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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人呵呵笑道：“也是，夏先生仍诚实豪爽之人，绝不会故做浮夸之言，咦！夏先生在那里？怎么没有出来，这都快要下船了。”
“夏先生和黄先生、徐先生、秋先生还在船舱里说话，他说了，让我们别急着下船，等在船上多等一会，等其他的客人都下了船我们再动，到时候自然有人到码头来接我们。”
其他人听了，也就都放下心来，继续谈笑，又过了好一会儿，船上的客人也都己经下得差不多了，这时正在御货，只听脚步声响，又有3、4个人来到船舷边，为首的是一个50岁左右的老人，身材魁梧，方面大耳，长髯垂胸，其他几人的年龄也都较长，均在30岁开外，还有一名女子。
这群年轻人见了，也都纷向打招呼道：“夏先生。”
原来这老人正是夏思痛，他在1902年底受华东政府的委托，到海外去寻找有志革命之士，到山东来共图大事。夏思痛出海之后，先到南洋，足迹遍及东南亚诸岛，到是也结交了一些华商、志士，不过都是零散数人，不成组织，而且那里华东政府的名字未显，因此也都对华东政府不感兴趣。
夏思痛在南洋游历了大半年，虽然成效并不大，但也增涨了不少见识，而且也打听清楚，在日本聚集着大量的革命志士，组建的团体众多，声势颇大，于是夏思痛又来到日本。结果和华东政府的爪哇护侨行动错过了。
虽然是初到日本，但夏思痛的交往颇广，既使是在日本，也能经人转托，交结到不少人，生活衣食不愁，而几个月后，经人引见介绍，和不少革命者相识。
其实在日本结识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有人引见介绍，因为在日本，中国革命者的行动基本是完全公开的，不仅能够随意的聚会、结社、发表演说、组织社团，甚致是创办报纸杂志出书，可以公开宣扬武装推翻清廷的主张。尽管清廷多次向日本发出抗议，但日本政府以言论自由为名，对此基本不闻不问，还有不少日本政界、工商界的人员和中国的革命者结交成友，甚至是资助革命者，因此说这时的日本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到是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当然不是好心帮助中国的革命事业，只是一种两面下注的手段而己，毕竟日本和中国的文化相通，又知晓中国历史，不少日本政治人物都认为，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清廷实际己经进入王朝末期，基本己经无力回天了，只是能够苟延残喘几年而己，因此现在的革命者，在将来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日本政府有必要和革命者中的知名人士保持良好的关系，政界人士可以和他们建立私人友谊，将来日本就能对中国保持足够的影响力。
这个时候在日本比较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主要是3个，一是由孙中山创办的兴中会；二是由黄兴、宋教仁创办的华兴会；三是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创办的光复会。
其中当然是以兴中会的影响最大，因为兴中会虽然是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但在1895年就在日本成立分会，在日本己有近10年的发展，而且兴中会的创办人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也是最高的。孙中山的个人声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己在中国组织了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尽管这两次起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是有行动，这一点要比其他只说不练的革命团体当然是要强得多。
而另一方面，则是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公使馆的蒙难经历。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地球报》均对此进行了报导，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当时英国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国公使馆释出孙中山，否则将驻英大使龚照瑗及一众外交人员驱逐出境。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用英文出版了《伦敦蒙难记》一书，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名声大噪的世界级政治流亡人士，因此这一事件也成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转折点，一举成为革命者阵营中声望最的人。
不过日本也不是只收留革命者，同时也收留和扶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粱两人分别在英国、日本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并以日本为基地，号招在日华人支持自己，在中国推行立宪，并且反对慈禧，力主由光绪亲政，主持改良。
其实在康有为、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孙中山曾托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好，希望能和康梁同商革命大业。但康有为以朝廷忠臣自居，又自命当代圣人，而当时孙中山的名气只是在海外，在国内还是无名之辈，因此自然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从此两派分道扬镳。
但这时康有为、梁启超确实均是大有名头的人，而且康有为又善于自吹，不仅以圣人自居，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帝师，并且假称自己是奉了光绪的密诏外逃，招兵讨贼勤王。由于这时皇权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有相当的权威性，因此康有为的这一番包装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确实有不小的号招力，
两人来到日本之后，立刻就招集到一批信徒，并且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传自己的改良立宪主张，而且康、梁两人均是当代国学大师，妙笔生花，文章的条理清晰、字句工整，言语有据，在这个以报纸为主要宣传工具的时代，确实是非常有用的，相比之下革命者的文章显得激情有余，但却文理不足，因此维新派一时声望之盛，甚致压倒了兴中会。
后来康有为在1899年赴美发展，留下梁启超在日本主持大局，并在加拿大正式成中“中国维新会”又称“保皇会”，并在美洲、南洋、香港、澳门甚致是兴中会的老剿檀香山设立分会，一时声势颇为浩大。
不过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声望大跌，不少中国人对清廷也彻底失望，加上一批有深厚国学基础的革命者来到日本，使革命者阵营的理论实力大增，1903年，革命者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的论证严密，文风雄健，对康有为的改良维新主张进行痛快淋漓驳斥，从此双方在报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颇为类似现代网络中各大论坛的争辩与炒作，但从大势来看，是革命者开始扭转颓势，维新派则每况愈下。
