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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们开始转变了心思，把自己当做了被朝廷邀请上京，为国谋划的地方贤士。心思变了，看待事物的观点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各位士绅代表从本乡本土利益出发的观点，很快便让位给了替朝廷谋划施政的观点。
抱着这样的观点去讨论朝廷颁发的政策，自然便会同朝廷的立场颇为接近，特别是当崇祯命人把刑部尚书袁可立编撰的《民事通则》递交给士绅大会进行讨论后，这些士绅代表们就更是自觉，他们身上不仅有着一种使命感，还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
也许这些士绅代表不知道，马斯洛提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理论。但是作为一名士绅代表，他们在士绅大会上，显然已经让他们满足了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后三个高层次的需求。
这些士绅代表们，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也许可以说一不二，但是随便一个地方官员都能让他们俯首帖耳，不敢稍稍出声。
而在士绅大会上，他们不仅可以平等的同与会的其他代表进行交流，还能以大会决议的形式，让朝廷正视他们的意见。就这一点上而言，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价值的实现。
5月2日晚上，会同馆内一间小院内门户紧闭，近30位士绅代表聚集在一室，商议明日大会对《民事通则》总论进行讨论的基本观点。
聚会的这间房并不大，为了能够容纳与会的各位士绅代表中的领袖，除了正中的一张方桌外，房间内其他家具都被移了出去。围绕着方桌的，只有一排排的长凳而已。
这些士绅代表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地址开会，而不是在外头酒楼内包上一大间，主要原因还在于保密。另外，这些士绅代表们还是以中小地主居多，他们也不愿意为这次上京开会耗费太多。
即便是有几个家境较为殷实的士绅，也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出风头，毕竟私下集会好像并不符合士绅大会召开的主旨。他们可不愿意因为一时的舒适，而被朝廷给盯上。
方桌上点着2支京中现下最为流行的鲸油蜡烛，把不大的房间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刚见到这种鲸油蜡烛时，可是让不少外地士绅都啧啧称奇。
事实上像他们现在聚会的这个房间，只要一只鲸油蜡烛就能满足照明了。点上两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代表们可以看清楚，说话之人发表言论时的神情，或是让发言人了解，他的主张有没有得到在座人员的支持而已。
像这样的小型集会已经举行了快半个月了，因此在座的代表们，互相之间也开始慢慢熟悉了起来，他们在发表自己言论时，已经大致能够找到会支持自己的同好者了。
在召开小会之前，虽然大家都曾经有言在先，会上每个代表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代表只能用自己的主张和言论去说服别人，不能以其他手段胁迫与会的代表同意自己的主张。而小会上一旦做出了决议，与会者在明日大会上就必须遵照约定赞成或反对，不能出尔反尔。否则，违反规则的代表，就会被从小会中驱逐出去。
虽然小会的议事规则制定的很是公平，也决定了每位代表都能自由的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当小会连续召开之后，参加小会的士绅代表们，还是慢慢形成了3、4个团体。
这三、四个团体中，也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几人。比如以河南牛金星、高密王姚安为首的小团体，以佛山李好问、梁完善为首的小团体，还有便是徐翰文领导的小团体。
这些人中，又以牛金星最为好言，也最为敢言，其他士绅代表说话间还要留些余地，生怕自己的发言有什么闪失，被人密告给朝廷。但是全无顾忌的牛金星，则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他说的话并不是什么虚言大话，倒确实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
因此短短旬月之间，牛金星已经成为了士绅代表大会中最为出风头的人物，连旁观的京城百姓对他也是赞赏居多。士绅代表大会的各省士绅代表们，原本彼此之间就不怎么相熟。他们从一介乡下士绅突然变为参议国家事务的士绅代表，心理还没有适应下来。
虽然他们在家乡时，常常口无遮拦的批评朝廷这个政策不对，那个诏令不行。但是真正让他们坐在士绅大会上，在旁观者的目光下发表自己对国事的看法，他们却又变得有些茫然起来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的代表本身就是在士林中较有名望的人物，又或者是能够在大会上侃侃而谈，让旁观百姓慑服的代表，就会自动被这些士绅代表们视为领袖人物。就好像是，破壳的小鸭子看到的第一个生物，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妈妈一样。
年约34岁的牛金星，相貌堂堂，口才出众。他的祖上原本做过某位藩王的属官，因此也可算是出身于官宦之家。但是他父母早亡，家产被亲戚联合县内豪族所夺取，只剩下同幼弟相依为命。
牛金星苦读四书之余，倒也涉猎其他杂学，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因为家道中落，虽然他读书颇下苦工，但是二十余岁中秀才，到了天启七年才中举人。他平日为人质朴，性喜读书，通晓天官、凤角及孙、吴兵法。设馆授徒，过着仅足衣食的生活。
不过他中了举人之后，县内的仇家生怕他继续考中进士，到时候找上门来报复。因此几次设计想要害他，虽然牛金星在好友宋康年的帮助下，侥幸脱离了险境，但也不得不放弃县内的家宅，跑到了县城北面山上去居住了。
仇家的陷害，使得他错过了崇祯元年的恩科。虽然牛金星对于仇家咬牙切齿，但是在县内势力颇大的仇家，不是他一个穷举人能够对抗的。
不过牛金星很快就看到了机会，他借着许显纯前往河南监察粮食政策执行，直接出首把仇家告了进去。因为有他这个地头蛇的协助，宝丰县内的土豪劣绅很快就被点名清除了，而宝丰县也成为了河南最先安定下来的一个县。
大仇得报的牛金星自然对许显纯感恩戴德，不过当他正打算安心读书时，许显纯却要求他上京做一做河南士绅的代表，以防止河南士绅在京城翻案。牛金星欣然从命，毕竟现在的他已经同许显纯绑在了一起，许显纯要是倒台，他也难有好下场。
不过，不管是许显纯还是牛金星自己，都没想到过，他会在士绅代表大会上出尽风头。不过牛金星还是毕竟清醒的，他知道他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皇帝在背后支持他，因此他今天就更要办好皇帝交代的事务了。
