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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捕鱼政策。
当这些书面上的组织工作结束时，中国人便开始了教育和组织广大渔民这项更为艰巨的工作。他们为广大渔民所建立的制度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实际上，它与十八、十九世纪满洲人所采用的那种连环保制度如出一辙。例如，让每户渔民至少有两人住在岸上，并规定渔船必须得到批准后才能出海。此外，渔民和水上运输工人必须上交航行日程表，并在出港前报告船上人数。像清朝一样，每10条船编为1组。各组成员都要对本组其他成员的叛逃行为或非法活动负责。如果是渔民，同一个组的所有渔船在捕鱼
时都要相互保持联系。
尽管采取了以上种种预防措施，但在1952年11月末，广东省中山区仍有3000多人乘400条帆船集体逃往香港。鉴于这次逃跑，沿海各省都提高了政治警惕，并成立了海岸部以领导渔船的政治组织。每条大型渔船上至少有一名可靠的员，小型渔船上有一名共育团员。一位有关人士在对叛逃者的采访中得知，“海岸部由8人组成，其中包括部长、副部长、一名管理员兼统计员和5名成员。”除此之外，海岸部在本沿海地区不设立其它机构和军队，它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和公安部队开展工作。
****政府还在较大的渔业中心成立了渔业合作社。每个合作社有一名社长和一名党员干部的副社长。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审查申请捕鱼者的许可证，确保每人都有一个住在岸上的担保者，而且担保者的名字也要严格登记。然后再向当地党组织上报，申请批准。
美国曾弄到一张1951年签发的捕鱼证。发放单位是广东省珠江区海岛分局。序言阐明了渔民应当履行的海防职责（即加强国防，防止袭击和渗透），并在结尾告诫说：“如果发现其他渔船违反上述规定，应立即揭发，并向本局下属机构报告。违者被捕时，告发者给予适当的奖励。违反者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以惩处”。
规定要求船主注册他的船只，领取执照，如果携带武器，还必须领取武器执照。规定严格禁止海盗行为、走私、渎职、奸宿、赌博和吸毒等。
对沿海渔民活动控制的有效性，可从山东半岛的情况清楚地看出。这里的农民和渔民在接管大陆前二十年内，相互勾结，结伙行盗。到1956年4月，在这里成立了787个渔业合作社，有近7。6万户渔民加入合作社，占山东渔民总数的十分之九。
创新
还执行了其它计划，以取得渔民的信任和合作。****政府通过国家银行向渔民发放贷款，帮助他们修船和购置新船。如果渔船受损，还发给海上保险金。政府还建造了机帆船，并在大型渔船上安装了无线电发射设备。
人民解放军还办起了学校，给沿海渔民提供了读书识字的机会。他们还开垦荒地和建立医疗设施，帮助渔民修建家园，改善生活条件，这些措施逐渐取得了成效。到五十年代中期，海盗威胁基本消除。许多渔民住在岸上，加入了合作社。他们主动配合开展民兵工作，保护沿海安全。因此，他们曾受如下表彰：“海岛渔民和沿海渔民热情地爱护和支持自己的部队。他们经常协助解放军捕抓海匪和提供有关海匪的线索。他们和部队携手并肩，保卫自己的幸福生活，保卫祖国的海疆。”
1954年至1958年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些行政变化，它影响了海上民兵工作的发展。渔业合作社变成了国营渔业公司和渔业公社。这种行政变化带来了国家与各省之间的分工。
例如，中国沿海共成立了12个国营渔业公司，其中3个大型渔业公司与3个海区相适应。它们是：黄海的旅大公司、东海的上海公司和南海的南海公司。其它9个小公司名义上由各省管理、建立在传统的小型商埠上，如天津、青岛、福州和北海等。这些公司拥有中国的大部分拖网渔船和拉网渔船。他们被分配到离岸20海里至东径124度的远海区捕鱼。他们还拥有岸上加工和冷藏设备，并通过国家经营的市场出售所捕获的海货。这些渔业公司的每年捕捞量占中国总捕捞量的20％。
近海捕鱼一般由沿海的140多个县的渔业公社实施，每年的捕捞量占总捕捞量的80％。社员依然用传统的方法捕鱼。大多数人缺乏现代化渔船和设备。事实上，甚至在今天，他们仍然必须在海上用盐腌的办法来处理捕捞上来的海货，以防其在去市场的路上腐烂变质。
到1959年，中国似乎取得了以前一些政府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中国的渔船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行之有效的控制系统，而且这种控制一直深入到每个渔民当中。就生产而论，其统计数字是相当可观的；1959年，中国在世界捕鱼国家中名列第二位。
然而，远洋捕鱼的最初成功导致了中国政府的错误。内陆许多鱼塘被填平用来种粮食。国家渔业公司任意确定鱼价，从而很快就挫伤了那些追求利润的渔民的积极性。此外，捕捞设备的现代化改造和强调增大捕捞量等做法不久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例如，黄海中的虾大幅度减少，大的江河中的某些受人欢迎的鲤鱼也完全绝迹。
