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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欧美政府少有强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须的，老百姓不支持，不理解他们也不敢推行。
而凡是强迫了民众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思想和文化的，到最后莫不是被民众自发的清算，连带的民众对政府严重不信任，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复的**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
所以朱敬伦之前从不将民众明显还不能接纳的口号大肆宣扬。
可是东方世界的各种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了，不能不改革了，所以朱敬伦还必须做事，做事，又不能高调宣扬，那就只能默默做了，大有一种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明**特征，当时推行各种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他允许民众提意见，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
这一次改革，朱敬伦决定一改常态，他打算开始大张旗鼓了。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已经做出了大批的成果，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他们看到了，民众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社会精英的眼睛绝对看的清楚，看的透彻，就算嘴上不接受，心里也会开始思考，开始对比，开始发出“夷人真的一无是处吗”“中国真的尽善尽美吗”这样的疑问。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财政改善，看到了铁路、马路，给排水工程，电报、煤气灯等现代化设施带来的便利。
尽管在文化和思想上，还没有认可西方完全强过东方，但至少已经在物质上统一了意见，那就是大家都认为，西方人在制器上独具一格，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满清洋务运动也在各种反对声中迈开了步伐，而大明当然更进一步，民间精英也好，政府官员也罢，在事实面前，都认可了开办西方式的工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政府官员思想的转变要早一些，早在前几年，随着丝茶贸易的推进，丝茶工业化生产的推广，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搜刮农民，这让早先的官员感到不可思议，所以第一个开始探寻答案，也第一个开始扭转了心态。
民间思想的转化要慢很多，不得不说这次北方的饥荒，起了一个助推作用。
陈启沅领导的工部，这些年一直都是工业化最大的推动部门，朱敬伦没有提出过口号，可是工部却用各种方式方法宣传工业，比如发行了官方报纸工部报，介绍各种工业部门，从庞大的钢铁工业到纺织工业分门别类。任何宣传，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传，都要树立一个光大的旗号，工部的旗号是富民。
工部不断的宣传，推行工业化，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饱饭。
可是之前的宣传效果并不算好，真正相信这些宣传的，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是那些从小接受洋人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西方文明东方野蛮思想的人物。
而正统的士大夫看到的是，工业化摧毁了传统的社会，机器大工厂让家庭作坊无以为继，这哪里是让更多的人找到活干，让更多的人吃上饱饭，这简直是在劫夺更多人的生计吗。
所以没人支持。
但这次北方饥荒，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
之前新派人物们说，不推动工业化，紧靠传统的男耕女织，是不可能养活中国几亿人口的，大明尽管位于南方，但人口还是大大过剩。新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批大型工厂，让百姓在工厂里大量生产商品，出口到国外，用来交换粮食养活庞大的人口。
保守派们认为这完全是荒谬之言，多子多福是传统思想，历来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男耕女织有什么错，千百年来都是如此，男人耕种抚育妻儿赡养双亲，妇人纺织，织布裁衣，足以让大明百姓衣食无忧。建工厂，只不过是破坏风水，嬗变祖制，大逆不道。
这两派的争论，之前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严禁理论虽然很有说服力，但在没有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保守派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可以说双方鸡同鸭讲，谁都不服谁。
但这次饥荒完美的印证了新派的理论，那就是土地真的养不活那么多人了，一个灾荒，就让数以千万计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灾的行为，让整个大明深深的卷入了这场饥荒，大明的老百姓虽然不可能饿死，但是生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最穷的老百姓其实也就死饿不死，本来能够温饱的一批中产人群也开始挨饿，上层的富人甚至都感觉到了物价的压力。
报纸则不断的将北方饿死人的情况传回来，还附上照片为证，当看到那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猪羊一样，被剥光洗净，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时候，这时候讲什么礼崩乐坏，讲什么嬗变祖制，都是那么的无力。
此时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场灾荒发生在大明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灾行为是有大义支持的，这一点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新派，都达成了一致，新派认可政府的负责任态度，保守派则说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们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灾的话，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去救灾，可政府能救得过来吗。北方四五省受灾，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还是无法让所有灾民都活下去。现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报纸上报道已经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如果大明受灾，政府要救则一亿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饿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够救灾，而满清完全无能为力，就是因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已经无法保护亿万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厂，大明开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进了债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这个灾。
