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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清-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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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则是他们的生意变得比过去好了。过去县城里的有钱人非常少,其他人大多是穷棒子,没钱买吃的没钱买穿的更没钱买用的。现在,很多人参加了蒙山军,一个月三两银子,天啊,这在过去根本不可想像,而这三两银子总有一部分要用来买这买那,所以,各家商铺的销售额在这一个多月里,几乎是增加了一倍,那利润还少得了?

    再次则是蒙山军的采购,很多物资,蒙山军都是向商铺采购的。而且,蒙山军采购时,是向各商铺下标书,谁家提供的货物质量好,价格公道,交货及时,蒙山军就用谁家的货,而且一旦签订合同,蒙山军就会支付三分之一的货款,如果要去外地进货需要安全保卫方面的,还可向蒙山军申请,由他们派便衣军人保护。

    尼玛,这样的蒙山军,哪怕它是反军,蒙阴商人也跟定了保定了。

    或者,蒙山军只对一种人不太友好,那就是拥有上千亩上万亩土地的地主,龙国数千年的朝代更替,原因千奇百怪,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土著兼并。

    清末,亦同样是土地兼并最厉害的年代,后来的民国几乎没有动过这种土地制度,因为从清到民,是以清帝退位为标志的,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轰轰烈烈的革命,因此并没有对土地进行过重新划分。

    后世有些所谓的公知,不顾历史事实,一味为地主和他们的代表人物唱赞歌,说他们是龙国文化的传承者,是士绅文化的代表。

    实际上,真要说起来,全世界也只有龙国一国拥有这样的特性,地主将土地当成最重要的财产,而且是不可变更,不可转移的财产,这在市场与资本经济看来,根本就不可理喻,所以在泰吾士国便发生了著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这种以为有了土地便有了一切便是天然的大哥的思想,是龙国最终没有赶上现代化列车的大敌!

    但是,徐烈也不能采取强制剥夺的方式。毕竟,在徐烈看来那种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没有办法,否则最好还是不要采用,因为那是要被历史铭记的耻辱。

    有一个方式是赎买,即由政府买来分给农民,但这个费用,在徐烈看来也是承担不起的。龙国此时的土地不说多了,只说10亿亩,南北平均地价以10两银子计,要全部买回来需要支出100亿两银子。天啊,庚子赔款本息一起才9。8亿,难道要叫徐烈赔偿十倍的庚子赔款?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即便走得通,也没这个必要。

    看来,想要解决龙国的土地问题,只能走工业化之路。惟有让贫困的失地农民,在城市里生活下来,从工厂里挣到银两,真正变成城里人,变成一个政治术语下的工人阶级。

    有如后世龙国一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比例的80%终于降到了50%以下。

    当然,对于地主本身,可以鼓励他们从事现代经营、规模经营,打造全球最强农业体系,将地主手上的佃农,逐渐过度为现代农业工人。

0067章 战后总结() 
所以,在徐烈的眼里,地主是属于要被改造的一类人,而与地主土地所有制相关的人身依附关系,更是必须铲除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徐烈对地主自然不感冒了。

    而徐烈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工商业社会,商人以及新兴的工厂主,自然是徐烈的座上宾了。

    徐烈在蒙阴实施的商税,是在工商部长吕祥提议的基础上大家讨论的,吕祥为了自己的前途,甚至建议把商税定得更高一些。

    不过,徐烈毕竟是从现代社会过来的。对于税收,有自己的理解。即便没有理解,也可以找到资料阅读之后理解。

    当然,徐烈所收商税,只是商业零售税,而不含生产税、企业所得、个人所得税等。这个商业零售税外,在零售这一块,将没有厘金、附加及其他杂税,至少在这个时代是比较合理,能够推进商业发展的。

    这个时代,不能与后世相比,可以说在几十年内,都属于卖方经济,谁有货物就不愁卖,卖方控制着市场与价格,而且这个时代同样也不存在因生产过剩大规模降价销售的问题,因为包括密西西比国的生产力在内,都远没有充分发展起来。

