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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的战略轰炸已经给我们造成了空前的损失，我们能给支那造成同样的损失吗？”裕仁质问道，“这种战略轰炸的结果，日本能承受得了吗？”
闲院宫载仁亲王将一份报告书放在了裕仁的面前：“这是完全可能的，陛下。如果我们集中陆海军的航空力量，对敌人的心脏实施致命的打击，支那军队不可能处处设防，到时候必然崩溃。”
“朕担心的是，没有等到支那崩溃，日本就先崩溃了。”裕仁冷笑了一声，拿起了文件。
“陛下担心的国土防空问题，很快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石原莞尔说道，“我们已经研制出来了最新式的火箭动力截击机，可以用于国土防空作战。德国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土防空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们已经答应提供给我们最新式的截击机研究资料和样本。德国最新式的截击机在战斗中成效显著。”
听了石原莞尔的话，裕仁的脸色好转了一些，他点了点头，开始迅速的浏览起手中的文件来。
“和支那人对我们做的一样，战略轰炸将不局限于军事目标，政治和经济中心也列在打击目标之内。”闲院宫载仁亲王说道。
“是这样，如果把政治和经济中心作为目标进行轰炸，就可以说他们是军事目标，因为它们直接和军事行为有关。”
“嗯，朕觉得这份计划很好，但有些细节方面，还需要认真研究，但这种战略轰炸的想法是可以实施的，这个方案，就先这样定下来吧！朕希望这一次，能够如你们所说，尽快的解决问题。”
说完，裕仁也没有宣布散会，就冷冰冰的站了起来，文武官员们也一起站起了身，看着他们神一样的天皇离开。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想到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天皇报告海军对中国本土的进攻计划，不由得一脸无奈的望向首相石原莞尔。
石原莞尔面无表情的看着天皇的身影消失，转身也跟着离开了会议大厅。
日本，长崎。
火车站内外，扶老携幼的难民成千上万。
中日战事一起，这座日本著名的军港城市因为战争的猝然降临而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城里城外到处都是火焰，大火和烟雾吞噬房屋，爆炸声震耳欲聋。随着战火蔓延，那些原本以为躲在家里就可以相安无事的日本民众终于变成被开水灌了巢穴的小动物，不得不争先恐后外出逃难。
和平年代，人分三教九流，官分大小尊卑，社会秩序等级森严，但是逃难就不同了，逃难的队伍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人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难民。
火车一到，人人都在拥挤，身强力壮的挤上去，妇孺老弱者就只好原地淘汰。但是火车大多被征用去运送军队，因此本来车次就少的火车站滞留的难民越来越多，不少人已经担惊受怕地等候了整整两天。
10月28日，天空仍然是灰濛濛的一片，有消息说东京将发出两列空车来运送难民。消息传开，车站人头攒动，万民拥挤。这是一个同时充满希望和绝望的关键时刻，人人都有充分理由让自己而不是别人抢先登上火车脱离苦海，问题是当许多理由拥挤在一起的时候，人人都没有了理由。
因为两列火车的全部载运量只能运走滞留难民的不到四分之一。
中午1时，火车在万众欢呼声中开缓缓进站来，许多人过于激动，把前面维持秩序的警察挤下站台，导致当场压死压伤多人的惨案。接着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子弹被屋顶钢梁反弹回来又击伤数人。不料民众视死如归，个个前赴后继，警察只好退居二线，听任自由化到处泛滥。此后几个小时不啻一幅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车上车下，人人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你不推我也搡，把别人拖下来，自己爬上去，爬窗户，爬车顶，爬一切可以爬人的地方，甚至连车头上也坠满蜂窝一样沉甸甸的难民，于是又发生挤死踩死窒息暴卒事件若干。
下午3时左右，车站局势基本明朗，列车大大超载。未上车的在车下垂头丧气，挤上车的在车上不免暗自庆幸，更有许多走散了亲人的女人孩子到处叫喊，车上车下嚷成一片。不料就在这时，站外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声。
是中国人的飞机前来空袭。
火车下的人得了近便，纷纷四散逃跑，或卧倒于田边地头，或藏身在沟坎河岸之下。难就难坏了已经挤上火车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车上宝贵的一席之地，如果下车防空，岂不等于前功尽弃将胜利果实白白断送了么？
