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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最终以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在有关西班牙战场上坦克作用的经验教训方面，有着大量不同的评价。那些已经将坦克作为进攻的陆军，如德国国防军，继他们的计划，尽管他们的坦克在西班牙表现差劲。国防军并不相信训练很差的外国坦克兵操作小规模的坦克编队用来支援同样训练很差的民军部队是大规模装甲部队的作战潜力的精确反映。其它国家的陆军在西班牙内战后对坦克的未来则没有那么乐观，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忽视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的陆军来说，西班牙内战带来的更多的是争论而非对装甲战争的洞察。
西班牙内战被许多军事历史学家认为是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和战术的试验场。这场战争确实在技术，训练和战术方面为世界各国的陆军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被吸取，许多则受到忽视。
战场上坦克间的协同被证明比预想的困难得多。苏联红军的坦克每三辆中只有一辆装备无线电台，一般分配给连，营长座车有时包括排长车。电台极易损坏，坦克运动时基本无法使用，因为运动中很难将电台调到正确的频段，“晒衣绳”式天线也很脆弱。缺乏可靠的电台使指挥连规模以上的行动几乎不可能，因为战斗一开始，各单位就无法协调他们的行动。规定的连排间的通讯方法是彩色的旗子。这个方法被证明不仅无用而且危险。除了在最佳的光照条件下，旗子的颜色很容易认错。使用旗语也使排长极易被敌方识别并处于敌火力威胁之中。1936年秋，共和**坦克部队就摒弃了使用旗语的做法，并且其他部队使用也不普遍。作为替代措施，坦克乘员被要求紧盯着排长车并跟着一样做。排长车一般领着三辆坦克的排行动，但头车经常被敌人的坦克或炮火敲掉。苏联坦克兵的训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更不用说西班牙人了，而且一旦失去指挥员，乘员们很少表现出主动性。
通讯手段不足是坦克营在与友军步兵和炮兵协同时感到困难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说坦克和步兵间的联络是很差的话，那么和炮兵间则实质上不存在。缺乏坦克与炮兵间的直接无线电联络意味着坦克不可能得到炮火支援来对方最危险的敌人——反坦克炮。当坦克运动时，或距离稍远时，电台极少能正常工作。苏联坦克部队只能使用“摩尔斯”电码，但却鲜有训练过的电台操作员。
苏联红军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因为西班牙的经验而马上放弃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纵深作战的概念。而以装甲理论家诸如富勒，利德尔？哈特等人的过高期望来衡量，坦克在西班牙的表现远非令人印象深刻和满意。但西欧国家专家们的许多评价都是建立在不全面的对坦克在西班牙的使用情况的报纸报道的基础上。这些报纸普遍有简单化的做法，有时得到在坦克战争论中的极端主义者的推波助澜。西方专家的研究报告的提到：“西班牙战争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现代作战武器都参加了战斗，结果很可能为所有的现代欧洲陆军所研究。这场战争中特定的坦克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强调，包括步兵进攻对坦克支援的需求，步兵、坦克和炮兵协同的需求，及没有协同时坦克面对反坦克防御的脆弱性。关于坦克在防御中的运用，西方专家们以几个战例为基础，肯定坦克是就地反击中的关键要素。研究报告在得出有关坦克部队纵深作战的经验时非常谨慎，因为在西班牙没有使用大规模的装甲部队的经历。一些研究报告还质疑面对准备良好的防御使用**坦克群能够达成突破的可能性。
而对于偷偷的参加了这场战争的中国来说，一些西班牙战争的战术方面的经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总参谋部的观点是：坦克的全部潜力并没有在西班牙表现出来，应该继寻求使用坦克的方案。
西班牙内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东西方各国广泛注意的教训之一就是坦克设计方面。对于“t26”轻型坦克的性能，苏联人普遍感到很不满意。虽然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强健的有能力的战车，与“可怕”的意大利“cv335”超轻型坦克，装甲薄火力弱的德国“1”号轻型坦克及西班牙陆军的老旧的“雷诺ft”轻型坦克比较，尤其出色。民族主义军的两种坦克都只装备机枪，因此在战斗中不可能打败“t26”坦克，而它们的装甲又太薄无法抵御“t26”的45毫米火炮。但在面对民族主义军的“魔鬼坦克”时，它“t26”却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关于“魔鬼坦克”的报告送到了军事委员们的手中，引起了斯大林本人的重视，虽然因为大清洗和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的关系，红军高层没有表现对坦克设计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需要，但一些坦克设计师却并不这么认为。1938年的较早时候，哈尔科夫动力机车厂的设计队伍出席了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国际坦克团负责技术事务的指挥官助理亚历山大？维特洛夫回答了有关在西班牙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并认为新的快速坦克应该有更厚的装甲，并且应该有一门比“t26”和“bt”的老式45毫米“鸟枪”更好的火炮。新的坦克就是“t34”，一种革命性的设计就此出现了。
（四百零五）中华之辨
（四百零五）中华之辨
“那些军火贩子卖给西班牙的坦克，倒底是什么东西？”
在北京的大总统府，曹锟看着报纸上关于“魔鬼坦克”的描述，有些吃惊的向坐在面前的杨朔铭问道。