    此时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属于真正的分配不公的危机,而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惟有到了后世,生产已不再是困难之事,生产过剩才会真正到来。而二战后的西方,注意到了民生与分配问题的解决,所以包括蛇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世界,迎来了长达40年的稳定发展时期。

    蒙阴民众的深夜鞭炮行为,在徐烈的干预下很快得到了平息。徐烈说,现在蒙阴每天都有各类流民进入,蒙阴县政府在救助这些儿童时力有不逮,各位如果真有闲钱,可前往那里捐助,而不是把钱浪费在鞭炮上。

    徐烈这个观点,后来也被有心人记下并发扬,并说这是徐烈一贯务实作风的表现。当然,徐烈并没有对这种发扬表示意见,在徐烈看来,龙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不好的风气,那就是讲排场,好面子,尚虚而轻实。古人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认为务实落实之类的事,属于下里巴人干的,这个传统可以说龙国文化的毒瘤。

    当夜回蒙,将俘虏关押好后,士兵们作战辛苦也就休息了。次日上午十点,连长以上军官才参与了作战总结。

    可以说,此次猪腰子山谷作战,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各级官兵的表现,亦可圈可点,即便排长李永根的失误,也算不了什么,而且牺牲的两人也不能全怪李永根。

    是役蒙山军共牺牲27人,重伤54人,轻伤157人,伤亡合计238人,占全体参战人员的7。9%。

    是役取得的战果却实在辉煌,击毙清军游击刘应甲以下1976人,毙伤清军1571人,俘虏清军山东巡抚张汝梅以下7984人(含毙伤清军),合计歼灭清军9960人。这个数字,与清军出发时数字,只相差百余人。

    只是这百余人到底是路上开小差不见了,还是在点数时被炮弹给炸得尸骨无存没点着数量,暂时就说不清楚了。后世资料,对这类数字,一般以“失踪”二字处理。在此,徐烈自然也是这样处理的。

    除了歼灭敌军外,缴获也相当丰富。张汝梅为了奖励士兵勇猛作战,特别从山东省库中拉了5万两银子的现银,这个,他连朱毅都没告诉,没想到成了徐烈的战利品。银子当然只是缴获之一了,此外还有足够1万大军食用一个月时间的物资,大约60匹完好战马,以及500头拖拉物资的骡马。

    至于清军的大炮、枪械、弹药,甚至战死的马匹等,徐烈根本就没计算在内。除大炮、枪械作为金属有利用价值外,弹药类只有销毁,因为蒙山军使用的弹药与清军的弹药完全不同。

    只是,在取得这个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蒙山军的一个问题,只打死打伤不到4000名清军,可统计出来的弹药消耗却着实惊人,其中重机枪子弹消耗10万发,步枪子弹消耗40万发,山炮炮弹消耗240发。仅以步枪子弹为例,平均射击100发以上,才能击毙击伤一个清军,尼玛,这是对天射击么?

    此次作战,又没有那种需要用机枪或步枪封锁的情形,全部是对着人身上打,也要打掉这么多子弹,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好吧,这个问题不算大问题,但蒙山军绝不能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自己领先于敌人几个技术代,竟然还要消耗这样多的弹药,一定要将之作为一个教训,在全军中反复讨论。

    徐烈这个要求,后来被有些人写成“财迷”,有记者问徐烈是否属实,徐烈老实回答完全属实,每一颗子弹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都是一支军队最重要的资源,任何士兵,都没有资格随意浪费。

    连长以上作战总结会议召开后,接着便是连长及更高级的军官下各排各班参与作战总结,这是徐烈成军之日就定下的制定,每战必有详细的总结,优点、缺点,哪些地方打得好,哪些地方打得不好,长官指挥好与不好,战壕修得好不好,炮兵以及重机枪的支持是否及时到位等,都在总结之列。

    基层部队作战总结,还要推举作战勇敢的班长以及士兵,排长一级的作战,主要看其指挥,这个由连长负责考评,因为情况不同,难以统一要求,但有的排长擅长于战场发挥,取得了最大的死敌效果,亦算是重要功劳。

    每次作战结束,都有奖励、提拔、津贴等,徐烈的指导思想是,要让作战总结,成为蒙山军不断进步的推进器,要让士兵感受到荣誉、温暖,以及付出的值得!

