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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由红了红,知识分子就是厉害,损人都这么有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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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九三年,那次地震之后,糖精厂岿然不动,只是塌了河边的泵房,那里平时没人,就砸死了很多耗子,剩下的耗子全跑了出来,在大街上巡游。这些耗子都很嚣张,而且聪明,比如它们过马路的时候,先是一只耗子出溜过去,蹲在马路边上吱吱地叫几声,后面就有一串大大小小的耗子,气定神闲地向它走去。这么有组织有纪律的耗子,我们根本不敢打,怕招致严重的报复。
我和白蓝发生关系之后,陆续还做过几次,地点都是在她家。新知新村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她家卫生间蹲着,可以听见隔壁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当然是男人小便,要是女人小便都能听见,那简直就等于是布帘子了。不过,这也着实说明房子质量之差。白蓝说,七十年代造的房子,都是用预制板拼起来的,虽然不够私密,但是这种房子很牢靠,特别防震,刚搬进去的时候都乐坏了。我可以证明,有一些年份里,中国人特别怕地震,大概是被震出心理障碍了。
在那种房子里做爱,如果当时没有喝醉酒,就会觉得有另一种心理障碍,怕隔壁邻居趴在墙壁上偷听卡拉OK。我知道很多种偷听的办法,最简单的就是拿个玻璃杯子杵到墙上,耳朵凑到杯子口。但是这种把戏在新知新村几乎不需要,这里的情况恰好相反,如果你不想听见隔壁的声音,最好把自己的耳朵套起来。
我把那天老头损我的话告诉白蓝,白蓝说,无所谓啊,随便他去说吧。但真的做爱的时候,她又不由得克制住自己的呻吟。她还问我,这样是不是有点扫兴,我说挺好的,我喜欢那种克制克制最后克制不住的声音,写诗也是这样,一上来就“啊”的诗歌,多半是拍领导马屁的,没有真感情在里面。
干过之后,我还问她,为什么隔壁做爱的声音我听不到,难道他们也这么克制吗。白蓝说,隔壁是老头老太,老头以前是右派,都克制了一辈子了。我追问道,那么老太呢,老太不是右派啊。白蓝说,你真烦,管那么多干什么。我就说,这里真不一样,不像我们农药新村,全是造反派。
我们后来做爱,声音一直都很轻,而且还戴着橡胶套子。我问她,这个套子是不是从医务室里偷出来的,她说不用偷,一抓一大把。她把橡胶套子装在一个饭盒里。有时候她自告奋勇给我戴套,有时候让我自己套,她在一边看着。还有一次,她把套子含在嘴里,就这么给我套上了,技术非常高明,一般医生都不会这一手。干完之后,她让我用手指捏住套子根部往外抽。
发生关系之后,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在厂里互相看到,眼神就会不一样。我们厂里有那么几对,谈了恋爱之后,经常在厂里挎着膀子量地皮,从甲醛车间晃到糖精车间,从司机班晃到锅炉房,十分招摇。师傅们站在窗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会大惊小怪地说:“压路机来了。”然后对着他们品头论足。这些待遇我都没有,一则是她不愿意跟我在工厂里压马路,二则我也觉得在甲醛和糖精之间卿卿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自豪的。事实上,我连中饭都不跟她一起吃,她是干部餐,我是工人餐。我们就用眼神交流,我和她都是大眼睛,交流起来很有美感。
只有一次,她闹牙疼。我在厂里遇到她,直接问她:“还疼吗?”这时正好倒B从我们身边走过,听到这句话,就扭过头来打量我们。白蓝做出很疼的样子,指了指腮帮子,好像讲不出话来。后来在医务室里,大肥婆不在,白蓝对我说:“你说话注意点,什么疼不疼的,让人误会。”我满不在乎地说:“不会误会的,只有处女才疼。”说完这话,冷不防脸上被她抽了一下,生疼。我低头一看,她用来抽我的竟然是一副橡胶手套!她还问我:“你疼吗?”那次我真的火了,我说,咱们俩这么浓厚的交情,为了一句笑话,你丫竟然用妇检手套抽我!她就说:“干净的。”
我听我奶奶讲过,男人要是被女人抽了耳光,就会连倒三年霉,唯一的办法是把耳光抽回去。但是,像这么一个敢咬老虎的女人,她准保会把耳光再抽回来,那就抽来抽去没个完,有这种闲情,还不如躺到床上去做爱呢。倒霉就倒霉吧。
有关我和白蓝之间的事,厂里没人知道。白蓝不希望别人对着她指指点点,我更是吃够了写诗和看胸罩的亏,再也没那么傻了。回想我刚进厂的时候,跟着老牛逼到处招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工厂生活有一条原则,隐秘之处最安全,只要没人注意你,就能年复一年地混下去。可惜我明白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了,而且运气不好,最终还是得去上三班。
