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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动）。
吴永成有些感慨：当时“严打”的声势已经很大了，搜捕工作能够进行地如此顺利，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啊！
或许嫌疑人知道自己在劫难逃、愿意认罪伏法；也或许是一些嫌疑人还抱着些许幻想、认为自己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这部分人还不少）；或许那个时候、晚上还没有这么多消费场所，或许那个时候出门在外还需要粮票、出差证明……
反正，不管怎么说，换到现在，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好的效果。
通过紧急行动，该抓捕的人现在已经抓回来了。下一步就是该集中会审、办案了。
这个程序，吴永成曾经在一个收审点上见过。那也就是在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有分别来自公、检、法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公安部门有预审科付科长、派出所所长带队，检察院有起诉科长带队，法院有刑庭庭长带队。各部门都有人负责，力量很强大，还有一些来自企业和街办的借调人员。具体工作，就是将八。一八大搜捕抓获的的“人犯”迅速处理。其职。有问题现场办公解决。这就是那个年代盛行的公检法联合办公。根本不像后来似的，公安先侦察、然后送检察院、最后提起公诉上法院，摆个审判厅，有律师为被告有板有眼地辩护。特殊时期嘛，这些从简了！
初期阶段，基本上每晚都要开碰头会，通报情况，解决问题。组织学习中央下发的一些关于“严打”的文件精神。随后就开始工作。
“八。一八”行动被搜捕的人员，大多数都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对象。所以，报捕工作是第一步。
由于案件的主要证据材料，在“八。一八”行动前，都准备好了（也就是补充一些有关身份、家庭住所的证明，有无前科的材料，然后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检察院审查批准）。既然前期的实质性的工作已经完成，那么到了这一阶段，主要就是一些程序性的工作。公、检、法现在就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工作效率就明显提高，以前一个案件的移送，可能需要中途旅行半个月，而此时半小时就足够了。
紧接着就是提审、挖余罪。由于抓的人太多，工作人员不够，原来本应该两个人提审，现在就只能是一个人独自提审（有时这个人也可能是临时借调来的）、签两个人的名字。看守所、收审站由于办公地点不够，有时候就只能是几个案子、十几个人犯在一个房间里审问，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保密措施了（不过，被抓的人犯连自己的死活也顾不过来，也就没有什么心情去偷听别人的案情了）。
然后，法院方面根据检察机关送过来的起诉书，对犯罪分子进行“从快、从重、从严”的判决。在严打期间，并没有律师为犯罪分子辩护一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决定，此次开展严打斗争，暂停刑事辩），不过，是暂时不搞。严打结束之后，再恢复律师刑事辩护工作。
而后“东北二王”在南下逃亡中被击毙，打响了我国境内反黑战斗的第一枪，把这次“严打”战役推向了高潮。。。。。。
第三卷 崛起 第十六章 好事多磨
日的大雨，像厚厚的纱幕，笼罩着J省的省会L市。
烟雨迷茫中，这座城市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落着，又像是在缓缓地不易觉察地一点点移动着。在满天铅灰色阴云中透出的暗淡天光下，可以看见那高高低低的、楼群模糊的灰色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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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成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子跟前，望着外面那望不穿的雨幕，沉思着：通过一九八三年开展的这场“严打”，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关于严打的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依法从重从快的观点；要稳，要准的观点；死刑核准权下放的观点；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严打必须长期进行的观点；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一致的观点。
说到底，一九八三年开展的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使一大批久拖未决的大案要案得以解决，使刑事犯罪快速上升的形势得到了控制，社会治安混乱的局面被迅速扭转，极大地震摄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然而，作为一个穿越者，吴永成清楚地知道：一九八三年的“严打”后，刑事发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两年，一九八六年就开始持续上升。一九九六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一九九六年第二次“严打”后，一九九七年刑事案件下降，但一九九八年以后又大幅度回升，直到二OOO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出刑事发案率又出现反弹的怪圈。
后来二十多年“严打”斗争的历程说明，“严打”可以给社会带来暂时性的稳定，至今却没有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问题。
从总体效果上讲。“严打”斗争也不尽如人意。期望在两三年内，通过几个战役，迅速扭转社会治安混乱、被动局面地目的。就根本无法实现。
那这个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吴永成也试着去寻找答案。
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按理说。这种事情还轮不到他来费尽心思瞎琢磨，他主要关心地就是怎么才能在尽短的时间内，通过合法的渠道。把农民地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你想干这些事情。无疑于痴人说梦——你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打打杀杀的周边环境，是一个利于发展地空间吗？谁富了，人家就抢谁、杀谁，你还敢有富起来的念头？？
他抱着这个疑惑，走访了省里的一些有名望的法律界的名人、学者们，结合自己前生分管综治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究其根本原因。那就是八十年代初，我们的这个国家才开始依法制国（注意：当时的提法是依法制国，还不是依法治国），法治地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了从游击战到大兵团作战的武装斗争经验。在新中国建立后，积累了运动治国的经验。但是缺乏依法治国的经验。对从未遇到过的、日趋恶化地治安形势，估计不足，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需要探索、积累，付出一定地代价。
