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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5＇
七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无更多不适。我显然有理由为自己冒险的成功沾沾自喜。在这一刻，我跨越了一道对自己封禁多年的门槛。而这种状态，又助长了我的某种野心。即使走过的第一大本营，我仍然不愿就此停止自己的脚步，不愿意在离珠峰越来越近时突然折返下山。野心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而极端的处境则是它的诱因。这种病症通常使我们对自身能力的估计显得草率、简单和失实。
少年时，我对攀登珠峰的英雄充满敬佩。攀登珠峰的纪录电影，是我在那个时代看到第一部“大片”，不仅有着壮美的大场面，而且情节也惊险离奇——登上世界最高峰，本身就是一件离奇的事情。而祖国、人民这样一些大词，也在报纸广播的裹携之下汹涌而来，迅速将我覆盖。于是，我在作文里表示了长大接好革命的班这类宏伟志愿，显然我病弱的小身体一时还无法给这样的志愿提供支撑。对于攀爬类动作有着先天的恐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脆弱很可能使我慷慨激昂的表白成为空头支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跳鞍马，我可以在跃起的刹那从鞍马上翻滚而过，出于炫技的考虑，我甚至将跳板从鞍马边拉开一两米远，使得整个跳跃过程显得更加刺激和舒展。但是每当体育老师带领我们爬绳的时候，我都会愁眉不展。在摇晃的绳子上，我手臂吃力，身体笨拙，悬在半空的高度更令我晕眩。我像树枝上一个摇摇欲坠的果子一样忐忑不安。很多年后，我尝试过攀岩，但仍以失败告终。
我想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对于攀登充满渴望。他们不仅用长度，而且用高度来计算他们的路途。显然，这是在证实某种能力。于是，他们的视线开始寻找最大的攀登物，那么，在大地上，就不可能有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更高的理想。＇6＇最高的山神预示着他们的伟业也标定了他们的界限，他们的足迹不可能比珠穆朗玛更高哪怕一寸。他们试图证明自己的伟大，却反过来证明了山的伟大。他们的全部努力仅仅验证了山的不可超越。珠穆朗玛提供了天梯也拦截了去路，它用最通俗的语言规劝人类——你们的生活其实是有限度的生活。
珠穆朗玛收容我们的梦想，同时为我们划定了道路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并要求我们最终回到地上，如同藏民，在高山上安置世俗的家。我们无须把自己虚构为神，也不可能打造一副超自然的臂膀。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俗子，也许是登山者的最大收获，是对于山峰和自身的最终理解。西藏让我们目睹了神与人的分工，人们把难以完成的事业交给神，这是对自然与神的敬畏，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
八
珠穆朗玛把西藏的秘密公开于世界最高处，但它仍然显得神秘和费解，并因此吸引人们的脚步。
红男绿女各色人等都把西藏当作朝拜的圣地，都以相似的旋律歌唱西藏，如高低不同的声部，配合默契。我为西藏而感到无辜，因为它对此一无所知。藏民们为许多人找到了饭碗而自己依然流浪，他们培养了无数富翁可自己依旧贫穷。这样的画面已经算不上离奇：职业旅行家们在向藏民们施舍。他们的善行固然无须指责，但这种给予关系的倒置却颇为搞笑。进藏前，我阅读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字；回来后，我对这些文字徒生厌恶。这些文字构成了某种资历或者发言权，它们企图根据个人的得失来诠释西藏，对于西藏而言，这个尺度显然是太小了，好像用一滴水的重量测量大海。藏民们只需要阳光而不需要畅销书，与我们不同，他们甚至不曾对那些文字投注过丝毫关注。在所有的叙述之外，他们的感觉和经验“皆如草木荣枯、雷霆雨露、白云屎溺皆是壮阔、自在，没有任何外在尽度”。＇7＇因此，我对自己有关西藏的文字同样不以为然，把它们视为力必多的多余分泌物应是恰如其分。
西藏飘浮在各种口音之上，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进入人们的夸夸其谈中——关于它的宗教、民俗和自然景象。浮光掠影的观察使我们有了谈论它的资格，西藏使我们显得那么自豪和可怜。从西藏归来，我开始坚信一点：所有载体都不具备承载它的能力。我们的高度来自高原，我们从不具备俯瞰它的角度。我们的生存极限其实只是藏民们的生存底线，当我们把西藏作为勋章挂在自己肩头时，西藏是否会放声长笑呢？
无法解释我们对于西藏的痴迷。也许，它是昨世或者来世，鉴照了现世的难堪，它为我们的愿望打通了道路，但它既不是他人建立伟业的舞台，也绝非为困局中的我们提供偏方的仓库。它诱使我们离家，又领着我们回家。它让我们丢弃那些虚拟的胜利，告诉我们真理有时就躲在自家的楼下，并且教会我们如何把勇气用于应付现实中的恐惧——凡俗生活中的恐惧有时大于悬崖上的恐惧，在那里，风暴和冰雪都是看不见的，那里甚至没有由神灵为我们提供的安全感。西藏是导师也是朋友，征服或者索取，均暴露了庸俗者的心态，我们应该为此蒙羞。它是一群凡人生存并且跪拜的土地，他们在那儿播种、放牧、做爱、拉屎和游荡，在所有的口号与大词之外，他们向生活的深部执著地挺进。它从不改变自己，而所谓神圣或者凡俗，只是人们在各自的处境中衍生的一种说法而已。
西藏是我们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是不可复制、也永难抵达的彼岸。白天，它在我们的远方；夜里，它在我们的上方。
二OO四年五月七日完稿
＇1＇本文为作者为上海《探险壮士余纯顺摄影遗物展览》作写序言，题为《壮士》，见《霜冷长河》，第5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2＇张锐锋：《蝴蝶的翅膀》，第65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巴伯若？尼姆里？阿吉兹：《藏边人家——关于三代定日人的真实记述》，第1、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第98、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此节中加引号的部分录自中国藏学出版社《发现西藏》一书，而未加引号的部分则根据友人林茨《桃花源妇女》一书。
＇6＇迄今为止，世界上已经有750人成功登上珠峰，还有15 0名勇士永远沉睡在那里。一般认为，新西兰的希拉里和尼泊尔的丹增1953年5月29
日从南坡最先登上了世界之颠。但也有人指出，在希拉里和丹增征服珠峰29年前，英国人马洛里和欧文两人于1924年从北坡成功地登上珠峰，只不过随后他们被猛烈的暴风雪吹了下来，结果葬身在那里。然而，持后一种说法的人们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来重写人类探险史。
＇7＇李敬泽语，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灵魂》第53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