海防及其与海军的关系
由于一些渔船配备了武器并积极参加侦察活动，海上民兵的基础更加巩固。这些渔船填补了中国海军始建时所留下的空白。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渔业展览会上，曾有下列报道：
“沿海渔民一手拿网，一手拿枪，时刻警惕地注视着胆敢来犯的敌人。许多渔民已锻炼成为出色的民兵，有的还抓获了美、蒋特务机关派遣到大陆进行破坏活动的武装特务。他们由此对国防也作出了贡献。”
海上民兵和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从1957年12月31日水产局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感谢信上可得到进一步证实。感谢信说：“我们的海上渔场经常遭到敌人的骚扰……如果没有海军部队的保护，要想进行安全捕鱼作业是不可能的。”感谢信还对海军部队所赠送的收音机和信号灯等礼物表示感谢。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957年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海军少将于1960年5月被任命为水产局副局长。
1961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就渔业民兵和海军之间的亲密关系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海军有两艘渔船在离岸70海里处捕鱼。其中一艘发生了故障，而另一艘又无法向司令部报告情况。最后，水兵们请地方渔船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此事，当地政府又将此事转告了海军。就这样，我们才得知这两艘渔船的处境。”
渔民们甚至在海军主力部队与敌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五十年代，的一支鱼雷艇部队与舰艇的一次战斗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鱼雷艇奉命去伏击在某区活动的一艘军舰，但鱼雷艇在接近军舰时必须要通过占领的岛屿。如何通过而又不被发现？这个问题终于在渔民的配合下得到了解决。渔民们把鱼雷艇隐蔽在大批渔船中间。当鱼雷艇锚泊待机时，有几条渔船为它们进行巡逻和侦察。当鱼雷艇—发现军舰时，它们就从渔船队中冲了出去，并重创了敌舰。
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海上民兵进行预警和武力抵抗。由于苏联撤走大批专家，中国海军部队遇到了许多物质上和训练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军委****叶剑英元帅曾于1961年6月22日作了一个关于军训方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建议，把海军人员派到机帆船上去进行远海捕鱼，“以便锻炼那些容易晕船的人和增长他们的航海经验。”显而易见，由于主力部队需要训练和节约开支，因此，保卫海防的重任便落到了这些渔民的肩上。
近年来，中国又把海上民兵作为执行外交政策的工具。1978年春，200余艘中国远洋渔船曾出现在中、日双方都有主权要求的钓鱼岛（位于冲绳岛西南）附近。这一举动防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时中、日正准备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连续四个多星期，中国渔船围绕着这个荒岛，挥舞着标语、辱骂日本巡逻艇，声称中国对该岛拥有主权。中国渔民为何如此行动，至今尚不清楚。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日本重新认真地考虑了该岛的主权和价值、并权衡了按计划缔结条约的重要性。最后，日本同意，该岛的主权问题留待将来解决。于是，渔船奉命撤回，双方也缔结了条约。
最后，关于海上民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指出：自1949年以来，它一直起着比内陆民兵更为活跃的作用。内陆民兵从1949年以来一直是一系列运动的目标，有时被贬低其重要性，有时又得到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支持也通常是为了经济和政治的目的，另一方面，海上民兵一直是在海岸以外变化无常的海域活动，因此它的活动有着更多的军事色彩。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海上民兵在战时没有能力执行诸如扫雷、布雷、运输、侦察或外交活动等任务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第457章龙的航行1960至1
