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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能说没有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成份，中国历史也是多面向的。正如英国学者冯客和美国学者杜赞奇在其分别著述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与《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两书所揭示出来的那样，在传统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同样流淌着注重种族分际的泉涌。《左传》明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中国古代对所谓少数民族的称呼，如“狄”“蛮”“夷”“羌”等，都带有动物的偏旁，对少数种族进行与兽类相比拟的这种丑化，隐藏其中的不外也是种族优劣判断；就是在近代，一代圣贤康有为，还曾公开赞成消灭黑色种族，以利于世界和谐，而梁启超亦如是，他因为认为菲律宾人是黑色野蛮人而对之不屑一顾。在这种文化与种族优越感影响下，古代中国并不能说没有过暴力崇拜与武力征服，否则，光靠抽象的文化怀柔，是很难想象在近二千年里，中国能够开拓出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一直在分分合合中又得以经久保存。
在文化怀柔与武力征服、天下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中国历史的表现，是否与同期的欧洲共享了完全相同的逻辑呢？尽管对于种族、国家的分际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武力征伐，也曾浸染于中国历史中，但同时又应看到，相对于基于人性共同假设而产生的“怀柔远人”文化理想，前者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中国思想传统的和平主义性格及其蕴含的宽容建设精神，从中可见一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和平传统在中国，并非先天和固定不变，它也是一种生活智慧习得，是对漫长历史中的干戈冲突不断进行经验教训总结后的文化生成。这一点很象现在的欧洲，欧洲世界千余年来纷争不已，二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打起，但今天的欧洲内部很难设想还会发生大规模战争，其中的原因恐怕就与欧洲人从战争中学习到了反对战争的观念和方法有关。
文化主义压倒了种族主义、和平理想盖过了暴力诉求，传统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取向，还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有和平主义的观念，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和平之结果。自由、民主、人道等等观念在近世以来西方和全世界的大行其道，就曾经制造过许多不自由、不民主、不人道的历史，罗兰夫人因此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而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历史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安排，那就是早熟的中国文官制度，对武力的建设与运用，形成了强大的制约。这一切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有关。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并存的四民格局，但“士”在中国历史上，又有一个由“武士”、“士族”的“士”，演变为唐宋以后的“文士”的“士”的过程。士族、门阀和贵族在秦汉、隋唐之际的势力强大及对君主权力的威胁，终使唐代以后实行科举取仕，一个由《四书》《五经》武装起来的文官集团所构成的官僚阶层，从此成为一种对贵族的制约力量出现于中国传统政治场。尚文的儒家文官群体对尚武的传统贵族的胜利，也使宋代以后形成了文武分职、同时又以文官驾驭武官的政治传统。文职官僚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以明代为例，当时中国军人的最高官价不过是区区总兵，而他们还必须时时受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节制的方法一是在官位设置上比他们官高一级，方法之二是不构造全国划一的军事后勤供应系统，各地的军队由各地方分散供给，也就是说军事物资的供给权也掌握在文职行政官员手中。而全国性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的长官兵部尚书也是文官，就如现代世界多数国家的国防部长是文官一样。文官集团对军功集团的控制和对武力的排斥，其中当然有直接来自儒家文化理想的因素存在，但同时也是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利益碰撞使然，后者所造成的客观事实，同样是和平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果。
三
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社会，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
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但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作为大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里，曾提出过四个判断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和文化上富有吸引力。“崛起”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军事强力提升和科技发展，除这些之外，从软性的和精神、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说，还要去考虑文化的亲和力。思想和文化上有没有追随者，同样构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下主义”是一种等级制，中国扮演着文化输出者的角色。