会议刚开始，牛金星便站了起来，对着四方拱手行礼后说道：“这《民事通则》乃是我们河南大儒节寰先生所编撰，节寰先生刚正清廉之名可谓四方闻名。
如今先生执掌刑部，为天下百姓编撰《民事通则》，光是篇首这篇总论，论人的基本权利，我以为就足以使得先生百世流芳了。
我们今天能够恰逢其会，拜读一下先生的大作，已经是高山仰止了，至于陛下让我等讨论先生之文云云，我倒是觉得，我等诸人实在是无有此等才气，修改先生的文章。但是，我等若是能够替先生查漏补缺一二，说不定借助先生的名望，大家今后都能在青史上留一个小名了…”
第494章 因势利导（）
当崇祯把自己修改过的《民事通则》交给士绅大会讨论时，袁可立还不知道这件事。
不过1日之后，当大明时报把通过的《民事通则》总论全文刊登出来之后，不仅袁可立知道了，就连京城百官也听说了这件事。
虽然袁可立知道，崇祯修改过的《民事通则》内容是什么，他也对皇帝承诺过，会认可这些修改。但事实上，他自己心中并没有把握，被皇帝修改后的《民事通则》能不能在朝堂上获得百官的认可。
毕竟太祖曾经有言再先，擅改律法者，是乱法之奸臣。是以后世各代，虽然认为《大明律》的内容已经不敷使用，无法解决当世之问题，也只是以律法为基础，设立了律例这个擦边球。
所谓因律生例，因例生例，实际上便是判例法，对于大明律覆盖不到的问题，采用了同类型案子的判罚为依据。当然，这种判罚的主旨，还是要符合大明律或是儒学的精神。
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主要还是想要把大明200余年积累下来的民事案例做一个整理，去除掉不具备代表性的案子，同大明律、儒学精神不相符合的判例，还有众多重复的案例。
他希望，最终能给各地官员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判例，从而杜绝地方胥吏利用大明繁复纷杂的案例，操纵司法糊弄地方官员，从而激发日益高涨的民怨。
应该来说，这种想法是好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维护了司法的唯一性和崇高性。
但是袁可立编撰这本《民事通则》的时候，主题和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便是维护上下尊卑的封建伦理秩序和地方上的社会稳定。
因此，这本《民事通则》不是削弱了地方士绅的权力，反而是加强了士绅对于地方法权的干涉。毕竟，儒家诸贤追求的最好社会形态，便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
换句话说，便是一切民事纠纷最好能够在地方士绅的主持下，内部调解解决，不要闹上公堂去。实质上，就是把大明县城以外的区域，交给了地方士绅去管理，以减少办公成本。
在崇祯看来，袁可立编撰的这本《民事通则》，在江南这些社会矛盾还算缓和的地区，大约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是在陕西、河南等社会矛盾已经激化的地区，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
当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也活不下去的时候，什么法律都起不了震慑作用。因此，他对《民事通则》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上了：论人的基本权利的总论。
什么是人的基本权利呢？崇祯觉得，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便是生存下去的权利；其次是保卫自己不受侵害的权利，再次是自由思考的权利，及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等。
在总论的结尾，崇祯以这样一句话做了总结，“任何一位大明人，都应当履行其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如纳税、服兵役等。同时他也同样享有被国家保护，享受以上基本权利之权力。
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民众之间发生的纠纷，一律不得以尊卑身份区别对待，也不得以八议减轻或是免于处罚。利用公职身份、宗室身份、勋贵身份、官员家属身份、主家身份，对他人做出的侵害行动，同样不得引用减轻刑罚的八议。”
看过了这篇总论之后，袁可立就对自己这部《民事通则》能不能通过百官和宗室的认可，大为怀疑了起来。
毕竟，按照这篇总论。大明现在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的削减了。
袁可立虽然认为，皇帝所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的确让普通人心生振奋。同以往戏文中说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戏文毕竟只是戏文，只要上下尊卑的礼仪体制还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一句戏言。
现在崇祯想要在他的《民事通则》上做手脚，以他的名义来发布这篇总论，试图打破上下尊卑的礼制，建立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也未免太过于高看他袁可立在官员之中的号召力了。
不过，出于对皇室的忠诚，袁可立对于崇祯修改自己《民事通则》一事保持了沉默。不管这么说，这篇总论虽然损害了整个大明特权阶层的利益，但是就其出发点来看，皇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还是在于保护大明普通百姓的利益。
袁可立是四朝老臣，在朝中资格之老，只有寥寥几人可以比拟。他又同东林党人交好，门下几位学生，如倪元璐、黄道周等人，都是东林党人新近出现的中坚力量。
他自认，就算是做了些离经叛道的事情，最多也就是败坏一些名声。但是如果让天下人知道，这是皇帝亲手写的总论，恐怕朝野的舆论就不是那么温和了。
不过当袁可立做好了，在朝堂上被群臣责难的准备时，崇祯却在士绅大会上首先抛出了对于《民事通则》的讨论。
在牛金星等人的鼓吹下，又有袁可立本人的名望，加上这群士绅代表也正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感，处于一种群体性的自我感动阶段。
因此，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很快就被这篇总论打动了内心，大部分代表在第一时间，就认可了总论中所确立的思想。除了一小部分士绅还是心存疑惑，但是在群情汹涌的时候，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唱反调。
当然，某些士绅代表看到这篇总论时，想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他们自己。虽然他们也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