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的5年是关键性的时期。中国不仅面临着苏联援助的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还经历着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带来的全面经济萧条。这既是紧张的时期，又是中国和人民解放军各派之间就如何实现中国战略日标进行争论的时期。当时，中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获得强国的地位；实现祖国的统一（收复台湾和其他地区）；支援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
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学习外国技术和战略。争论的一方是有各种背景的中国领导人和一些理论家。他们认为，要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恢复中苏友好关系，引进苏联的技术。争论的另一方则反对引进国外技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股潜在的势力，他们主张抛弃斯大林的经济模式。这部分人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忽视西方的技术知识。中国海军的发展取决于这些对立派在此问题上如何取得一致的意见。
林彪和海军的“红与专”政策
负责中国海军下一步现代化规划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资历很深的****军委副****林彪元帅。林彪参加过长征，经历过许多战役，并多次负伤。在中国高级将领中，他最受毛泽东的信任。他的任命对党和军队的领导集团来说并不感到意外。林彪决非政治斗争的新手。尽管他有很多政敌，但他凭其老练政治家的本能，能在利害攸关的重大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
当时，海军部队的武器装备普遍存在着机械故障，这迫使林彪重新重视技术问题。一些海军领导人想继续他们的苏式导弹潜艇研制计划。他们指出，苏联海军开始了“G”级常规动力导弹潜艇和“H”级核动力导弹潜艇的批量生产。他们还注意到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的海军发展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同时，林彪还将听取并采纳理论家们的意见，这些理论家把最新的概念视为修正主义思想。他们主张依靠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在中国境内同入侵者进行一场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海军居次要地位，显然它仅局限于执行传统的岸防任务，即实施地区性的游击封锁作战。
最初，林彪选择了一条似乎能使两派斗争趋于缓和的方针。他急于想继续建设一支技术力量强，而又突出政治的海军部队。这是一条危险的方针。为了讨诸实施，林彪需要海军领导的通力合作。为了保证这种合作，他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海军。例如，从1960年到1964年，一批军官被提升为海军将级军官。在30名已知身份的军官中至少有9名是他的原第四野战军的部属。其中3名被委以南海舰队的最高政治和军事领导职务，4名在东海舰队担任最高军政领导职务，至少有2名调进北京的海军司令部。其中一位就是长期受到林彪信任的李作鹏将军，李作鹏任海军副司令兼第一政委。肖劲光将军仍保留着海军司令的职位，这也许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在林彪部下工作了很多年的缘故，林彪的另一位老战友海军中将方强被任命为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该部成立于1963年，负责商船和海军战斗舰艇的设计和建造）。方强的历史背景还不太清楚，三十年代他曾担任军事要职，1942年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学习，可能是攻读工程专业。1952年至1953年任南海舰队司令，后来又任东海舰队副司令。
在“专”的阶段海军发展情况
方强的任命和六机部的产生，显然是林彪想要大胆执行海军研究和发展规划的具体表现。尽管政治上遭到反对，海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开始进步。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一项最宏伟的计划是研究核动力和发展水滴形核潜艇外壳。这项任务由上海交通大学承担，它涉及到一些高深的理论研究。1965年4月的《中国造船》杂志刊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