因此车上的人都硬着头皮不愿下车。胆小的见别人不挪动，便也壮了胆子不动，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巴望敌机驾驶员看清这是一车手无寸铁的难民而不是军队。有个有国际知识的医生在车顶上铺开一面自制的红十字会旗，好让中国飞机遵循国际惯例回避民用列车。
但是这回他们恰恰想错了。
12架从中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中国“标枪”式舰载攻击机排出整齐队形飞临车站上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寻找和轰炸军用目标。但由于天气阴暗，地面的车站列车虽然历历在目，但红十字会旗和难民的身份却难以识别。哪怕能够识别，对于每一个被复仇的冲动包围的中**人来说，他们是决不愿意放过面前这个打击敌人士气的大好机会的。你们日本大和民族不是万众一心吗？你们不是众志成城全民效死吗？既然你们的政府敢于宣布向中国开战，那么就应该让你们全体国民懂得侵略的代价意味着什么！
因此当中国飞行员发现地面的列车目标时，他们无疑个个感到精神亢奋喉咙咕哝作响，一种类似把敌人赶进屠宰场的快意极大地刺激着中**人绷紧的大脑神经。轰炸敌国火车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军人只管完成任务而不管道德，研究道德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所以中国飞机几乎无需任何战术动作的掩饰，就一架接着一架朝目标直接俯冲下来。投弹，扫射；拉起来，再投弹，再扫射，如此循环往复。机枪喷吐火舌，炸弹一枚接一枚落入车站，有的炸弹竟直端端钻进车厢里，炸得里面的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火车站顿时被淹没在一片粉红色的血雾和遮天蔽日的火海中。
这场血腥屠杀历时约半个小时，两列火车被炸脱轨，车站内外到处是人的断肢残体，许多尸体已不可辨认。
日本陆军航空兵第22轰炸机大队的官兵是从当晚的广播里得知长崎火车站惨案的不幸消息的。
对受害一方来说，轰炸平民当然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理应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但是战争本身即是屠杀，没有人道可言，因此任何对于战争的道义谴责和正义言词同战争的行为相比，都是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的。
分队长河野中尉由此感到某种无言的自责。
虽然平民列车遭到轰炸并不是他的过失，并且陆军航空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攻击敌人舰队，但是惨案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责备和期待。
如果军人不能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妇孺儿童，那么国家和民众供养军队又有什么用处呢？！
河野洋太，萨摩人，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父亲为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相当的高，享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特权。三十年代社会上留学经商风气很盛，许多官僚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河野洋太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从军的道路，跨进帝国航校的大门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1943年10月29日，佐世保，前敌机场
天气继放晴，早晨天刚蒙蒙亮，日本陆军航空兵第22大队的飞行员们便全体集合，他们刚刚接到了命令，要求他们紧急起飞，前去轰炸前来进攻的中国舰队。
“……要让敌人懂得，大和民族是不好随便欺负的！向敌人的航空母舰开火，炸沉它们！”指挥官愤怒的声音在航母甲板宁静的上空嗡嗡震响，“……战争是要流血的，但是大和民族不怕流血，血债一定要用血来偿还！”
指挥官的怒火感染了河野中尉和战友们，他们都感到周身的血液正在燃烧。
战斗警报拉响，机场马达轰鸣，轰炸机鱼贯滑向跑道。河野中尉座机编号为209，副驾驶为大鸟久少尉。他们驾驶的“三菱”ki30“九七”轻型爆击机载弹400公斤，作战半径1700公里。
此时陆军航空兵参战己经有一段时间了，第22大队担负巡逻任务，尽管连的巡航使飞行员们感到有些疲劳，一个个眼睛布满血丝，却仍然斗志不减精神饱满，同仇敌忾地驾驶飞机编队出航。
