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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番邦为由，宣布罢朝一月，素服免冠，减膳停乐，不见外臣，以求得列祖列宗的宽恕。在这个时候，居然还要优哉游哉地微服出宫，若是行踪被朝臣和地方官员发现，天知道会引起多大的风波！朱厚熜之所以宁可冒着被言官御史、清流官员士子雪片一样的奏疏骂死的风险，还要驾幸杭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原来，就在他离开南京之前不久，吏部接到了浙江巡抚衙门的奏报，说省府杭州治下诸暨县县令孙嘉新突发魔症，终日疯癫乱语，不能理事，浙江巡抚衙门已挂出宪牌，由该县县丞王顺署理知县，报吏部文选司回文确认。
按照国朝授官旧制，内阁学士、六部九卿等朝廷重臣和各省督抚、藩台（布政使）臬司（按察使）等封疆大吏要廷推公举；三品以下京官和各地知府等中级地方官员由吏部部推；五品以下的京官和四品以下的地方官，都由吏部部选出任。也就是说，知县一级的七品芝麻官的铨选任用之权在吏部。可是在实际上，只要不是京畿所辖的宛平、大兴等县和孔圣人故里曲阜等少数几个特殊的县份，因为县令职衔六品，招人瞩目，需要吏部文选司仔细斟酌、铨选任用之外，其他一般县份通常都以“擎签法”确定。
所谓“擎签法”，顾名思义，就是抽签，是明朝在选官任用一事上的最大创举。以七品知县而论，两京一十三省哪个省都有百十来个，全国总计有一千三百多个，而吏部负责掌管天下文官铨选任用的文选司，从郎中、员外郎到主事不过区区十数人，哪里管得过来？加之每次朝廷大批量授官任职，如新科进士分配工作，候选人都是成百上千，而古代资讯比较落后，很难在短时间内确定谁到底应该去哪里当什么官，最公平——其实也是最不会惹来非议——的方式，就是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你的去向。这个制度最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就开始实行，虽说没有正式成为制度，却作为国朝旧制一直沿用了下来。这个创举最大的好处，就是公正；最大的坏处，就是懒！有的人手气不好，被分配去穷乡僻壤当县太爷，有的人手气好，捡到江南某地肥缺，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分配去哪里，都跟吏部老爷的私心无关，全看你自己的爪子在那一刻摇出了哪根签。正因为这样，很多手气不好，抽到穷乡僻壤当官的候选人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以至于在前朝曾发生过几十名新科进士拿到吏部授官任职的官牒之后不去上任，却集体跑到吏部门口大骂尚书是畜生的事情，而尚书的对策也很明确，带着侍郎郎中等一干属官，跑到门口叉着腰，跟人对骂畜生。可是，骂归骂，谁叫你自己手气不好？骂完之后，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的新科进士该上任还得上任，除非你挂冠而去，甘愿寒窗数十年、历经七场文战换来的功名前程付诸东流。而那些被骂的吏部尚书侍郎、郎中主事，还是依然如故，又开始为下一次部选准备签筒签文。
府尹县令，牧民一方，负有催缴赋税、督促农桑、治境缉盗、守土安民等诸多重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主要依靠的就是府尹县令。尤其是知县，直接面对百姓，一个县有了一个亲民爱民的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反之，则万民遭殃。如此浅显的道理，连朱厚熜这个从小没有受到正规的帝王心学教育培养、歪打误撞才来到明朝的冒牌皇帝也再清楚不过。因此，当他听说全国绝大多数的知县竟然是用抽签这样儿戏的方式产生之后，不禁瞠目结舌，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才好。嘉靖二十六年，将自己最信任最看重的宰辅之才高拱放到吏部文选司郎中的位置上之后，他曾专门跟高拱谈论过这个问题，嘱咐他建立官员档案，以德、能、勤、绩确定选官任用的合适人选。
