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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警日记-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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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民营企业“富二代”,一个改革开放30年的必然产物。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主流商业社会的“玩家”。,
    他们的“奋斗”,是一个混杂着青春和热度、挫败与成长的故事。
    夭折的革命
    26岁的缪新颖长白头发了。
    虽然常常勉做老成,这个1982年生的青年却长着一张纯净的娃娃脸,热情率真,有着上世纪风靡一时的配音演员童自荣一般的嗓音。
    他是温州新丰鞋业老板缪存良的儿子。2003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按父亲的培养计划,他先被安排实习半年,然后到家族的一间公司负责人事。虽然只能算是“人力资源总监”,公司里的员工都毕恭毕敬地称他为“缪总”,“他们叫我爸爸为缪董”。
    一到下面公司,年轻的缪总对很多现状“看不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他决定整肃公司纪律。“我要带给这个企业一种我们必须改革的决心,给他们紧迫感和这样的危机意识如果企业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不到5年的时间就会被淘汰。”期间因为精力和时间实在顾不上来,他停了自己在外创办的一家小IT公司,“把精力投入在最重要的事上。”
    他不久就发现,制订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员工们当面从不和他冲撞,“唯唯诺诺,一转身就阳奉阴违”。公司内部还有很多裙带关系。“譬如老公是这个工厂的总监,他老婆可能是管财务。他老婆上班迟到了,我在场的话,他可能会当面批评她几句,我不在的时候,这些政策根本就不可能得到执行。”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没烧成功,缪新颖很不甘心。他以为,“历史上的每次改朝换代,都必须杀掉一批人”。“老猴耍不了新把戏”,他决定培养自己的嫡系团队“来做自己的事”。他招聘一批应届大学生,还亲自给他们做培训。
    然而,他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和老员工们格格不入,“他们激进,想做成些什么,也就很难融入这个集体”。一年之后,他们纷纷离开。选择跳槽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无论是从薪酬还是从发展平台而言,新丰这样的民营企业远没有外企大公司这么有吸引力。
    白费心血的缪新颖再一次成为光杆司令。然而,看着这个一脸稚气的80后男生忿忿地批评着那些“没有责任感、没有忠诚度的年轻人”,很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这群小老板们懂什么呀?一来就指手画脚,搞新花样。他们以为把书本上的东西直接就可以搬来用么?幼稚!”温州另一家私企的一位采购经理私下谈起他们的小老板,不以为然地评价。“小孩子家嘛,不用和他认真。我们只听大老板的。”
    总结这场改革的挫败,缪新颖的结论是“我们的心不够狠”。而正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父亲拒绝了他撤换改革不力人员的这一要求。
    家族企业全球网络曾在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地做调查,得出一个对比性结论:中国的家族企业传承是最困难的。中国的企业从改革开放开始,发展时间比较短,现在面临着从出口加工到发展自主品牌、从本地化到国际化、从银行信贷到资本市场等等多重转型的需要。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家族企业接班人压力是最大的。本身企业的业务模式转型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包括管理转型,新团队的重新建设、新的管理流程的建立、新的企业文化,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今天想了、明天就可以实现的。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他们没有选择。”该研究机构的总监于保平说。
