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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业原本也是打算国家经营的，但酒这东西，不像盐铁，百姓缺了不行，如果官营酒业造的酒，质量太差，会没有人买的，没法强迫消费。所以，只能放给民间经营，但是，国家强征酒租，这就是酒榷。这一项，又是一宗收入。
原本，国家对于商业活动，是征税的。但是，这样的税，无论怎样提高，此时都不能让皇帝满意了。于是开征算缗钱。所谓的缗，就是串钱的丝制绳子，一串一千千，二十缗一算，也就是二十千，两万。算缗，是针对不动产的，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车辆征一算，政府规定好，让百姓自己去缴纳。
当然，百姓不傻，谁会主动缴纳呢？但官府有招儿。它规定如果谁不缴纳，或者少报少交，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可以把这家的全部财产没收，分给告发者一半。当时执掌刑律的廷尉是杜周，著名的酷吏，他派人下郡县，专办算缗之事。
于是告缗者遍天下，中产之家，没有漏网的。告人的，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被人告。一时间，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没入的奴婢以千万数，田产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顷。告缗，即告发人们匿财不报，一时间成了比铁盐官营还要生财的罗掘之道。
然而，百姓就是那些百姓，财产就是那些财产，罗掘一空，以后也就没了。所以，这样的财政措施，只能是竭泽而渔。水干，开始有大量的鱼，而后，鱼也就没了。于民争利，抢夺民财，利也就没了。所以，武帝末期之后，汉朝进入了好长一段的衰落期，直到汉宣帝时，改弦易辙，才稍稍恢复元气。
因此赵昺对于卢世荣的推出的经济改革并不看好，想当年王安石变法是在神宗皇帝的强力支持下推行的，但是仍然阻力重重，导致朝政不断，几度换相。虽一度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可神宗一死便无果而终，却引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党争，经济难以复苏，全仗蔡京搜刮有术才勉力维持，导致国家**，民不聊生，可以说是令宋走向衰亡的起点。
卢世荣虽然也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声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可谓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是赵昺仍不看好，因为其错估了形势，且其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处于比王安石更不利的地位。
所以赵昺对卢世荣并不看好，忽必烈的统治基础正是这些达官贵人和皇室宗族，关键时刻必定会站在他们一边，反而会将其推出去当替罪羊；另外当下蒙元太子真金已经参与朝政，而他对卢世荣十分厌恶，必定会从中作梗，且其对忽必烈实施的政策多有微词，其夹在中间必定是父子相争的牺牲品。
政治斗争往往伴随着腥风血雨，结果往往是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随之登上朝堂。这种斗争就像现代的‘化疗’一样不分良恶，将一切全部扑杀。同样政治清洗是以站队为标准的，凡是反对自己的不分良善，即使是当世奇才也会全部被打倒；反之只要支持自己的，哪怕是庸才、恶棍都能得到提拔，登上高位。
而这种结果对于国家的损害极大，不仅政策的频繁变动会造成社会动荡，人才的流矢，也会使国家大伤元气，往往需要多年的整顿才可修复。这也是赵昺不敢以激烈的方式进行体制改革的原因之一，可对于蒙元他倒是乐于看到，甚至十分期待看到忽必烈死后，真金能否顺利继承大统并控制朝政……
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皇子对皇位的争夺都是极为残酷的，而赵昺也清楚蒙元政权统治中国有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皇帝的即位大多是依靠武力夺取的，虽然是皇族内部纷争，却非常的惨烈，不足百年的历史中，竟然出现了十多位皇帝，其中原因就是皇帝们多死于对皇位的争夺之中。
而这种争夺却是源自成吉思汗临死前留下的传位设计隐患，其对蒙古传位的方式作出了改变。照蒙古习俗，按幼子继承父业，而年长诸子则分析外出，自谋生计。可其指导思想是：蒙古帝国一定要有能力的人做大汗！但是他绝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强悍想法导致了元朝百年历史中所有皇帝的更换，都循武力流血斗争之途。
蒙古人传位基本遵循兄死弟继，叔死侄承的传统，大汗生前会指定一位继承人，但是这位继承若想登基还需要但是要经过蒙古贵族们参加的“忽里台”大会选举确认的，否则是难以名正言顺的继位，而这也是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往往是伴随着血雨腥风。
自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就有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于至元十年二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册封仪式。
忽必烈以这种方式自然打破了蒙古传位的旧制，必然引起黄金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继承汗位的希望，虽然在忽必烈的强势压制下敢怒不敢言，可其死后谁又说的清呢？而真金被立为储君，此刻也早已参与朝政，父子两人的看法并非完全一致，而在赵昺的印象中好像真金并没有登上汗位就早于忽必烈死了……
第694章 太子其人（）
真金在赵昺前世的记忆中十分模糊，只是因为在一篇奇趣文中谈起被吓死的皇帝中，提到过其还未继位就被自己的爹给吓死了，因而真金在他脑子中就是这么一个怯懦的印象。但是到了这个世界，真金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自然进入了自己的视线，而他也发现这孩子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忽必烈共有十多个儿子，长子早卒，因此视真金为长子，其又为察必皇后所生，占长又占嫡，若是在中原皇朝就是天然的继承者，不过在蒙古就不一定了。而其命好，彼时尚未继承汗位的忽必烈正跟一群汉儒打得火热，其当时总领漠南汉地事务，搜罗了一大批汉人儒士。
忽必烈便把真金的教育交给汉儒姚枢，并命勋臣后代土木各儿等为伴读。姚枢等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并以《孝经》作为启蒙课本教授真金。后姚枢随其征大理，便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第二位老师同时命刘秉忠之弟子王恂为真金的伴读。王恂长期侍奉真金，经常灌输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乱的道理。