这样做，其实是文选司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考功司的职权，但高拱一心谋国、慷慨任事，也就顾不得考虑是否会引起同僚的不满，在文选司对所属职官司员提出：“吏部职在知人，人不易知也，愿诸君早计之。某也德如何？某也才如何？某也不德，不德如何？某也不才，不才如何？某也所自见，某也得之所人？都要登记在册簿上，亲自封记之，每岁所得百八十册，以为参验，如此方能贤愚不淆、擢黜得当。”
不过，毕竟是在资讯极不发达的封建社会，以朱厚熜之求治心切、高拱之精明强干，要想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改变“全凭手气、各安天命”的抽签选官方式，也绝非一日之功，至多不过是在选官任用之前，高拱逐一与候选人谈话，考其学识见解，察其言谈举止；朱厚熜也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分批接见各级新任命的官员，敦敦教诲他们奉公守法、治境安民而已。即便如此，每逢大比之年过后，依然把他们君臣二人忙得团团转。
知县的正规任命尚且如此草率从事，至于那些任期未满、因故不能理事，需要调补或由县丞暂署知县的特例，吏部文选司就更是无暇顾及了。但县衙堂尊不可长期空悬、无人理事，如遇空缺，一般就由各省巡抚衙门挂出宪牌，先委任官员暂署，再报吏部。而吏部一是确实管不过来；二来也因为毕竟是人家在用人，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就驳了三品巡抚衙门的面子。因此，通常情况下，吏部就都回文同意。浙江省府杭州治下诸暨县便是如此，当时已经被委任为大明远征军监军、忙于谋划出兵讨夷诸事的高拱也准备照此办理。
就在准备循例回文浙江巡抚衙门之时，高拱多了个心眼，怕皇上看到吏部奏疏之后追问详情，便调来孙嘉新的档案来看，以备皇上询问起来有所应答。不看还好，一看竟吓了他一跳：这个孙嘉新竟然是嘉靖八年的进士！
嘉靖八年迄今已有二十一年，以这样的资历，仍在当一个七品县令，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份之中，只怕是绝无仅有了！杨博也是这一科的进士，如今已位居兵部左堂、明军总参谋长，不出意外的话，日后纵然不能入阁拜相，正二品的尚书那是绝对手拿把攥、可以写保票的。即便抛开杨博这样一朝君臣风云际会、立时平步青云的特例不说，但凡科甲正途出身的进士，哪怕只是熬资历，二十一年熬下来，在朝少说能混到六部诸司员外郎；在地方少说能混到知府，都是正四品的职衔。孙嘉新却至今仍是一个七品县令，两相比较，悬殊未免太大了。
个中原由，高拱发现了症结所在：嘉靖十八年，一意玄修、妄求成仙的皇上听信劭元节、陶仲文等妖道蛊惑，打算将皇位传于只有九岁的太子，已擢升为浙江曹州从五品知州的孙嘉新愤然上疏劝谏，因此触怒皇上，被削职为民。直到三年后的嘉靖二十一年，皇上幡然悔悟尽改前非之后，他当年会试中式的房师、吏部左侍郎徐阶才趁着京察的机会，给他平了反。因事涉皇上颜面和声誉，又与自己有师生之谊，徐阶不好升他的官，就以原职衔起复，调任浙江台州任从五品知州。越二年，因新政之争，诸多藩王宗亲、勋臣贵戚谋逆倡乱，江南数省蜂起影从，许多忠心于朝廷的官员不愿参与谋逆，纷纷挂冠而去，逃回北方。孙嘉新虽拒绝在时任浙江巡抚的逆臣郭万象上呈伪明朝廷监国、逆益朱厚烨的劝进表上签名，却仍留在台州，继续升衙理事，同时操练乡勇，结寨保境，抗拒各地乱兵入境扰民。比之那些挂冠而去的官员，孙嘉新此举虽说是保全了治下百姓免遭兵火涂炭，却等若是首鼠两端，为臣不忠，依律要以从逆之罪严惩重处。幸好朝廷迅速平定了叛乱，皇上为安抚国朝赋税重地江南诸省，并收揽天下士心，对参与谋逆的官绅士子都从宽处置；台州十万百姓也上万民书，为他求情，徐阶便再次从中为他斡旋，免了他的抄家之祸、牢狱之灾，连降四级，贬到广东一个县里做正八品的县丞，嘉靖二十六年才按例升为诸暨知县
第一百零一章事涉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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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稀松平常，根本不足为奇。孙嘉新两次事发贬黜，平心而论，第二次既可说是为臣不忠，也可说是安民为重，是否该治罪有可容商榷之处；而第一次，却是不折不扣的蒙冤受屈——当年皇上一意玄修，怠废政务，引起了朝廷诸多言官御史、官员士子上疏抗谏，不少人被贬官罢黜，甚至丢了性命。可是，那些人日后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也都得到了擢升褒奖，被杖责而死的御史杨爵更被追赠正二品都御史衔旌表抚恤，封妻荫子，一时荣耀无比。