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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火问题：宋东京城市发展很快，房屋密集，接栋连檐，常有火烛之灾，所以设立了消防队。城内每隔一里许设负责夜间巡逻的军巡捕，并在地势高处砖砌望火楼了望。南北朝以后，都城及州县城设鼓楼供报时或报警之用。从元大都开始，在城市居中地区建造高大的钟楼与鼓楼。
9、排水处理：汉长安已采用陶管和砖砌下水道；唐长安则在街道两侧挖土成明沟。宋东京有四条河道穿城而过，对用水、漕运、排水都大有好处。明时北京设有沟渠以供排泄雨水，并设有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代北京沟渠疏浚由董姓包商世袭承揽，称为‘沟董‘，并绘有详尽的北京内城沟渠图。
10、城市规模：中国古代都城规模之大，在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在世界古代城市面积比较中，中国古代都城占据了前七名。总的来说，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既在理论上的独特之处，又有大量的优秀实例。我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周礼制度，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对我国古代城市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著名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的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们应高度重视，认真加以研究、借鉴和学习的。
水浒108将…人星对照表
水浒108将
三十六天罡星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佑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竟星船火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七十二地煞星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地英星天目将彭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飞星八臂哪吒项充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满星玉幡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嵇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倭患与明朝（转）
倭患与明朝
一、明初的倭寇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终明之世，一直存在倭寇问题，尤其是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举国震动的大事。但明前期和嘉靖时期的倭寇问题有着不同的特点，性质也有所不同。
明朝初年，从辽东经山东、浙江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甚至登岸剽掠。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于是明朝廷便大大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洪武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每卫五所，共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
永乐时，成祖一面与日本修好，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十四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十七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这年六月，倭寇分乘三十多艘船侵犯辽东，登岸后直奔望海埚。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瞭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数百，斩首千余”。倭寇受此沉重打击，不再敢大规模侵扰。
二、倭患与明中叶抗倭战争
日本，古称倭奴国，与我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往来。至宋代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而元代则始终未相通。明兴元亡，倭寇不断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由此倭患频繁，危害不浅。洪武四年，明太祖以大国君王的风度，宣布日本等十五个邻国为“不征国”，希望与这些国家友好相处。而日本则贡、寇相仍，时而遣使入贡，时而入境扰害。明太祖不得已被迫实行“禁海”。然而，倭患并没有结束，甚至愈演愈烈，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大祸害。也是造成明代中日关系始终不稳定的主要障碍。迄嘉靖年间，由于倭患空前严重，于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倭战争。从而，又为明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增加了一个课题。
我国学者对明代倭患与抗倭战争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本世纪二十年代已有人问津。三四十年代著述益多，内中有李晋华《三百年前倭寇考》（上海国民外交委员会1933年版）、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吴重翰《明代倭寇侵华史略》（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以及《倭寇事略》（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年版）等。从研究结论看，以往多数学者对“倭寇”与明中叶抗倭战争的性质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八十年代初，有人撰文提出要“排除成见，用社会进步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嘉靖“倭患”问题，才引发了关于这个问题一场新的争论。
1。“倭寇”的成分问题。
这是研究明代倭患由来与抗倭战争性质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各种意见分歧都与之有关。关于倭寇的成分，早在明代就有不同见解。目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几说。（1）日本海盗集团。认为“倭寇”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劫掠我国和朝鲜沿海的日本海盗武装集团。（2）主体是日本海盗。认为明代的倭寇情况复杂，既有日本无业浪人、走私商人，又有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的民间商人与破产农民参与其内，但就其作用而言，主要成分还是日本海盗。（3）主体是中国人。认为元末明初主要是日本海盗。而嘉靖以后，由于日本海盗与我国私人海上贸易商人相勾结，以及破产农民的大量涌入，倭寇的成分已经发生了变化，真倭（日本海盗）为数极少，且不居主导地位。从首领到基本群众，都是中国人，或者说大部分是中国人。所谓“倭船”，也大多数是“中国船只”。
2。倭患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种认为，主要来自日本封建势力。由元初迄明末之所以产生倭变，有元、明两朝政治、军事诸因素，也有流民、奸徒、势家大族为了生活或贪图财货，而与外来的日本倭寇互相勾结。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对倭寇的支持所引起的。从倭寇船只的规模、侵略计划、人员组织与训练等情况来看，更是明晰无疑。如果没有日本封建藩侯和大寺院的支持，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对此，坚持实事求是的日本学者，也无不承认。
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内部原因造成的。他们说，明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所引起的军卫制度的破坏、海防的废弛，是倭患蔓延扩大的原因之一。或者说，“主要原因不在日本，而在中国”。
3。抗倭战争的性质与作用。
这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日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倭寇的一个重要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观点：（1）抵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根据是，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日本海盗，他们又是由日本封建割据势力直接支持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侵扰，致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及农业、手工业、商业遭到严重损失，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不抗击这种外来侵略劫掠活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2）中国内部的反封建斗争。认为嘉靖年间的所谓“抗倭战争”，压根就不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中国沿海海商领导，有广大破产农民参加的反抗明朝政府海禁政策的斗争，是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兴力量反对封建保守势力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暂时减轻了农民的赋税负担，为“一条鞭”法的推行扫清了障碍。同时，迫使明朝政府部分放松海禁，促进了海上私人贸易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生产，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所以，明朝政府对这场斗争的镇压，只能说是历史的悲剧。（3）反对汪直海盗集团的国内战争。持此论者认为，挑起这场斗争的罪魁祸首是国内汪直海盗集团。因此，它实质上是由内祸引起的国内战争，但其性质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势力、新生势力与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汪直一伙人，始终与日本等国的海盗相勾结，煽动并组织他们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劫掠活动，是历史的罪人。戚继光等爱国将领对他们进行镇压，是正义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学者很早就从资料整理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张维华著，1934年版）、《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谭春霖著，1936年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1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结晶。五六十年代，着重就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近十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深受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论文。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江汉文《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编）（齐鲁书社1987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译著。
欧洲耶稣会，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创始人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罗耀拉。明万历十年（1582）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印度到达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九年（1601）到北京。继利玛窦之后，一批欧洲传教士相继来华。过去一般认为，利玛窦入广东肇庆之日为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之时，当为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