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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最成功女外交官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蕃邦国王和亲的事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便是和亲情况的典范。在她是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实不为过。
万贵妃——最有魅力的女人
历史上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却谁也比不过明宪宗的爱妃万万贞儿。一个大皇帝十九岁的女人却牢牢占领了丈夫的心，并且拥有他一生的宠幸，这真是让旁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万妃具有与众不同、风骚入骨的狐媚手段了，就此说来，万贵妃倒是当之无愧的最有魅力的女人！
第9章我为秦始皇翻案！
现在人们都在说秦始皇残暴，所谓罪状就是——焚书坑儒、修建阿旁宫、寻求仙丹、执行厉法、扬农抑商、穷兵黩武。。。。。其实不然，无论当时是谁得天下都会如此，而且必然如此。
一、焚书坑儒。
秦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的国力强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唯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一样。汉武帝不也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李登辉、陈水扁也不正是通过10余年的“去中国化”使得台湾民意主流发生转变吗？可以这么说，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秦帝国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时间跨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国力损耗、社会影响后遗症等方面都要比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小的多，何来残暴之说？再看当时的帝国秩序，最危险的人正是被“坑”的那些“文人”，在国家尚未完全根本的稳定前，采用激烈的专政手段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果秦始皇采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式的思想路线以求得天下统一，那么那些打着“学术研究”的文人就会把国家搞乱，政令不通——现在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在这么干。
二、修建阿旁宫。
大兴土木是中国党政者的传统。现在许多喊着“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劳民伤财的修建形象工程吗？甚至许多贫困县都在修建奢侈的楼堂馆所。在历史上我们提起秦帝国的建筑能有多少——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宫。长城是典型的军事壁垒，当时匈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有。灵渠是半军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证了帝国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必须要有。秦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更是国家基础性设施。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后的地宫，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其地宫都倾注心思，何况秦始皇一代伟人？现在说阿旁宫，阿旁宫相当于美国的白宫、中国的中南海，标着这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旁宫不仅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第一帝国的政治中枢。秦始皇将个人居所与帝国办公场所、帝国形象工程合二为一实在是明智之举，难道我们必须要求秦始皇像现在某县“公仆”一样修建了宏伟的政厅，在修建当地形象工程、个人第一居所、专攻包养****的山庄吗？
三、寻求仙丹。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认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当年的寻求仙丹就是当年社会上的“科研活动”——中国发明火药的人不正是炼丹的术士吗？不是劳动人民（当时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财力从事这些）。秦始皇寻求仙丹就是为了得到长生术，与现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帝王，在焚书行动中曾命令不得烧毁关于仙书、占卜、农业（相当于现在科学技术、医疗、天文、冶金、地理、建筑）方面的书籍，这些举动无疑为中国基础化学、物理、农业、建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执行厉法。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阿拉伯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觉得阿拉伯国家执行酷刑。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
五、扬农抑商。
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国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步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土地情结”的批判，而脱离2000年前世纪社会情况批判秦帝国的经济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感激帝国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才会逐步产生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辽阔的疆土、产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华文化。