“大总统是问那个‘魔鬼坦克’了。”杨朔铭略一思索，便清晰的回答道，“我问过陆军部，是京厂设计的28吨试验型中型坦克，全重28吨，车宽2。77米，车高2。05米，乘员5人，主要武器为一门75毫米60倍径主炮，副武器为两挺7。62毫米机枪，装甲厚18－60毫米。采用‘克里斯蒂’弹簧悬挂装置，24型水冷柴油发动机，功率680匹马力，最大行驶时速58公里，最大行程450公里，能够通过高1米的障碍物，越过2。2米宽的壕沟，能够爬上37度的斜坡，性能相当先进。”
“28吨的坦克？怪不得呢。”曹锟听到杨朔铭的回答，吃了一惊，“现在国外都没有这么大的坦克吧？”
“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杨朔铭笑着点了点头。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陆军对于装甲武器一直极为重视，这种28吨试验型坦克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大胆开拓。在当时普遍坦克不过十几吨的大环境下，中国人首先开发出了有极强前瞻性的试验型坦克。这一试验型号本身并没有正式的列装部队，而是作为中国陆军的“甲号”工程，列入实验装备行列，虽然到目前为止它的产量已经超过了300辆，其中约50辆被军火掮客公司卖给了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内战中，在“中国雇佣兵”的操纵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咱们中国现在也能向西方国家输出武器了。”曹锟的话里充满了欣慰之意，但似乎又带有一丝担忧，“但是，这一次把这么先进的坦克卖给了西班牙人，难道不怕外国人学去后用来对付咱们？”
“他们学了去，对咱们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杨朔铭笑着说道，“就象战列舰，咱们中国学会了建造技术，虽然说增强了海军实力，可能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但对西方国家来说，咱们的海军也可以用来对抗日本，缓解他们在东方的压力，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解释，曹锟总觉得有些似是而非，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来。
虽然身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曹锟有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总统，似乎是在给杨朔铭这个财政部长打工一样。
曹锟当然不会想到，杨朔铭之所以会把先进的试验型坦克卖给西班牙，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
曹锟也不会知道，正是因为这种试验型坦克刺激了西方国家的军工部门，才会导致在未来的战争中，欧洲各国更为先进的坦克出现，而正是这些坦克，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版图，并导致了无数西方军人的死亡。
“总统放心，咱们卖给西班牙的坦克，是简化型号，比不上咱们目前已经装备部队的新型坦克。”杨朔铭象是猜出了曹锟的心里在想什么，接着说道。
根据杨朔铭的要求，中国的每一种投入生产的武器装备都要造两种型号，一种是正常型，一种是则是简化型。
“简化型”是尽一切可能简化的武器，只打算在战时生产，象这一次卖给西班牙的试验型坦克，便是在设计时研制的一种战时使用的更为简单的车型。在平时，这种型号能够大量生产，但它们只被送往中国的友好国家。象中国最新式的步兵战车，也有两种型号，一种供中国陆军使用，另一种则打算提供给中国的盟国朝鲜。如果这种战车落入日本的专家手中，他们就会对这种步兵战车和中国坦克的真正作战能力得出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因为这些出口型不同于华军的自用型号——当某人在一个口袋里装上钞票，而另一个口袋里只放上几张纸时，从外表上看是无法分辨两个口袋里面东西的区别的。
中国的现行装备政策可以说是相当明智的。因这这项政策使中国能够积累足够数量的第一流装备，以应付战争的需要。如果战争长期进行下去，新装备将会大规模生产，但这是最大限度简化了的型号，敌人在此同时也已经消耗了大量装备，简化型号在这时将同样具有战斗力。另外，同时生产标准型和简化型的经验在平时就已获得，只不过是把简化型当作现有的最新式武器卖给了“兄弟”和“朋友”。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曹锟点了点头，岔开了话题，“对于修宪和变更国号的的事，瀚之有什么看法？”
“中华民国的国号，虽然有民主共和之意，但表意并不确切，如今各省均行自治，中央与地方关系需有宪法明文确定。而原来的五族共和之说，也有不足之处，因为现今共和之族，远非五族之数。”杨朔铭说道，“大总统如想开一代之先，倒不如从这国号入手，修改宪法，明定国体。”
在中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十五年”发展之后，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由于湖南广东等省自治的成功范例，中国其它各省纷纷仿效，大大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如今中国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沈阳、青岛和武汉八个直辖市外，所有的行省都已经成为了自治省，直辖省已经在中国消失了。而为了顺应这种情况的变化，各省议会提议变更国体，修改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这种要求最直接的表现，便是要求变更中华民国的国号。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republicof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孙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章太炎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强调中国的国号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共和国”，是因为“民”字的意义。欧美的共和国创建远在中国之前，孙氏认为，“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republicofchin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