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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后，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地方武装驻地，冒充是皖南事变中被俘，才从国民党牢狱里逃出来寻找部队的人员，企图侦察中共方面情况，但被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出来，并被武装护送到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五十七团团部。
傅师长即令当时在五十七团团部的李务本同志带领侦察班，以“护送”为名，为麻痹赵凌波，没有捆绑，实乃押送他去无为县北乡大俞家岗七师师部。并拟在适当时机，派得力精干武装，押解他去苏北军部审判。
不料，拂晓，押解到石涧埠附近路旁休息时，赵凌波突然向国民党军的黄洛河据点奔逃。李务本发现后，立即带侦察班追捕。赵一面逃，一面大声叫：“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何必这样逼我，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李回答说：“赵凌波，不要跑，再跑就打死你。”
赵凌波听后反抗拘捕，当场被战士们开枪击毙了。
第二百二十五章三个叛徒的下场（2）（）
1938年冬，赵希仲担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部长、副总队长，新四军军部北移时任第一纵队参谋长。
从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到一周以后枪声平息。赵希仲在随队突围中被国军108师俘虏。国军发现他是新四军重要干部，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功外，同时派出重兵将他押送到上官云相司令部。
随即，意志不坚定的赵希仲叛变，他供出了新四军在皖南的人数、武器装备、军事行动及新四军许多领导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学历和特征等大量情况，因而受到优待，成了第三战区的座上客。
1941年春，赵希仲与赵凌波一起，由国军用汽车送到江西上饶县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同年6月，赵希仲与赵凌波一道自动声明脱离中共，并办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赵希仲叛变后，上饶集中营特务首脑张超委任他为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从事对被俘人员的感化工作。
1942年4月，上饶集中营的“军官大队”、“特别训练班”奉命撤并，对外公开名称改为“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5月，日军进攻浙赣线，逼向上饶。东南分团于6月5日从驻地周田村出发，往闽北转移。全体被囚人士，在荷枪实弹的宪兵押解下，冒着酷暑烈日，艰难地行进着。6月7日深夜，在石塘镇宿营时，赵乘众人熟睡之机偷逃出来。
赵希仲逃离“东南分团”后，开始到处流浪，当流浪到浙江金华时，因言语不同，形迹可疑，又无良民证，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而被逮捕，交日本通讯队服苦役，后转送日军义乌工作班搞杂务，并帮助记伙食账和帮办文书，半年后获释。
1943年2月，赵希仲流落到义乌做小生意。同年6月，别人介绍他到杭州河坊街三友饼干店做摇面机工人，不久又被日本人抓去，并押在警备部，以“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被判处死刑。因证据不足没有批准执行，一直关押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1946年初，以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辗转回到长安县老家。到老家后，国民党“中统”把他当作是共产党打算逮捕他。赵闻风后逃到甘岷县，惨淡经营大地做小本买卖过日，直到当地解放，才返回老家。
1950年，赵希仲隐瞒叛变历史，由中共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介绍再次参加革命，由中共西北分局统战部送到陕西高陵县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1年调到甘肃兰州西北新华公司任副经理。新华公司改为农具制造厂后，改任秘书科秘书。经过1956年肃反运动，赵希仲的叛党、叛变问题初步暴露，他被撤销职务，监督劳动。
1968年8月的一天深夜，赵希仲投黄河自杀身亡。
第二百二十六章三个叛徒的下场（3）（）
皖南事变中犯下最大直接罪行之人叫刘厚总，他原是湖南耒阳人，就是他成为杀害了已经逃出包围圈的项英、周子昆的直接凶手。
刘厚总于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并担任乡赤卫队队长。1934年，刘厚总任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1938年9月，刘厚总被送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刘对既紧张又艰苦的学习生活很不适应，一再要求回南方工作。1939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他离开延安，回到耒阳，想重新拉起游击队上山，因遇困难，不得已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被分配到军部副官处第三科任副官，分工管理木工班和饲养班。
1941年1月16日傍晚，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与刘偶然相遇。项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项并不认识刘，听说他是副官处的，说：“好吧！那就跟我们一块走吧。”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经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仅能住下项英及刘厚总、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及他的警卫员黄诚四人。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3月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金表、钢笔，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
刘厚总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了项英、周子昆。刘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
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于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来了，就计划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到太平县城，投奔了国民党县党部。刘厚总先后被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和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审问。
1943年冬，刘厚总被押送到重庆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一笔钱，让他回原籍。刘不敢回原籍，遂到江西省九江市一个盐铺当伙计。1949年5月，九江处于解放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个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管账先生。
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人员开会，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执行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感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的高度警惕。黄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见过的刘厚总。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同一天，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第二百二十七章艰难的抉择（）
目前有一种论调说，蒋介石没有袭击新四军军部的精心计划，事变后亦不曾想扩大事态，破裂两党关系，那时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自然不会相信。
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其实就已经对强硬地推行限共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了。但基于抗日的大局，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还多少存有一些朝好处想的思路。1940年10到11月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当时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毛泽东主席甚至一度怀疑蒋之北移命令包含有与日本勾结，两面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大阴谋，准备破釜沉舟对抗蒋的这种让亲痛仇快的所谓政策。
但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的结果，毛主席最后还是认定国民党的“剿共”可能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大吹小打”，他高瞻远瞩地判断：1。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2。，实则蒋介石和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很怕怕内战，很怕国共合作从根本上破裂，所以蒋的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正是由于一直相信只要蒋未与日本妥协，国民党在抗战中就不会主动破裂两党关系，突然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刺激之大亦是可想而知的。
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目的何在，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初，必须要做出准确判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新四军选择南下，事先显然报请过中共中央批准。部队秘密潜往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而后即联络不畅。而以项英为首的新四军军分会准备是非常不足的，他们把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转移，当做了去受“检阅”，没有把各种困难都考虑到，甚至在战场上出现开七个小时长会的“笑话”，而军长叶挺却多少有点“有职无权”。
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聚歼计划已部署完毕，次日即发起了总攻，新四军无论粮食、弹药和地形均已难以坚持抵抗。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迅速于12日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副主席，要其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即日撤围，以证明国民党并非有意破裂。中原局刘少奇等也曾气愤地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请朱德、陈毅、罗炳辉所部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苏北的新四军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停止围攻皖南新四军。
毛泽东显然认为这是解围皖南新四军一个可行的办法，故13日即复电刘少奇等，表示希望做到以下四点：
1。同意胡服、陈毅十二日来电方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2。这样也就是说我党在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
3。以答复还击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4。如果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所属部队，以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第二百二十八章愤怒和冷静（）
（一）
毛泽东主席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新四军上万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却受到蒋部署的7万军队的围攻，双方已血战八个昼夜。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0万军队，包围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集中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像长征前那样教条地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此时显然要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
毛泽东主席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他不会像项英一样，在转移之前还做二个多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对于转移艰险路途上的实际困难，甚至是劫难想得太少。
却这并不能表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破裂两党关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这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叶、项被俘，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蒋介石简直是无法无天！我党如何办？总不能听之任之，忍下这口气。
（二）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此时显然比毛泽东主席更冷静一些。15日当天，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主席等延安中共领导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