理解中国与东亚世界的上千年交往实践，需要建立的观念是历史与文化共通而非历史与文化共同。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内的广义上的东亚世界，其文化系统并不能说完全相同、符号系统实际上各有分别，但由于历史交往中形成的相对一体性及命运经历的相互关联，东亚世界与之外区域相比，又相互容易理解得多。在经历近两百年的分崩离析后，20世纪末以来的东亚世界，又流露出回归自身历史原型的迹象。面对中国“崛起”势头，东亚世界普遍认为是机会而非“威胁”，如马亚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认为：中国对东亚其它国家没有军事威胁，但与东南亚有经济竞争。中国的强大不大会引发东亚其它国家的生存恐怖，原因之一在于现存国际体系对主权的普遍尊重；另外，基于历史记忆、中国在扮演东亚世界宗主时并不热衷从领土上征服其他国家的过往经历，也多多少少仍有现实暗示作用。也因于此，中国要注重起在东亚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识思想，不仅是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呼应东亚世界的普遍诉求、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崛起”而作。知识思想共通性或共同性的提高，有利于东亚整合，只有东亚整合了，中国才可以去谈“崛起”，而只有中国“崛起”了，东亚世界才会真正实现稳定和平。近年来亚洲世界对“亚洲”“东亚”之类的论述有增无减，相形之下中国却显得冷清，中国人眼中无“亚洲”和“东亚”，这种情况不宜再持续下去。
四
在发掘、利用中国传统和平资源的同时，对内涵于这一传统中的负面效应，也要有清楚认知。
中国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传统，在唐代开始落实为实践时，本来存在着两个合而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慑、对战争的可能性绝不掉以轻心；二是对共同人性体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义”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伟业，在造就无尚武功的同时又重用贤臣以德治世，就完美体现了这种德与力的统一。 再如中国民间对诸葛亮七擒孟括的经久渲染，德与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调适的。但和平传统的这种特点，在宋以后却大为改观。为矫正唐代藩镇体制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强权对****政权的挑战， 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问题，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伦理主义而轻历史主义的倾向。在和平传统只剩下伦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观念因此流布。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国家屡屡面临了灭亡之险并经常演变成现实。宋代富甲天下、市场经济一如今日一样曾造就物质繁荣，在歌舞升平之际国家不仅不再思考征战，而且想当然靠花钱买和平，兵弱力钝最后收获的是什么，结局众所周知。明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继光建设一支新军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威张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谭纶的死力扶持，其惊世武功实在不可想象，而在张居正身殒之后，戚继光辛苦建立起来的军备体制便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为文官的袁崇焕亦曾致力于国家的军事建设，他在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磨难，实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在此之后明廷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明朝后期在武备建设和武力运用的上麻木。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当时的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疆拓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于是主张征兵讨伐，改抚为剿，但其主张到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手中后，后者却以维护文官集团的和睦为由，将其轻轻带过，不予置理。而其结果如何，则不待说。 ＇3＇
由文官制度所支撑的中国和平传统，却导致了几代皇朝在外族入侵后的崩溃沦陷，其中的教训值得后世省思。最早将“民族”这一概念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梁启超，在近百年前曾十分羡慕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现了从封建忠诚到民族忠诚的演变，他对中国尚武之士后来被爱好和平的儒家文人之士所取代一事深感痛惜：“由春秋战国之武士道而一变为汉初之游侠，其势之不足以久存。”＇4＇ 梁氏的痛惜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呼声，在清朝灭亡前后中国再次面临国家危难时刻，深厚的中国和平信仰却不足以保障国家之生存，它也使人们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和平传统的巨大局限。和平主义的坚持捍卫，实际上是需要一些条件的，比如，自身强大有力、没有强敌威胁、地缘政治状况良好，等等，舍了这些外在的因素，那么再谈和平主义，就不免步入乡愿、痴人说梦。
“忘战必危”，提倡和平传统并非等于放弃战争权和不搞国防，相反，只有建设足以保障和平的国家能力，和平传统才真正能够发挥出其效用。英国哲人罗素在上世纪20年代指出，设若中国不象西方一样也“恶”起来，那么中国就将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他因此这样自我询问：“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反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对答。” 智者的这种困顿，也提醒今天的中国人，对所谓“中国崛起”万不可单纯作伦理道德上的把握，而要有历史主义的深沉审视。唐初德力并置的仁恕精神与和平取向，所警戒后世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