孙嘉新被原职起复，不过是当年刚刚入阁拜相的徐阶畏惧人言，刻意委屈了自己的门生。但奇怪的是，孙嘉新这么多年从未上疏申冤，也没有找当道大僚帮忙说话。高拱越发来了兴趣，就此事询问过杨博，杨博回答说是这么多年来，自己的那位同年从未给过他片言只字，也从未听说他曾修书于恩师徐阶——这就是说，徐阶将他起复、替他斡旋，未见他片纸致谢；将他委屈压制，也未见他有所抱怨；甚至可以说，他没有与自己如此官位显赫、权柄在握的师相、同年保持最起码的联系。如此一个不屑于钻营取巧的梗骨硬汉，在大明官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屈指可数的“异类”，令持才傲物、自负过人的高拱也不禁刮目相看，便寻着机会，奏报给了朱厚熜。
虽说帝王心术，鬼神不言，但是，自嘉靖二十一年突然被从翰林院调任前所未有的秘书一职而始，除了中间曾奉旨南下主持废弛海禁、开办海市的那两年多的时间，高拱前前后后给朱厚熜当了近七年的秘书，终日侍奉御前，对皇上的心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朱厚熜也对孙嘉新这位经历坎坷、命运多蹇的七品芝麻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密嘱镇抚司暗中调查。镇抚司很快便回奏，孙嘉新突发魔症，是因为在清丈田亩一事上与浙江巡抚衙门、杭州知府衙门两级上司衙门意见相左，当日浙江巡抚衙门召集各州官县令议事，一言不合，孙嘉新被浙江巡抚张继先当众斥骂，逐出大堂，羞愤之下，就犯了痴，终日里抱着一张丈田用的竹弓又哭又笑，还说是要把这张弓敬献给皇上和当朝衮衮诸公。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自孙嘉新疯癫之后，署理县令的县丞王顺就派县衙里的差役将他看了起来，名为照顾，实为软禁，镇抚司奉的又是密旨，无法曝露身份，也就不得而知了。
对于朱厚熜来说，什么原因、什么意思并不重要，听到“丈田”二字，他的心立刻就提了起来。
虽说这些年里，朝廷大力推行新政，扶持工商、鼓励货殖流通，工商百业飞速发展，但在以农耕立国的大明，田赋仍是朝廷主要收入来源，确定每家每户所承担的赋税数额，基础便是所拥有的田亩数量；而且，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新税制之后，也亟待清查每家每户所拥有的田亩数量，重新核定应缴税额。可是，一来此事涉及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二来历朝历代，勋臣贵戚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官绅士子又凭借着朝廷的优免祖制，诡寄、隐匿了大量的土地。清丈田亩，触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势必要喧嚣反对、乃至暗顶明抗，阻力之大，可想而知，朱厚熜纵然有心为之，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直至到了今年，一来当初反对新政、起兵造反的藩王宗亲、勋臣显贵早就被一网打尽，江南各地的官绅士子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二来苏松两府又因推行改稻为桑，暴露出了那些官绅豪富之家恣意欺官虐民、大肆兼并土地的严峻问题，朝廷再次下定决心，拿例行两百多年的优免制度开刀，以规范优免制度为名，清查官绅豪富之家诡寄、隐匿的土地，进一步打击江南官绅地主阶层；三来新任杭州知府赵贞吉上呈奏疏，奏请“扒平官民田科则”，即是将杭州府治下官田按照民田标准起课征税，所短田赋均平于民田之上。严嵩揣摩圣意，奏请皇上恩准赵贞吉的建议，并建议在两京一十三省全面推行，由各地官府据此清丈全国田亩，查出治下豪绅富户隐匿侵吞的田地，依律责其退还百姓，缓解豪强兼并之势。朱厚熜觉得火候已到，便同意了严嵩的奏议。不过，当年贸然推行新政，导致天下大乱的前车之鉴令他心有余悸，为了稳妥起见，便着令在杭州和官田分布最为集中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湖州、嘉兴六府做试点，逐步推行全国。可是，作为七大试点地区之一，又是最早提议清丈田亩的杭州，刚刚推行，就逼疯了一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