六、穷兵黩武。
对秦帝国穷兵黩武最大的“罪证”就是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南征两广。然而这一切站的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选择是必然的，当时六国明确不愿意与秦合并，就像现在台湾当局一样拒绝和平统一，那么任何一个中华子民都会选择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在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也许只有60年代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蒙边境局势可与相比。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国家的安危帝国必然与匈奴开战。帝国非常重视对匈奴的战争，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战争结果是将匈奴实力赶至漠北，帝国军队驻防长城防线。仅从战争结果看，就可以断言对匈奴战争并不是扩张战争，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否则怎么会在胜利之后、国内尚无功乱之际将30万雄师驻防长城防线呢？至于南征两广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当年六国中以楚国最强，其势力范围兼括现在的豫、湘、鄂、川、闽、粤、赣、皖、苏、浙、贵等地区，楚亡后一部分军队指岭南顽抗，帝国军队追击将其击溃后发现南越土著对于帝国的南疆威胁不亚于匈奴，于是帝国开展了对两广地区的统一战争。40万大军在灵渠完工后，迅速得到补给并战胜敌人。至此秦帝国版图完全成形，也为后世中国版图建立雏形。
泱泱帝国，大秦天下。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秦始皇如此明智，怎么会导致帝国迅速灭亡呢？
窃以为，历史偶然机会导致帝国毁灭。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几年，历史必将改写。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雄才大略古今无人相比，它不仅完成中国统一，而且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军事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而军事统一与改革必然出动一些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反弹势必发生。秦始皇谋定而动，一方面对反动势力执行严厉打击，一方面促进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他也知道自己面对的巨大困难，甚至生命危险——六国遗族公子张良不久在博浪制造了“博浪锥”事件企图谋杀秦始皇么？面对险恶的局势，秦始皇做出应变，安排太子扶苏参加对匈奴战争，增加扶苏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要求秦军精神领袖蒙恬以及蒙氏家族对扶苏效忠（这也是胡亥继位后秦军主力野战部队拒绝效忠帝国的原因）；同时命令蒙恬、扶苏执行在对匈奴战争胜利后驻防长城不许追击转而威慑中原，机动支援关中的战略。也许在秦始皇的谋略中，未来的帝国是一个法律严明、军力强大、国力昌盛、科学先进、吏治昌明的帝国。但是在他正在执行理想建设的时候，生命结束了。而秦始皇更没想到的是在赵高、李斯的阴谋下，胡亥继位，逼死扶苏、蒙恬，帝国大乱，军队拒绝效忠。呜呼，帝国大厦崩溃。
从上面一家之见看，秦始皇并不是一个残暴的君主，相反却是一个英明神武、胸怀大志的伟大人物。现在的污名纯粹是后世某些别有用心的书生、政客之莫须有。
数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10章秦国名将白起！
～前257年）一称公孙起，郿（今陕西眉县）人。秦国名将，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任左庶长，领兵攻韩之新城。十四年，任左更，出兵攻韩、魏，战于伊阙山，斩获首级二十四万，又俘虏大将公孙喜，攻陷五座城池。渡过黄河攻取韩之安邑以东到乾河的土地。因立了战功，迁升为国尉。昭王十五年，拜大良造，领兵攻陷魏国大小城池61座。昭王十六年，他与客卿错联合攻下垣城。昭王二十一年，攻赵国，夺取光狼城。昭王二十八年，率秦军攻楚，夺取鄢、邓等五城。昭王二十九年，攻陷楚国的都城郢，烧毁夷陵，向东挺进直至竟陵。楚王逃出都城，徒都于陈，秦国就以郢城为南郡。白起屡立战功，被封为武安君。之后，又攻取楚图的平安巫与黔中二郡。昭王三十四年，破魏于华阳，芒卯败逃，俘获魏将三人，斩首13万。又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二万人于河中。
公元前264年（秦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之陉城，陷五城，斩首五万。次年又攻韩之南阳，取太行山以南地，逼使韩国与上党交通断绝。昭王四十五年，他领兵攻韩取野王（今河南沁阳），完全切断了韩与上党郡的交通线，上党守将冯亭不愿降秦，归附赵国。昭王四十七年，秦将王龁攻上党，赵国遣老将廉颇屯军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拒秦，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秦昭王采用范雎反间之计，使赵王以赵括代廉颇。赵括只能纸上谈兵，无实战经验，到长平之后，不恤将士，出兵频繁攻击秦军，结果大败被围。秦暗中派白起为上将，王龁为副将，以奇兵偷袭，再将赵军拦腰截断，使其首尾不相顾，然后分割包围。是年九月，赵军食尽，苦战突围，冲杀四五次，终不能出。赵括亲率赵军战斗，被秦兵射杀于战场，士卒40万人投降。白起下令将全部赵兵坑杀。长平之役，赵国丧失兵力45万人，秦军亦“死者过半”。公元前259年，即秦军完全占领上党的次年，秦军又取赵国太原（今山西霍山与句注山地带）。秦国相范雎忌白起，请许赵、韩割地以和，罢兵数月，复命王陵攻赵。王陵攻邯郸，受到赵军顽强抵抗，秦昭王命白起代之。白起不肯行，又以王龁代之。王龁攻邯郸！亦不能取胜，范雎用王稽为河东守将，郑安平为将军攻赵，被信陵君在邯郸城外打败，郑安平被围，降赵。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以白起违抗君命，假托病情，又散播怨言，便与范雎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