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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帮伍家推广的，则是伍家的合伙人，伍崇曜在美国和英国都开设了怡和茶行，但不是独资经营，而是引入了合伙人，在美国就是福布斯，在英国则找了巴林银行。这两家都是懂得做生意的，福布斯更是从旗昌洋行起家的，至今都是旗昌洋行的大股东。
伍家的茶叶在采用最新式工厂生产，拥有最好的茶叶产地和最优秀的品茶师的情况下，质量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以此为基础，在两个懂行的合伙人的帮助下，浩官牌茶叶，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最优质茶叶的代名词，甚至在英语语境中，浩官两个字有取代茶叶的倾向：浩官就是茶叶。
由于武夷山茶区被中国人独占，外国人只能选择其他地方，主要集中在广枺院咨轿行牡奈逡氐厍猿敝菸行牡暮饔虻厍杂⒌挛行牡牧饔虻厍踔劣械牟柙拔死┐蟛拷柙胺⒄沟搅斯阄鳎罱窃蚪抗舛⒆×舜竺鞲崭照剂斓慕鳌�
可以预计的是未来茶叶产量还将继续扩大，工业化和大种植园的茶叶生产模式，将继续对小农生产造成冲击。
让人奇怪的就在这里，由于大茶园的出现，导致茶叶价格进来连年下降，已经降到了十八两银子，这让很多小农都生产不下去了，可是茶园依然利润丰厚，因为他们的成本只有十四两，历史上印度茶超过中国茶就是因为成本，印度茶在十四两的时候还能赚取利润，而中国茶却在亏钱。
现在这些大茶园的发展，显然已经开始冲击中国茶农的保本底线了，大量茶农破产，可是没有带来社会问题，这之前让朱敬伦百思不得其解。
这次当他找人调查了几个同样深陷困境的烧窑工之后，朱敬伦突然想明白了，还是移民政策。
大明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移民，主要是通过劳务公司推动，劳务公司优先招募家庭移民，因为能留住人的，其实并不是土地，能留住人的是家，能留住男人的不是放在，而是女人。
通过这种方式，大明在美国加州的移民数量，三年前就达到了三万人，现在已经有了五万多人。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一带，也移民了一万多人。在南洋数量更大，超过十万人，在南美也爆发了高速度的移民潮流。
但总的数量依然很少，事实上，相对于历史上的自然移民，甚至都大大打了折扣，历史上这段时间中国往外移民数百万，可按照目前的速度，一年最多也就只有两三万人，其中主要还是自己走出去的，劳务公司推动的也就一万多人。
朱敬伦本来还担心这种因为严密的监管，带来的移民数量和速度下降，会将社会压力集中到国内，可是国内相对稳定，所以朱敬伦虽然想过各种理由，但从来没想过是因为移民的原因，移民都不如原本的历史，怎么可能是因为移民而缓解了社会压力呢，这不和逻辑啊。
可原因恰恰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原因。
派出去的人回来告诉朱敬伦说，日子清苦的烧窑工人，确实怨言很大，但是大多数并没有想造反之类的念头，大多数人是一边找其他活干，一边抱怨，其中很常见的一句抱怨是，实在不行老子就去金山种地去。
听完这些抱怨，朱敬伦茅塞顿开，原因不再挖金子，而是在‘实在不行’四个字上。
只有实在不行了，他们才会去美洲，只有实在不行了，他们才会下南洋，只有实在不行了，他们才考虑移民。
同样的道理，只有实在不行了，他们才会造反。
这就是这几年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但社会反而相对稳定的原因所在。
劳务公司是洋务司下辖的机构，在国外他们的管理人员都挂着公使馆外交官的头衔，方便跟各国交涉。
在国内也得到了官府的大力支持，各地县衙张贴的劳务输出公司的雇工告示常年不动，这让所有人都知道，只要去国外，就能找到一个不错的伙计，但需要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
这个时代是中国人最保守的时代，哪怕是去挖金子，他们也不太想离家。对陌生环境的恐惧，各种不符合逻辑的传闻，重土安迁的传统文化都制约了他们的行动。
他们可以不去国外，可这些告示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告示告诉了每一个人，在你实在找不到活路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家乡找一条活路。
动乱，反叛，这些都是反秩序的现象，让人做出这种行为的，有时候并不是走投无路，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感觉不到出路，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是因为他们感到了绝望，这时候他们才会造反。太平天国起义前期，石达开等高层很多都是地主，他们也参加了，就是他们看不到出路，在土客械斗中被抢走了土地，官府又不帮他们，如果那时候有人站出来，告诉石达开，你还可以去国外开辟你们新的土地，也许石达开会对造反有所顾忌，至少他没有那么决绝。
那张告示虽然让绝大多数人都不心动，却成为了这些人心中的一条后路，让他们知道他们始终有一条活路。
很多人其实对那张告示都不动心，他们不愿意舍弃故乡，舍弃宗族祠堂和祖坟所在的地方，冒着危险千难险阻的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辟。但是那个告示，却安抚了他们的心，他虽然大多数时候不考虑移民，但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总能想到哪条路：实在不行就去金山种地去。