亲眼看到了结果，亲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现实为证，加上对政府开始认可，保守派们的声音开始变弱了，大骂政府的现象消失了。
朱敬伦知道，新派们的理论，已经渐渐的占据了上风，开始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了，但守旧派并没有完全心服，他们只是在事实面前遭受了打击而已。
指望顽固派转变态度拥抱未来是不现实的，但是借着这股新风，政府大张旗鼓的改革，却能够将绝大都数人的思想观念扭转过来，并趁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东风，大大的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这些就是朱敬伦决定大张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广大老百姓开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开始丧失对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时引导，不但不会引火烧身，反而会在重塑民族思想的过程中，与老百姓建立高度统一的一致性，一旦将来变革完成，老百姓不会感觉到是政府强行将他们改变，而是会觉得是政府在跟他们一起改变，这种情况下，如何会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张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个旗子，一个口号，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朱敬伦却早就想好了，他要用这个口号，即团结新派，也照顾老派，将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个紧密的向心力向前冲。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六百二十九节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喊口号似乎是东方文化的创造。
洋务运动是一个例子，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之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有五条誓文，宣称要富国强兵，要大振皇基云云。
好像西方人在变革中，就很少系统的提出这种纲领性的口号，彼得大帝改革的时候，也没什么激动人心的口号，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中，似乎也没树立什么改革大旗。
倒是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都有这种纲领性口号，以此看来，这种东西，往往是带有革命性质的，能够极大的刺激人的精神。
“求新自强图存卫道！”
1878年10月，朱敬伦召集三省六部高官，开始抛出了这个旗号。
接着他对这个口号进行了解释。
求新，在政府层面，是革除弊政，建立新的施政方式，将官场上的懈政怠政，文过饰非，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风气和不敢负责的苟且作风彻底消除，激发新的力量；在民间层面，则是引入新技术，开办新产业，增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让老百姓富裕，也让国库充盈。
自强，则是要激发内在力量，通过培训官府中的官员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破格提拔有作为的官员，提高官府的执行力；民间则号召老百姓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创造性生产，发展目前的产业，不要在依靠政府，或者借外债等。
求新、自强，可以说都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政府需要进行革新，引入新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让政府的管理能力更强，这种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民间则需要引入新的东西，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但一切都只能依靠民间力量自己推动，过去的政府低息贷款，税收补贴都已经不现实了。
相比求新自强，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方针，有政策，可执行的，后两个内容，图存和卫道，就完全是务虚的了，可以说完全是为了凝聚民心，尤其是那些保守派的心理，而提出的。
所谓图存，无非是宣传国家危机四伏，经过十几年的民间思想家的启蒙，大明日益扩大的读书人群体，其实已经睁开眼看见了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扩张的现状，在西方开始萌发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压力下，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觉得国家有存亡之危，虽然他们的危机感远远没有洋务派官僚或者日本民间和政府来的那么强烈，但是也都感觉，如果大明不能够强大起来，肯定是有被西方人欺凌的风险的，尤其是目前为止英国人还保留的治外法权，那是明显的歧视和不平等条约。
海外华人在各地遭受的歧视性待遇，也极其容易激发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们从传统教育中培养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另一方面却觉得好像那都不是现实，现实是中国民族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步步下降，甚至在欧洲主流观点中，是劣等文化和低等民族。
这些已经觉醒了民族意识的年轻一代知识群体，才是这些口号真正能够打动的，能够真正强烈的激发民族爱国心，从而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精英人群。
至于早一批洋人培养出来的新派人物，太过激进，就好像日本人那样，太缺乏文化自信心，自己认为自己确实很野蛮，甚至种族自信心，认为日本种族不如人，应该跟洋人借种，对于这些新派，这些纲领性的口号确实很合他们的口味，但他们还会不断的挑刺，认为改变程度还不够。对于这些人，政府给出这样一个变革的旗帜，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政府是有意变革的，让他们知道政府有变革的心，他们不至于急切到要革命。
而老一派保守派，则太过保守和顽固，他们即便看到了事实，认清了现状，却从心里无法接受。对于这些人，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口号就改变心态，但是却可以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知道，这是民族危亡之下，不得已而进行的变革，是穷则变。所以政府大张旗鼓的打出旗号，只求这批人能够理解，不至于捣乱。
最后的卫道，则是一项尽最大可能团结人心的口号，所谓卫道，字面意思就是保卫自己的道统，这是让那些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豪感的人群放心，告诉他们政府推行革新，不是为了以夷变夏，不是为了完全变成西方。
这样的人群数量是最为庞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虽然在引入西方科技文化方面有冲突，但有一点，是他们都很坚持的，那就是守卫中国的人心，他们讲的是“以中国人之心，习洋人之巧技”，这就是中学为体的思想，曾国藩认为“洋人所长在制器，国人所贵在人心”。
在大明的精英中，大概九成的人都抱着这种思想，朱敬伦当然不会打击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朱敬伦为了能够尽可能多的团结所有派系，也是煞费苦心了，但什么口号不重要，重要的是执行的内容，推行的政策。
俾斯麦以统一德国为目标，在出台政策的时候，总是用尽可能委婉的理由，表示自己是用最轻柔的声音，推行最坚决的政策。
朱敬伦现在已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