其实,我和白蓝对外保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和她都知道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她曾经问我:“要是咱们分手了,你觉得厂里哪个姑娘合适你?”我想了想说:“我觉得劳资科的小噘嘴不错啊,以前对我很凶,现在好多了。”白蓝说:“那姑娘有什么凶的,小丫头一个。”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小一岁,哪里小丫头了?”白蓝说:“找秦阿姨说合说合吧。”我说:“不行的,她是李光南的老婆,朋友妻不可欺。”白蓝说:“那倒也是。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还在读中专。”我说:“长得跟你像吗?不像我不要。”白蓝说:“那就难了,跟我像的,那就是电影明星了。”
现在我知道,这种调侃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暗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之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不该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相互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她还对我说:小路,很难想象你将来娶的老婆会是什么样啊,如果笨嘴拙舌的肯定被你欺负死。我就说:我倒是能想象你的老公是什么样,一定很温和,很有文化,看见流氓就逃跑的。她不无嘲笑地看着我说:“你三十岁以后,看见流氓,大概也会跑吧。”那时候我不承认,我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剽悍,真是太幼稚了。照白蓝的说法,我三十岁以后只能是一个啤酒肚的秃顶男人,牙齿被香烟熏得乌黑,长期上三班会有眼袋和黑眼圈,脸色青黄,肝功能异常,骑着自行车穿着工作服在大街上,一看就是个穷光蛋和倒霉鬼。流氓只会欺负我,而不会欺负她老公。还记得歪卵师傅吗?她说。我就微笑着说:“我指的是女流氓,这总可以了吧?”
那时候在她家里做爱,我时时都能感到一种奇怪的气氛,考研的复习资料就堆在书桌上,有时候她干完之后会随手摘过一本书,翻几页,嘴里嘀咕几句,再把书放回去。我问她,这么复习功课,有何效率可言。她说,功课早就复习得差不多了,只是惯性地再看几眼。这时我就不再说话,也顺手捞过书来看几眼。她问我:“你的会计学得怎么样了?”我就懒洋洋地回答她:“还没开始学会计,现在在学高等数学。”她就笑着说:“高等数学你都敢学。”我说,自从我做了钳工和电工之后,就明白了数学的可贵之处,相反,语文是一门很操蛋的科目,数学使人越来越聪明,语文使人越来越笨。我基础太差,所以学高等数学很累,但我渐渐开始喜欢这门功课了。
那次,她把朝北的房间打开,这间房间一直都是锁着的,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我发现里面有一排书架,有一台电唱机,最操蛋的是里面竟然有一张双人床!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有大床,你还让我在小床上练双杠!”她说:“这是我爸爸的床。”我说:“那就算了,我惹不起你爸爸。”
她让我看那些书,很多小说,很多古代汉语,很多文集,都是些旧书,散发着比房间本身更为浓重的霉味。她说:“这些都是我爸爸的书。”我说,你丫真幸福,从小就能看那么多书。我回想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两本大书,《董存瑞》和《茶花女》,都是残书,《董存瑞》没结尾,《茶花女》没开头。这还算运气,要是倒过来,那他妈有多么煞风景啊。我从八岁开始就看这两本书,到了十五岁还是看这两本书,在革命烈士和法国妓女之间徘徊了好多年,不知道自己该成为哪一种人。假如当时我也有这么多书,就不会那么困惑了。她说:“你喜欢这里哪本书,你就拿走吧。以后别卖了就行。”
那天她还打开了电唱机,从柜子里取出一张黑胶木唱片,说这是贝多芬的克鲁采,欧伊斯特拉赫演奏的,是非常珍贵的版本。我说,不至于给我古典音乐吧。她说这些唱片都不会给我,她要自己留着,但可以放给我听听。我想,听听古典音乐也不是什么坏事,我常年听的都是香港四大天王。她把电唱机捣腾了一通,喇叭里发出喀嚓喀嚓的声音,后来音乐出来了,我就坐在大床上,安静地听完了克鲁采。
那天我对她说,我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谓的情,就是和你上床,所谓的义,就是为你去打人。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分开的。但你把你爸爸的书送给我,这件事是既有情又有义,所以我要记住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独自坐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里面在考研,我就坐在一个花坛上,也是点着烟,看着自己的手指发呆。天色阴霾,后来飘下几缕雪花,落在我脸上。我的脸被风吹得冰冷,过了许久,才感觉到雪在脸上融化成水珠。
那天,大街对面的音像店在放张楚的《姐姐》,放了一遍又一遍。我安静地听着这首歌,等到老板切换到另一首歌时,我扔下烟头,走过去买了那盒磁带。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