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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中华-第3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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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竞技场上陷于孤立。若能造成对方与俄国的相互 制衡之势,本国外交将获得空前的主动权。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对俾斯麦的意图深感疑虑 ,担心英俄一旦为巴尔干问题发生对抗、冲突,而深陷于巴尔干事务,俾斯麦将趁机击破 法国。英国的策略是催促奥匈充当巴尔干的反俄先锋,以使对奥匈承担同盟义务的德国无 路可遁。俾斯麦则大肆渲染德法边境的紧张局势,制造战争迫在眉睫的舆论,恫吓法国政 府,扩军备战不要过分,与德国为敌不会有好结果。同时借此向英奥和俄国表明德国必须 全力应付法德危机,无暇东顾,巴尔干危机只能靠那些在该地区有切身利益的国家自己去 解决。 
  1882年缔结的德奥意三国同盟,1887年5月即将期满,缔约方对同盟的兴趣都不大。但随着 法德危机和保加利亚危机同时发生,意大利在俾斯麦心目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俾斯麦利 用1887年2月同盟续约的机会,以支持意大利北非扩张政策为代价,加强了三国同盟内部的 团结,阻止了敌对国家对意大利的拉拢,同时为奥匈对付俄国争取到了安全稳固的后方。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就为以意大利为桥梁,建立同意大利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并 保持密切合作的英国与三国同盟国家的联系创造了条件。 
  当时,英法间由于1882年英国单方面占领埃及后形成的埃及问题,存在尖锐矛盾。布郎热 运动的沙文主义鼓噪也同样针对英国。英国若能在埃及问题上争取到三国同盟国家的支持 ,将大大加强其与法国谈判时的地位。如果能促使英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坚定的维护现状 的政策,并在近东地区调动起足以遏制法俄的力量,奥匈的安全就有了保障,德国也就能 够避免直接卷入近东事务而与俄国发生冲撞。为了向英国施压,俾斯麦表示:德国在大陆 上看住法国,英意就获得了行动自由,英意在北非联合遏制法国,并与奥匈合作在近东共 同对付俄国,欧洲的均势及和平就可能保住。但是如果英国不参加欧洲政治,势必陷于孤 立,而德国也就没有理由要去反对法国在北非和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原望。在俾斯麦的策动 下,1887年2月,英意互换照会,3月奥匈也以照会形式加入,三国订立了《第一次地中海 协定》,承诺共同维护地中海现状。 
  地中海联合结成后,法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与俄国结盟政策的非现实性和危险性。法 国的结盟愿望越迫切,俄国的要价也就越高,一旦不能满足俄国的要求,反而会招致无谓 的怨恨。更有甚者,还会诱发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如果法国支持俄国的保加利亚 政策,就需要承受与所有欧洲国家对抗的后果。11法国政府必须主动缓和法德关系,以免 跌入俾斯麦设下的外交陷阱。5月,法国政府解除了布郎热的职务,法德危机趋于缓解。 
  (三) 
  德国地处中欧,一面临海,三面被围。积极有效的东方政策是德国外交的基石。如果 德俄长期对立,德国外交就是一盘死棋。反之,德国就可以在东西方之间操纵自如,进退 有余。在俾斯麦眼里,孤立法国与联合俄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加利亚危机发生 后, 俾斯麦一方面鼓动俄国在巴尔干推行前进政策,一方面以此来动员抵制俄国扩张 的地中海联合。同时向深感孤立的俄国证明德国友谊的可贵。 俄国外相吉尔斯认为,无论是保障俄国黑海地区的安全还是解决保加利亚问题,俄 国都需要保留俄德奥三皇同盟,至少要维持与德国的友好合作。在目前,法俄结盟对俄国 不利,法国也不可能同俄国结盟。俄国如果失去了德国,将意味着彻底孤立。至于沙皇 亚历山大三世的态度,正如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施魏尼茨当时指出的那样:“沙皇从外交 政策的需要考虑,必须保持与德国的联合,从顺应民意和国内稳定考虑,他又必须在公开 场合表现出对德国的憎恶。” 
  卡托科夫3月发表的社论深深刺痛了沙皇,置沙皇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文章披露了三 皇同盟这个秘密,并予以猛烈抨击。这就迫使沙皇要么放弃与德国的联合,要么公开表态 支持三皇同盟,而这正是沙皇要竭力避免的结局。沙皇在震怒之余对卡托科夫提出惩戒。 卡托科夫影响的缩减,反衬出吉尔斯地位的巩固。 
  鉴于沙皇断然拒绝续订与奥匈的条约,5月,俄德在柏林重开谈判,准备以俄德双边协 定取代原先的三皇同盟。在讨论中立条款时,俾斯麦试图通过全面支持俄国的近东政策诱 使俄国同意,在俄奥冲突的情况下,德国有条件的中立。为此俾斯麦向俄国谈判代表宣读 了1879年德奥同盟条约文本,以期表明德国无意承担与德奥同盟条约内容相悖的义务。 
  1887年6月18日,俄德在对中立条款涉及法奥遭缔约方进攻时情形均作了保留的条件 下,签订新约,即《再保险条约》。在俾斯麦看来,条约虽然未能确保在俄德冲突的情况下 俄国无条件的中立,鉴于法德两国对于1871年以来现状的不同态度,法国需要的同盟,必 须是进攻性的,《再保险条约》至少排除了这种可能。而法国若不能在事先争取到俄国的 支持,也就不可能独自挑战德国。现状、和平、德国的安全都有了保障。 
  通过《再保险条约》与先前的《德奥同盟条约》两相呼应,俾斯麦又重新确立了对 德奥的双向抑制。俾斯麦借此向俄奥表明,德国将始终与被进攻方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侵 略。谁破坏欧洲和平,谁就是德国的敌人。但是,俾斯麦还必须正视另一个危险,俄国如 果挑动奥匈率先发动进攻,德国将怎样应付?15围绕《再保险条约》签订问题俄国内部的 争斗,沙皇立场的动摇,条约签订后俄国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对德国无休止的索求,使得俾 斯麦对条约的价值大打折扣。他对沙皇和德俄友谊的信心,从此不可挽回地动摇了。 