尽管这种代价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那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能以人地意志而转移的。谁若想“逆天”，那就只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前咱们的历史上，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啊！！
“小吴，在想些什么啊？半天也听不见你这边有什么动静。”
背后传来了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渠月莲关切的声音。
吴永成连忙转过身，笑着说：“没想什么，在看雨呢！秘书长，您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吗？”
“是吗？你一个年轻轻的小伙子，现在正是奋发有为的时候，可不应该这样多愁善感呀！是不是咱们的这个大院给了你太多的压抑感了？按你的年纪，还不应该这样沉默多思呀！是不是想家了呀？”渠月莲若有所思地说。起初渠月莲照应吴永成是因为他懂事，给自己家帮了一个大忙而有点感激的意味。而现在吴永成跟了她一段时间以后，她就觉得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有许多连她也看不懂的地方。一些不应该出现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成熟，偏偏在吴永成的一言一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她也是当领导的秘书出身，像吴永成这样优秀的年轻秘书，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她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个后生了。
“奥，我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也不是想家。我是看见窗外这连绵的秋雨，担心我们村今年刚刚动工修建的红枣系列产品加工厂、不能正常完工呢！”吴永成指着窗外解释道。
“恩？你们村建起了一个红枣系列产品加工厂？是在你当支书的时候建的吗？来，小吴坐下。我还没有听你说过你当村里的支书的一些情况呢！今天下这么大的雨，估计也没什么人来了。你给我好好地说一说。这段时间也把我累坏了，这个‘严打’呀，一天到晚的，闹得人的心一点也闲不下。咱们也放松放松吧。”渠月莲说着，用手掩住嘴巴，打了两个哈欠。
这倒是实话，全省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严打”专项斗争，她这个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几个月来，就根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累哪才叫怪呢？！
既然领导有令，那咱们的吴永成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是摆什么谦虚、高风格、高姿态的好时候。只有让领导充分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得到领导的赏识，也只有这样，才能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
要想说村里的情况，那就不能不说道用蚯蚓喂鸡和喂猪，吴永成给这位省领导讲解他们村的发展情况，也就从他们家首先在村子里开始养蚯蚓说起。
尽管吴永成的叙述，没有带一点夸张和炫耀的色彩。基本属于平铺直叙（废话，在
委领导面前，你瞎夸张引起了人家地反感，不是自己吗？！）。但渠月莲也听得津津有味的。不时中间还插一、两句问话，吴永成随之再给她解释半天。
“那你离开村里以后，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红枣厂的建设进展情况呢？”渠月莲一直听到吴永成讲到他临离开鱼湾村、在全体干部大会上落实了红枣厂这个项目时。忍不住再次插嘴问道。
这方面的情况，吴永成地确也听说过一些，是他二姐夫马林打来电话告诉他的。不过却不是什么好消息。
到了九月底。马林给吴永成打来电话，首先为他的先知之明，大为感叹了半天：那些公司地业务员被紧急抽调回去以后，情绪起初相当的不好，强忍着性子，在公司的大会议室里坐了近一个月，被吴永成临走时留下地那些乱七八糟的整人花样，折腾得快要疯了。这时。全国的“严打”行动开始了，一些曾经在外面有过一些不太检点的小伙子们，眼看着邻村左右的一些同龄人，因为一点平时的恶习，遭到严打（有一人抢了半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元钱。被判刑15年。），更是吓得连村里贸易公司的办公楼来。
而闹得沸沸扬扬的“马寡妇跳舞”案件，更是成为轰动全省地特大案件。《J省日报》以整版、整版的显要位置，多次地报导这个案情。“严打”以前，公安派出所曾经找过这个“黑道圣母”，询问她的跳舞情况。马寡妇一口气讲述了数百个一起跳过舞的男女，有些男人还和她有过更亲密的关系。派出所地本意是吓一吓她，使她不要太招谣。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风流性感的马寡妇，根本不顾自己地脸面，派出所既无法用损害名誉使她有所顾忌，又没有那一条法律能够制约她，只好赔着笑脸将她送走。宝剑，不仅将马寡妇收监，而且陆续抓审了三百多人（何平等人侥幸躲过，事后找吴永成一再告戒求他保密）。这件案子由于涉及面太大，审理一时难以完结，躲过了“严打”最高峰，直到八四年才结案。有些知道内情的人说，如果高峰时判决，至少得枪毙十几个人。但就是躲过了高峰，还是枪毙了以马寡妇为首地三个人，另有三名死缓和两名无期徒刑
而公司一些精干的业务员，长年在省城跑，马寡妇的家里哪能不去个一两次呢？那些侥幸躲过灾难的人们，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吴永成的英明，恨不得回家就把吴永成供在家里的祖宗牌位上：这可不是给他们帮了一个小忙呀？要是他们还呆在省城里，多少再有一点出格的举动，那他们也得进去吃牢里的“八大两”了。运气再糟糕一点，讨一颗“黑枣”吃的机会，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的啊！！
接着，马林又给吴永成说了村里的那个红枣加工厂的事情。
村里的群众集资入股的事情倒是很顺利的。这个红枣加工厂，村委会投资四十万元，占股百分之五十一（本来村里集体帐上还有一些资金，但考虑到要让更多的群众加入到其中，也就只占到了这个股份，法制能把管理权握在手中就行。这也算够开放了，当时是绝对不允许个人占大股、控股办企业的），其他的股份被村里的群众纷纷抢购一空。吴家的几个女婿，又时占了其中的大头。毕竟在这个村里，他们算发展得最早的，家产也比其他的群众也厚实得多。吴永成的爹妈以吴有德老汉的名义，也认购了五万元的股份，也算个大股东了。
但在工厂开始向县里有关部门申请办厂时，遇到了一些麻烦：有个部门以为单位的职工谋福利为名，要求在准备筹建的加工厂中，占一定比例的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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