忽必烈即位的次年，敕封十七岁的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中统四年建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但实际上真金只是每月两次至中书省署敕，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事务都交给了王恂。由此可见真金在年轻的时候受汉儒的影响之深和对他们的充分信任。
而人都是有私心的，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获得蒙古的统治权以后，便欲对蒙古传统的汗位忽里台大会推举制继承制度进行改革，以求千秋万代汗位永远出自自家。于是心领神会的姚枢、张雄飞等汉臣纷纷建议“建储副以重祚”、“早建储贰”，即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确保汗位继承。忽必烈最终采纳了汉臣的建议。
在至元十年二月忽必烈下诏立嫡长子真金为皇太子；三月十三日，派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举行了册封仪式。册文中虽然标榜册封皇太子是成吉思汗遗训，但实际上是对蒙古传统汗位继承制的重大变革，也是忽必烈遵用汉法的一大成果。同年九月，忽必烈又为真金设立了“宫师府”，择儒臣为官属，而真金既自幼耳濡目染汉文化，其政治前途也与汉人儒臣息息相关，为他以后坚定支持汉法做了铺垫。
平定江南之后，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再加上刘秉忠、史天泽、赵璧等汉人重臣相继去世，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汉臣们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完成护送八思巴进藏任务，刚刚回到大都的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指使其利用斋蘸之的机会，向忽必烈建议让太子参与朝政，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
此事即应天命，又应人意，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而真金上台后俨然就成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至元十七年，有人提议出身南人的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真金知道这正符合忽必烈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之构想，他便准奏实行，并有意让畏兀儿儒臣廉希宪任门下侍中。
但在阿合马的阻挠及汉臣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设立门下省的计划很快便流产了。不久廉希宪病重，真金派杨吉丁探望，廉希宪遗言铲除“误国害民之大者”，即暗示除掉阿合马。当年十二月，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弹劾阿合马一党贪虐不法，被阿合马迫害致死，真金在宫中吃饭，听到这一消息后丢下筷子，十分悲痛，并连忙派人制止，结果崔斌已经死亡。
赵昺以为这件事导致元廷理财派和儒臣派的暗中对抗转为了生死之斗，从而诱发了阿哈玛遇刺事件的发生。至元十九年三月，阿合马被汉人王著、高和尚刺杀。当时真金虽然与忽必烈一同在上都，但他认为真金仍然难逃干系，阿哈玛毕竟是忽必烈最为信任的大臣，真金即便没有明令制裁，也必定默许了此次刺杀行动，否则谁敢当着众臣的面，拿锤子将阿哈玛活活砸死啊！
事后忽必烈震怒，将王著、高和尚和留守大都的中书省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通通处死，阿合马死后，真金荐举支持汉法的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并告知其大胆对朝廷体制进行改革，自己做他的后盾。与此同时又大量起用汉儒以为后盾，中书省以何玮为参议，徐琰为左司郎中，又征召潞州的杨仁风、东平的马绍，并任用杨恭懿到中书省议事，命卫辉总管董文用练达官政，与杨恭懿同调入中书省中。
赵昺一直抗拒儒士们的教导，就是因为担心自己被他们‘教坏’了，因为他懂得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道理。这些士人做事有激情，有担当不假。但是也太过理想化，行事往往不切实际，且十分偏激，看人看事都是非白即黑。而到了关键时刻又犹豫不决，导致错失良机。
这个时期正是察必皇后病逝，忽必烈陷入消沉中，酗酒无度，对政务倦怠，按说正是他们儒法派借机培植实力，闷声发财的机会。实际上真金又做了些什么呢？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众人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和礼霍孙主要完成了这么几项重大任务：一、查处阿合马的罪行，籍没阿合马家财；二、起用汉人旧臣；三、改善吏治。
见其这么做，赵昺都替真金着急，阿哈玛已经死了，又何必急着‘鞭尸’，是想证明自己正确，还是欲证明阿哈玛错了呢？如此虽然抄了些家财，也让忽必烈将阿哈玛从坟里刨出来剁碎了喂狗，但是其在政治上已经失分。他分析忽必烈如此愤怒，多半不是因为气自己眼瞎，而是怪自己的儿子太不懂事，从而以此泄愤，同时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外，赵昺认为真金做事分不出轻重，虽说以整顿吏治作为起用汉臣的借口也是培养班底的措施，但还为时过早，只会引发其与蒙古旧臣的对抗，而这些人可都是功勋卓著，手握兵权，对其能否继位有着话语权的实权派。因此在登基之前要做的不是得罪他们，而是要收为己用，以便保证自己能顺利继承汗位。
而真金最不该是居然忽视了忽必烈的想法，其起用理财派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所以真金打倒了阿哈玛后，这时的首要工作也应是‘敛财’。但是，真金没有那么做，反而利用汉臣们实施所谓的‘仁政’，结果是成全了自己的仁名，却忽略忽必烈的想法，结果是什么用脚丫子都能想得到。一个不能领悟自己意图，与自己政见相左的儿子不是一个好的继承人。
真金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最离谱的是错估了形势。他太看重自己太子的身份了，却没有想过自己一日没有继承汗位，那么他就仍然只是一枚棋子，即便已经参与朝政也无左右朝政的权力，而大权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乃父手中，随时可以剥夺给予其的权力，这也导致他一再犯错。
就在去年，真金在不断推动汉化政策的同时，他还要求蒙古国子生学习汉文，对其只学蒙古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