    硬币总有两面。在记者接触的“富二代”群体中,除了像周小虎这样部分在家族企业里接受接班培训外,选择独自创业进入不同领域和做投资的各占三分之一强。对缪新颖们而言,在父辈们所熟悉的老产业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也很难摆脱弱势地位。然而,在父辈们知识和经验之外的新领域,他们可能会拥有自己新的机会。
    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跟踪研究了温州民营企业二三十年。回忆起早年南存辉、周成建打地铺、睡地板的往事,他认为:“富二代从小成长环境优越,父辈生存意义上的压力当然不复存在,不需要再去打地铺。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自我价值实现”的压力、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
    富二代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而他们的父辈出身贫寒,大多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很多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管理学认为,家族企业传承存在着一种“代际锁定效应”,即代与代之间通常会锁定在同一个产业上。然而,无论是从教育背景、知识储备还是从大时代背景来看,富二代与父辈已截然不同,其中有些可能会做出新的选择,打破这种“锁定”,实现产业优化升级。
    “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狱警日记(连载)(103)
    4月12日下午,家住宜州市刘三姐乡坝头村,年仅13岁的女学生小萍与年龄相仿的女伴小蝶来到宜州城区一家网吧上网。下午4时许,小萍、小蝶在网吧碰见相识的小梅、小雪、小芬、小群4名未成年少女。小梅对女伴们说,晚上网友“杰”在德胜过生日,邀请大家一起去玩,晚上有专车送大伙回家。少女们信以为真,就和小梅一道,与一名叫黄啟国(绰号“正”,20岁,宜州市安马乡木寨村人)的网友搭车到离宜州城区40公里外的德胜镇。
    到了德胜,“杰”将少女们带到德胜镇长兴旅社分社的203房。房内乌烟瘴气,一些男青年在房内一边吸食毒品“K粉”,一边狂歌乱舞。这伙男青年要拉她们一起吸食“K粉”,少女们拒绝了,只是坐着听歌、聊天。夜深了,少女们见“杰”还没找车送她们回家,就一起走出旅社,准备到德胜汽车站搭车回家。这时,“杰”和另外3名男青年骑着摩托车追了过来,将少女们拦住,恶狠狠地说:“今晚不可能让你们走!”他们将几名少女拉回20正”、“顺”(绰号,在逃)3人将小萍、小雪、小芬3名女孩强行拉到301房,疯狂地了她们。
    4月13日凌晨4时,“杰”等人又将小萍、小雪、小芬拉到203房,把她们与另外3名女孩软禁在一起。13日上午11时,长兴旅社分社老板娘韦善姣来到203房,将小雪拉到205房,哄骗小雪卖淫,被严词拒绝。
    13日下午2时许,小群谎称上厕所,趁看守的人不备,逃出长兴旅社分社,搭车逃离德胜镇。
    小群逃跑后,“杰”暴跳如雷,逼迫剩下的5名少女脱光衣服,用手机一个个拍摄裸照,威胁说:“谁要是闹着回家,我就把她的裸照发到网上去!”随后,“杰”、“正”等人兽性大发,将小蝶拖往205房。
    13日晚8时许,老板娘韦善姣又来了,哄骗5名少女说:“你们已经长大了,读书是没有用的,不如陪老板睡觉,赚大钱。”之后,韦善姣和“杰”带来3名中年男子,进到203房挑人。3名中年男子分别选中了小萍(未满14岁)、小芬、小雪3名少女,分别带到各自的房间里施暴。就在这时,接到报警的德胜派出所民警赶到,将韦善姣、“正”等4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狡猾的“杰”则趁乱跳窗逃跑。
    听完5名少女的哭诉,德胜派出所副所长蓝建军十分震惊,立即向上级汇报。宜州市警方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
    民警分析认为,“杰”是未成年人,无收入来源,花光携带的钱财后,很可能会再次潜回德胜。5月14日中午,“杰”果然潜回德胜,被缉拿归案。
    今年年仅15岁的“杰”姓何,云南省保山市人,小时候就随父亲来到宜州市德胜镇。他父亲在德胜镇开了一家发廊,平时忙于生意,无暇顾及对儿子的教育。何某读完初一后便辍学回家,整天与德胜街一帮无业青年厮混,逐步染上吸毒、盗窃、乱性等恶习。