机群起飞约三十分钟后进入外海，远远能够看见海面战场腾起的一缕缕炮火烟柱，更远处的海面上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敌人舰船灰蒙蒙的影子。带队长机开始爬高，发出“搜索航母，准备进攻”的战斗信号。
一架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拉开距离，护航战斗机已经在头顶占据高度，河野中尉紧跟长机爬升到高空，然后瞪大眼晴搜寻着目标。
敌舰就在眼前，那些张牙舞爪的中国人正在向日本舰队开炮，他们的飞机就停在航空母舰上装弹，加油，然后气势汹汹地飞上天空，日本飞机借助太阳光的掩护悄悄地向着敌人的舰队接近。
“……大鸟少尉，打开保险，做好投弹准备！”河野中尉头也不回地命令道。
“是！……一定要把支那人的军舰炸沉到海底去！”投弹手大鸟久少尉大声回答。
一个鼓舞人心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因为再有几分钟，不管中国舰队是否发现或拦截日本轰炸机群，他们都将无法逃脱领略一番从天而降的炸弹滋味。一想到将沉甸甸的炸弹劈头盖脑扔到骄横的不可一世的敌人航空母舰的甲板上，将他们的飞机、飞行员和水兵统统炸到海里去，日本飞行员心中就充满不可遏止的亢奋和快乐。
但是偏偏就在这时，“209”号飞机不幸发生严重机械故障。发动机突然空中停车，机舱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蓝色烟雾。
这是一个出人意外却又相当必然的飞行事故。
“三菱”ki30“九七”式轻型爆击机是一种轻型轰炸机，这种轻轰炸机1936年投产，1938年大量投入使用，太平洋战争初期也非常活跃，主要用来实施比较精确的俯冲轰炸，这种轻型俯冲轰炸机还曾出口泰国，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轰炸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飞机轰炸任务频繁，没有充足的战斗间隙进行大修保养，没有足够的零配件按时更换。这就好比一辆不按时保养的汽车难免肇事，或者一个常年累月积劳成疾的人必定会累垮一样。
“……长官！火势继蔓延，我们怎么办？”年轻的大鸟少尉沉不住气，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
“坚持住！……我试试重新发动，你扑灭机舱里的火。”河野中尉头上渗出了汗珠。
日本飞行员的努力很快归于失败。
（五百二十）炮轰长崎
（五百二十）炮轰长崎
飞机迅速下滑，发动机徒劳地格格呻吟，机身剧烈震颤，火苗已经窜上机翼的油箱。如果再不弃机，飞机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弃机跳伞当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毕竟是在自己的家门口，飞行员一旦跳伞立即就会受到海岸警卫队的全力救护。飞机毁坏可以重新制造或者购买，但是人死却不能复生，生命不能被重新制造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比飞机更宝贵。
问题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东方民族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不肯这样看待自己和别人。比如日本人的“玉碎”、“忠于天皇”，中国人的“大公无私”、“精忠报国”，阿拉伯人的“圣战”，等等，东方民族的价值观决定了军人的生命意义。
就在轰炸机下滑的那一瞬间，二十六岁的空军中尉河野中尉几乎不加选择就作出一个“英雄主义”含量很高的决定。他没有听从生命本能的召唤，而是受到那种来自本民族很古老很辉煌的“武士道”传统文化和献身精神的驱使。，死是次要的，死的质量却有泰山与鸿毛之分。其实这种情形同飞机坠落的巨大惯性一样，大和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巨大推动力早就铸就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特有的殉国情结和悲剧命运。
河野中尉一边同失控的飞机作斗争，一边命令副手跳伞。
“长官……你怎么办？”副手绝望地叫道。
“你活着回去！……我去撞沉……支那军舰！”河野中尉说出这句决不逊于任何后来在银幕上出现的矫揉造作的豪言壮语之后，他的心情反倒趋于平静，后来就专心致力于操纵不大灵活的飞机，不再理会别的事情。
“……长官！我决心跟随你，决不贪生怕死！”二十一岁的少尉副驾驶大鸟久经过短暂思想斗争，终于战胜恐惧，实现灵魂升华。其实从任何意义上讲，两人同机殉职都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问题是如果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