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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第3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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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毕竟还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出兵平乱理直气壮。只要我们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叛乱,就算英俄两国心里不痛快,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派兵干涉。”

见杨永泰欲言又止,孙元起又劝慰道:“畅卿毋庸多虑!出兵外蒙之事我会仔细斟酌的,不会轻举妄动。眼下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袁项城的和平谈判,在陕、甘、晋、新等沿边各省编练民军不过是做好另手准备以防万一,成军至少也得在半年以后。目前我们首要任务依然是国会竞选。”

杨永泰这才放下心来。

孙元起可以杨永泰稍安勿躁,但外间征蒙抗俄的热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远非孙元起所能平抑。在12月初,北京、天津、上海几乎同时出现民众到俄华道胜银行挤兑的行动。仅北京一地,短短三日之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之多,导致各处商店场肆都不敢收道胜银行的钞票,该银行发现的纸币甚至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孙中山也不甘寂寞,一会儿主张万不可承认《俄蒙协约》,务必要坚持到底;一会儿主张对于《俄蒙协约》眼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以观沙俄政府的行动;一会儿主张改革币制,解决财政困难,坚持长期抗俄,直至取得胜利;一会儿主张组建中日联盟,共同对抗俄国。总之,在报纸上玩得不亦乐乎。

黄兴也上书袁世凯,条陈自己的平叛建议,要求各省抽调精兵4000人组建征蒙军队,二十二个行省共计可得8。8万人,如此规模定可稳操胜算。他甚至凭借自己的半吊子军事水平,给征蒙军勾勒出北上的路线,即由北京出张家口,经内蒙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行抵土谢图汗部西北的库伦。天天在京城里听戏遛鸟的黎元洪也主张用兵入蒙。

在众人纷纷扰扰宣扬征蒙抗俄之际,孙元起囿于自身原因无法直接派兵北伐,也无法公开支持武力平乱,只能坐视事态变化,这就是困扰他的根本原因。

好在处于困扰之中的并非只有孙元起一人,还要包括袁世凯和内阁诸人。对于袁世凯来说,既不愿轻易动用他的老本北洋军远征,也不能容忍异己军队通过征蒙而立功壮大,更害怕采取武力行动会在外交上引起种种纠纷而对他不利,真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当然,要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袁世凯,而是外交总长梁如浩。这位新科总长也是流年不利,上任没多久就遇上了这档子麻烦事,在全国舆论一片哗然之际,只好亲赴沙俄驻华使馆,要求沙俄公使库朋斯基电告俄国政府迅速取消《俄蒙协约》。库朋斯基甚至没有请示俄国政府,便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对不起,条约已经签字公布,恕难取消!

都说“弱国无外交”,此言极是。大总统袁世凯主张尽力以和平手段解决,内阁总理赵秉钧对外政策采取和平亲睦主义,梁如浩他一个外交总长能有多少辗转腾挪的空间?顶多就是放下颜面亲赴使馆交涉。如今亲赴使馆交涉失败,又怕遭受舆论抨击,梁如浩当天便提出辞呈离开了北京。

此时正是外交的关键时刻,外交部不可一日无主,赵秉钧思忖良久,只好起用对俄国极为熟稔的前总长陆徵祥。——陆徵祥当日主动辞职就是因为信仰天主教,不肯加入国民党,阻碍了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的形成。此时又把陆徵祥请了回来,无疑宣告执政才两三个月的国民党纯粹政党内阁就此破产!

第三九六章也学刘郎去又来

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蒙独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第三九七章乱鸦又向寒林集

孙元起此次北上,是为了准备参加中央学会的参议院选举。

“中央学会”是个奇怪的名字,现在几乎没人知道历史上还存在过这样一个组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存在时间非常短。从1912年8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由中央学会选出参议院议员8人开始,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中央学会最重要的任务选举参议院议员成为镜花水月,中央学会也不了了之,总共不过存在一年半时间。若是算正式组建时间,恐怕还要更短。

尽管中央学会一直以来寂寂无闻,但它在学术脉络和政治体系的传承中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根据1912年11月29日袁世凯签署颁布的《中央学会法》,中央学会是全国性学术团体,直接隶属于教育总长,以研究学术、增进文化为目的,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从学术定位上看,中央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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