子睡了一天一夜。
河西赴宴
秋收过后，粮食陆续分下来了。全村人均每天８两４，这不是面粉而是原粮。
我虽然去挖河省却了一点儿口粮，但是我挖河回来后生产队仍然给我记每天三分。正常的男劳动力每天１０分，也就是我干三天不如别人干一天的工分多。
虽然我们家中男劳动力多，干得活儿也是最苦最累的，但是工分却挣得最少。秋后分粮食的时候，工分的多少要占很大的比例，我们家的口粮每天只有6。5两。
我去找大队会计汪坝理论，为什么我挖河能顶一个壮男劳动力，回来后不给我相应的报酬呢？
汪坝见我问的有理，无言以对，理屈词穷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个臭地主狗崽子还想翻天不成！给你点就算不错，如果你再不老老实实的就小心你的狗命！”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那样恨之入骨，无缘无故他已经对我爸爸打骂多次。难道只因为自己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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