  1887年7月,在违背沙皇意愿的情况下科堡的斐迪南被推选为保加利亚大公,俄国诉 诸武力的可能增强。俄国报界充斥了对德国的谩骂。8月,戴鲁莱德借出席卡托科夫葬礼之 机,再次访问俄国。俾斯麦对时局深感忧虑。俄国既已靠不住,德国必须另谋出路,以防 万一。17 5月,法俄共同迫使苏丹放弃了英国特使沃尔夫与土耳其达成的,有关英国从埃及 撤军的方案。法俄合作之势,引起了了英德的共同警觉。索尔兹伯里担心,如果奥匈因得 不到援助而被迫同俄国妥协,就可能回到三皇同盟时期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孤立被动局面。 
  18俾斯麦趁势将《德奥同盟条约》文本送交伦敦,并在11月22日致信索尔兹伯里。信中表 示:“如果奥匈帝国之独立受到俄国侵略的威胁,或者英意遭到法国入侵的危险,德国始 终有责任采取进入战线的政策。”19在英国确认了德国对奥匈支援的程度后,1887年12月 12日,和16日,英、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 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 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 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 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 ,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20因而他的外 交归根结底仍 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至。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 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 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击”就 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 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22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 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23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 10月,俾斯 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 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
  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 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 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一些资料 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动态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2 本章字数:11534
  前言:这是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其中有这么个人叫福泽谕吉,他起初乃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起的。只是在年轻时,随商船去了一趟旧金山,回来后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崇慕中华到愤恨中华,这是一个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
  后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鲁迅先生说不能读中国书之类的,也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是中国不好,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好。而是认为这种思想继续下去,只有亡国灭种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还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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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从他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幕府时期封建主义的思想框架里,发生了丰臣秀吉的向中国扩张的举动与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思想、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紘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代表人物有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喻吉等。
  一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时代扩张意识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侵略思想、行动之大成。1590年,他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中说:“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抚兆民,施慈惠,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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