    不论什么组织,都只有在对过往所做进行不断总结并且内部绝不护短绝不打埋伏的状态下,才会有所进步,用后世的话讲,才能永褒青春。

    如果发现问题不及时提出与纠正,甚至视而不见,莫不关心,那这样的组织已经腐朽了,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068章 再次扩编() 
各部队的作战总结,很快便汇总到了司令部。总体说来,大家都在检讨,而犯错误最多的就是“心慌”,少数人说到刚上战场时有点“怕死”。至于各级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反而要多一些,譬如重机枪问题,五营的使用恰当,但其他几营的使用却与战役初衷明显不符,导致整支部队的练兵效果弱化。

    对于最初想保护马匹的作战计划,徐烈也在连长以上会议上进行了检讨,说自己有些一厢情愿,如果让敌军继续快速突击的话,有可能先导战场出现漏洞。

    当然各营长在此时充分表现了拍马屁精神,譬如二营长唐战说,他进入战场后就感觉到了如果硬要留下活马,势必会出现更多问题,但他竟然没有指出来,所以他也有错。最后是每个营长都说自己有错。

    “既然明知有错,又不提出,那就扣饷一个月,并在档案里记警告处分吧!”徐烈看着这些拍马屁的家伙,毫不留情地痛下杀手。

    如果说战场总结,是处于立规矩的阶段,而且部队又获大胜,大家心情高兴,总结起来能够落到实处,属于比较容易的事。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却麻烦了。

    因为抓到了山东巡抚张汝梅!从最初作战计划时,徐烈就有抓捕张汝梅的想法,当然以蒙山军强大的火力以及突击能力,张汝梅除非不进入猪腰子山谷,否则必然是被抓的命。

    但问题就是,抓到张汝梅后怎么办?

    从后世了解张汝梅,公开的资料极为有限,甚至连生卒年月都不详,说明身居高位的张汝梅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实际情况是,张汝梅1897…1899年担任山东巡抚,年龄已近六十,后世有关张汝梅的资料,主要有两篇有关山东拳民的奏折,在奏折中,张汝梅客观地分析了拳民与教民存在的事实,那就是拳民在先,教民在后,拳民是乡村护卫组织以防盗贼为主,而教民则是洋教传过来之后才有的,显然,在两种民众的冲突中,教民背后有“洋主子”,代表着洋人的想法或利益。

    应该说张汝梅的看法是客观的,但到底怎么做决定却是朝廷的事。

    现在的问题丢给了徐烈,张汝梅目前根本还没着手处理拳民之事,就成了徐烈的俘虏。说实话,不管任何人带队来进攻,徐烈都将鼓励部队抓俘虏,而不会故意赶跑什么的,当然战死了另当别论。

    抓俘虏的意义,一是尽可能转化其中一些人,因为徐烈特别需要人才。但是,张汝梅却是难以转化的,因为袁勇作为进士与张汝梅其实是相识的,在张汝梅被抓到之后,袁勇就上前与张汝梅见了面。

    张汝梅的难以转化,是因为他对朝廷的失望,并进而要为朝廷殉情。徐烈抓了他,即便把他放了,他的名声也臭了。这个年代,对于差不多活了六十年的人,而且身居巡抚高位,神马政治主张也实施过了,也就是说经历了曾经沧海的岁月,人生悟透了,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不像袁勇,四十出头,还有大把的日子好过。

    “如果他真要死,就让他死。但我估计,只要你不劝他投降,他也不会死。所以,给他划一个小院,让他原来的一个跟班服侍他,另外再给他安排一些佣人,把他养起来吧。有时间,也可以去找他闲聊闲聊,这样的人,现在看不出,说不定以后他能帮上你。”

    内事不决问改革,这就是杨改革出的主意。结果徐烈一试,张汝梅果然不声不息了,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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