从表面上看，革命者和维新派的论战是主义、观念之争，但实质是双方都要争取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及海外华侨，毕竟这时两派在国内基本都没有什么基础了，活动经费的募集以及运动的基本力量，都要在留学生及海外华侨中争取，因此双方其发展空间极为狭窄，自然是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夏思痛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到日本，当然对夏思痛来说，自然是革命者的主张对路，而且华东政府也是这样的主张，因此很快夏思痛就倒向了革命者的阵营，并且和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者中的有名人物相识。
而且夏思痛为人豪爽、见多识广，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华东政府的代表，更是给他增加了不少的份量。日本与中国接近，而且又注重收集中国的信息资料，因此华东政府的不少资料消息都传到了日本，相比于南洋，在日本的华人对华东政府的了解要深得多，不少人也对华东政府很有好感。
第二九七章 革命者（二）（）
夏思痛到达日本不久，华东政府便发动了“爪哇护侨行动”，在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毕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内第一次为了海外的华胞出头，而且还迫使荷兰政府认错赔款，这一点对在海外的中国人感受犹为深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华东政府现在的实力。也连带着夏思痛的声望大涨，在革命者中的说话份量也要强多了。有不少革命团体都主动邀请夏思痛去会谈。
于是夏思痛 也借这个势头，在日本的革命者中大力的宣传介绍华东政府的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并且积极的邀请革命团体到青岛去访问考察。
到是有些革命团体接受了邀请，愿意去青岛访问，不过夏思痛希望能够邀请到兴中会，最好是孙中山能够亲自去青岛和华东政府会谈。因为通过几个月的交流，夏思痛对孙中山的见解主张、行事作风、以及对革命的积极热情留下了很好的印像，尽管这个时候，孙中山还没有完成旧时空里著名的“三民主义”理论，但也明确提出自已的主张，一是以武装形式推翻清廷；二是建立现代制度的共和国，而这两点和华东政府的计划是完全一致的，而其他的革命者基本还停留在推翻清廷的层面上，但对推翻清廷之后怎么办？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却毫无概念，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能够成为革命者中的领导者，也决不只是有“伦敦蒙难”的经历。
而且孙中山长年生活在海外，由其是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较长，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在和夏思痛的交流中，把什么民主、自由、法制、三权分立等等概念都说得头头是道，这也是其他革命者所不具备的能力，而这些概念夏思痛在华东政府也听到过一些，于是他认为孙中山和海外华人的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希望能够促成孙中山和海外华人的合作，共同商讨中国革命的大计。
孙中山到也有意去青岛访问，见一见海外华人，协商双方合作的事宜。不过在1903年底，孙中山决定去檀香山，原来这些年来孙中山都在日本发展，而兴中会的创办地檀香山却被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会所攻陷，不少原来兴中会的成员都改弦易辙，加入了维新会。看着自己的革命发源地后院失火，孙中山自然不能无动于衷，必须赶回去救火，因此访问青岛之行只能延后了。
而进入1904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华兴会、光复会的重要成员先后都来到日本。
华兴会的创始人黄兴原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组织200余名日本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想开赴东北，但被清廷强令解散。因此黄兴对清廷彻底失望，主张武力推翻清廷。同年7月，黄兴回国与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创立华兴会，被推为会长。并筹划1904年在长沙发动起义，但事情败露，于是黄兴、宋教仁等人逃到日本，寻找志同道合者。
而光复会则是一个以江浙一带的地方势力组成的革命团体，人员结构十分复杂，知识分子、商人、工匠，少数开明地主士绅、地方帮会等，而且政治主张也较为激进，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光复会成立之后，也是到日本去寻找可以联合的伙伴。
其实在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之前，不少成员都互有，也和兴中会有来往，有一些人甚致有双重的身份，这也是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之后，都到日本来的主要原因。
和夏思痛交结以后，他们都对华东政府很感兴趣，由华兴会、光复会都是在国内成立的革命团体，对国内的情况当然更熟悉一些，自然也听说过一些关于华东政府的事情，只是华东政府在表面上还是臣服于清廷，而且活动主要是在北方，虽然也在上海有自己的地盘，但主要是以发展经贸为主，一边不和政治势力有来往，仅仅只是和学生有一定的互动。因此这些团体在国内时虽然也有想和华东政府有所接触，但却找不到机会，但却没有想到在日本却能够遇到华东政府的代表。
夏思痛当然也十分高兴，又像他们详细介绍华东政府的情况，并且也澄清了一些对华东政府的误解，由其说明华东政府仅仅只是在名议向清廷称臣，而在内部完全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和清廷并没有关系，而且华东政府是立志要推翻清廷，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于是华兴会、光复会也都希望到青岛去访问考查，而且希望能够尽快成行，对此夏思痛自然是欢迎，又发电给孙中山，询问他是否有时间去青岛访问，但这时孙中山还在檀香山脱不开身，不过也回复夏思痛，会从日本兴中会的成员中选派代表去青岛。
得到了孙中山的回复，夏思痛立刻开始着手准备，首先向华东政府发电，说明自己在日本的活动情况，以及己约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会到青岛访问。
很快夏思痛就收到了华东政府的回复，对这些团体的访问表示了欢迎，并且也建议每个团体派遣23名主要的负责人，34名随行人员，将总人数控制在20人左右，因为双方都是初次接触，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候，来的人多了反到是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