    据何某等犯罪嫌疑人供述,2008年,其伙同他人流窜盗窃摩托车,先后作案40多起,盗窃摩托车40多辆。2008年底,长兴旅社分社老板娘韦善姣对他说:“你去找几个‘红花少女’来我旅社,我负责去找嫖客,每个3000元,我要500元,剩下的钱全部给你,总比你去偷摩托车强。”2009年初,何某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小梅、小芬等人。4月12日下午,他谎称当天是他的生日,叫小梅带几名同伴来玩,然后实施了他的罪恶计划。
    今年1月,在三亚市一宾馆内,临高籍女子黄某被临高籍男子李某伙同十余名男青年,案发后,李某等人随即潜逃。临高边防支队调楼边防派出所在接到三亚公安局的协查通报后,在辖区内展开大范围摸排布控,于6月3日晚8时多,在临高县调楼镇一网吧内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据李某交代,被侵害人黄某是他在三亚做工时认识的,李某早就对年轻漂亮的黄某有了非分之想。案发当天,李某以外出游玩为由将黄某约了出来,随后,李某带领黄某及另外十余名临高籍男子来到三亚市一酒吧内喝酒。
    喝酒过程中,李某等人不断殷勤地向黄某劝酒,并拿出K粉吸食,还百般诱惑黄某吸食,黄某没有经受住诱惑,在吸食K粉后即陷入极度兴奋状态中。随后,李某等人将黄某拖至酒吧内一包厢中,由李某对黄某实施了**。令人发指的是,李某对黄某**后,伙同另外十余名男青年将黄某挟持至三亚市一宾馆内,随后,李某等十余名男子对黄某实施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案的被害人黄某居然是刚满14岁的未成年少女,边防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兽行深恶痛绝的同时,也为黄某的天真、无知感到无奈。在这里,警方提醒广大青少年;要慎重交友,不要随便出入娱乐场所,更不要受人诱惑吸食毒品及违禁药物。
狱警日记(连载)(104)
    以前总以为,像高衙内这样公然调戏妇女的人,除了衙内就是街上的流氓。但是,这些年来,发现这样的流氓真是随处可见,有不少竟然是衣冠楚楚之辈。老板之于员工,领导之于下属,老师之于学生,只要存在权力支配关系,就可能存在近乎明目张胆的性骚扰。至于到了服务行业,无论饭店旅社,还是洗澡和修脚行业,有钱有势的主儿,耍大爷脾气调戏女服务员的事儿,到处都是。受侮辱和损害的弱者,一般只能忍气吞声,若要反抗,几乎注定要遭殃,丢了饭碗还是小事,周围的人几乎没有赞同你的。
    湖北的巴东县最近出了一件命案,三个镇政府的官员,到当地一个休闲娱乐中心消闲,结果被一个修脚女工用修脚刀修理了,一死一伤。据说,官员曾要求女服务员提供特殊服务,遭到拒绝后,用一叠钱抽打女服务员。(《长江商报》5月12日)
    案件正在调查,细节还不清楚,但是可以想象,一个农村来的从事修脚业的弱女子,如果不是被逼急了,断然不可能挥刀伤人。她的“凶器”,是用来修脚的,不是伤人的;伤人,肯定有极大的不得已。我个人很讨厌暴力,但弱者不得已的反抗,却可以理解。至少,这样的反抗,比起普遍的忍气吞声、甘受侮辱,要更解气一点。我不懂法律,不知道一个弱女子在被骚扰、羞辱到了极点之时,情急之下的反抗,算什么?需不需要负法律责任?但是,至少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在这个案件中,更可恶的是那几个官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男女关系,被蒙上了一层金钱和权势的阴影。在职场中的女子,但凡有几分姿色,就有可能遭遇骚扰,甚至。铺天盖地的黄段子,几乎无所不在,无论女性乐意与否,都要遭污染。动手动脚的事,似乎也司空见惯。在一些强势的男人眼里,他所感兴趣的女性,似乎对此只能逆来顺受,甚至喜闻乐见才是。如果有人变脸作色,轻则是不识趣,重则属于不给面子,在老虎**上踢了一脚。随之而来的报复,几乎不可避免。而周围的人,无论男女,也几乎都习以为常,如果出了一个不识趣的,大家谴责的矛头,大多会指向这个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本没有女性权利的概念。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女性的不尊重乃至轻蔑,一向是受西方人抨击的。古代大量的男欢女爱的小说戏剧,除了少数如《红楼梦》和《聊斋》的一些篇章,里面的女性,几乎都是被**的对象。女性的工具化、非人化,是传统伦理中最为西方人诟病之处,也是我们理屈的地方。五四一代先贤,在此方面用力甚多,身体力行,力矫此弊,令人感叹。可惜到了后来,尽管妇女解放一浪高过一浪,但女性地位的提高,却往往表现在男女做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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