在他们没有下定决心之前，他们哪怕依然很艰难，心里却会想着，在忍一忍，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好起来，实在不行的话……
官府公告中的移民信息，就如同一盏绝望之中闪亮的明灯一样，未必能让人得到温暖，可是却始终让他们觉得他们还有希望。
朱敬伦一声叹息，说到底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好，只要还有条活路，就不会造反。
至于那些烧窑工，他们实在是太艰难了，而砸毁兵工厂砖厂，不过因为一时想不开，是几个窑头和工人喝多了，一次偶然事件。
可即便是偶然事件，官府也决定严惩，不是他们不知道怜悯，而是因为有旧历在前，锦纶堂砸毁缫丝厂事件，后来流放的人员多达三千人，现在这群烧窑工恐怕也摆不脱同样的命运。
第五百五十六节 不要让人绝望（）
这个时代是一个转变的时代，最先转变过来的一群人有很多，而大明的官府竟然就位列其中，原因很简单，官员们看到采用了新的生产方式让国库丰盈，使用新的征税方式竟能废除两税，总之一句话，用新的东西让国家强大了。
哪怕从个人角度来讲，官员们也发现，鼓励发展工业，是最快速，最没有危险的一种捞政绩的方法。当自己的辖地，在短短几年之间，税赋增加一倍的话，而百姓却没有被盘剥，这怎么说都是一种政绩。
所以官府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打算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迅速、强硬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尽快进行审判，然后将几个烧窑工流放。
他们之所以决定快，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股反政府的舆论正在形成，这股舆论甚至比上次锦纶堂事件还要大。
锦纶堂那次毕竟是商人在闹事，直接闹事的人并不是工人，而是一群见不得人的流氓，因此尽管那次事件牵扯到的工人数量几十万人，可舆论上多少还是两边倒。
但这次不一样了，根据刑部的审讯，这些人真的就是一群烧窑工。人数倒是不多，只有三十多个，是附近时代烧窑为生的一个大宗族。
他们家从明代起就开始烧窑了，他们的老窑口在新安的鹰嘴山下，烧制的青砖过去行销新安、东莞两地，养活了全族上下三百多口人。
但现在生计日蹙，年关将近，可是窑场一年来就没开过几次火。一群苦闷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多喝了几杯，壮了胆子，来了脾气，越说越气，就有人提议要砸砖厂，就这么来了。
他们的境遇是值得同情的，可是他们的行为是不能原谅的，有锦纶堂前例在，官府认为向公堂诉告他们，很容易就能结案。
但社会舆论起来了。
尤其是几个月前，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中精神信仰崩塌的一群老夫子，突然好像找到了共识一样，他们第一批站出来为烧窑工说话。哪怕有人认为烧窑工做的不对的，此时也不敢站出来说话。因此舆论竟然出现了一边倒的支持烧窑工的声音。
这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面对舆论一边倒的反政府言论，陈芝廷都慌了神了，这时代的官员，谁不在意名声呢？曾国藩那样休养极深的大儒，都会因为天下人的漫骂而病倒，陈芝廷的养气功夫远不如曾国藩，他有点无法决断的感觉。
他习惯在无法决断的时候来找朱敬伦，他本就不是一个强硬的官员，甚至远远比不上丁日昌这样的满清官员。
“他们犯法了对吗？”
朱敬伦问他。
陈芝廷点点头。
“那关你什么事？”
陈芝廷马上不懂了，皇帝这是什么意思。
朱敬伦叹道：“他们犯法了，自然有司法程序，你操那么多心有用吗？你想干涉司法吗？法院归你管吗？”
连声质问让陈芝廷如同醍醐灌顶，是啊，这些事不归他管啊，抓人、审人，那是刑部的事情，确实还算六部分内之事，可是法院并不归六部，朱敬伦当初直接划到了门下省，算是监察部门。
可问题是天下人现在骂的是官府，说的是官府昏庸无能，说的是奸佞当道，他陈芝廷是尚书令，他是宰相啊，骂官府不就是骂他，而且真的有人指名道姓骂的。
“你这城府还真是太欠了，当官哪有不挨骂的。只要他没有指着你的鼻子骂你，就当没听见吧。骂我的比骂你的多多了，我要是天天想这事，还活不活了？”
朱敬伦没说谎，骂朱敬伦的多了去了，但大多是大明之外的读书人，对那些人来说，朱敬伦现在就是逆贼。
陈芝廷叹口气：“那我能做点什么呢？”
他真的不想挨骂了。
朱敬伦叹道：“给那些家属一些照看吧。不能让孤寡坐困，让贫弱待死啊。”
陈芝廷点点头，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不清楚的地方报纸也早就讲清楚了，那些人真的是穷苦的烧窑工，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一年来大多数人都是靠着打零工为生，明明是手艺人却不能用手艺吃饭，才做下这等错事。按现在的法律，他们流放无疑了，可他们的儿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还有老父母怎么办。其中大半人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那批人，家庭情况也是最差的。稍微好一些的，也不至于愤怒到这种地步。
可是陈芝廷有一个顾虑：“如果犯人的家眷反而得到政府照看的话，这不是助长犯罪吗？”
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朱敬伦接着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