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囟ㄊ巧疃Τ渑妫秤銎剿常欢木巢悸踉频脑蛉赐巧畹亩ω逊Γ秤黾枘选Ｉ疃ω逊τ钟辛街植煌灾实脑颍蛘咭蛭渌突方谑茏瑁蛘咭蛭Φ幕评匣Ｇ罢咚贾碌囊跤粜木呈强赡娴模欢Φ幕评匣男木骋跤霸蚴悄岩匀コ摹！端劳鲋弧防镄吹男木骋跤笆粲诤笳摺！�
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似乎患有抑郁症的中年人的心境。这个中年人便是迪迪。阴影似乎像棉被一样把迪迪的心境塞得满满的，不仅暗无天日，而且让人透不过气来。人到中年，健康程度渐不如前，世态炎凉充分经验，生活热情逐步降温，心境阴霾的时候自然比童年和青年时期要多一些。这不，迪迪感觉“他本已习惯的浑浊液体正在一点一点地漏走。日子软绵绵的，像彼此挂连的纤维，现在变得松散了。水灵灵的丰满肌体开始脱水，突出的部分变得残缺不全，人不人，鬼不鬼的。浑浊的液体仍在不断蒸发；相互连结的生命纤维失去滋养。死去了。剩下的只是些武断的、令人费解的东西”。尤其严重的是，迪迪实实在在地感觉到，给他以生活动力的“发电机能量越来越小。或者说他感到发电机出了严重故障，变得狂躁起来。喷吐出一股脏兮兮的油，污秽不堪，臭气熏天。无论是人还是物件，任它是粗陋的，还是珍贵的、丑陋的，还是依然算是漂亮的，全被弄得油污不堪。迪迪的天地被污染了，全无用处了，没法再居住下去了”。
对生活绝望了，迪迪尝试过自杀。后来在火车上，他遇上盲女赫斯特，两人坠入情网，引出情爱与寻求拯救的母题。同样在这次旅行中，火车突然停在隧道里，迪迪下车察看究竟，与孤独的修路工人发生龃龉，最终以迪迪杀死工人告以结束。迪迪返回车厢，赫斯特却肯定地说他根本就不曾离开过座位。那么他是否真的杀过人便成了与情爱和寻求拯救母题相互交织的另一个母题。情爱、恐惧、愤怒、懊悔、同情、渴望、焦虑、迷惘，种种情感波澜壮阔，形成小说的看点。小说末尾，情感的波澜在尸体成堆的墓室里平息了下来，变得凝滞、令人窒息。读者似乎也被带到了黑暗心境的中心。
诚如利奥西斯的例子所示，人性中有观看衰老堕落、痛苦扭曲和断肢残躯场面的欲望，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场面的恐惧和厌恶也往往成为阻止人们在大庭广众对其进行详细描述的因素。苏珊·桑塔格能在《死亡之匣》中“肆无忌惮”地描写令人恐惧厌恶的景象、揭示一般人不愿触及的尴尬心境，自然有其非同寻常的个性原因。从性格而言，苏珊·桑塔格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似乎乐于不计他人反应暴露和揭示难堪的事情和负面的情状。例如，在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的时候，她说：“我不觉得有必要每天，甚至每个星期都笔耕不辍。不过一旦写东西开了头，我会一坐就是十八个小时，直到突然想起要撒尿。”“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宣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是针对整个人类文明以及自由的挑战，而苏珊则敢于反其道而行之，称这一恐怖活动恰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外交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她的观点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保守势力的激烈围攻。竟至媒体使用“萨达姆及桑塔格之流”等词语。苏珊的性格中有其勇于揭丑的一面，在她的写作生涯中，从不流于中庸、不置可否，而总是直面丑陋、针砭时弊、充满挑战性。
《死亡之匣》是一部揭示失意中年人内心世界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揭示20世纪中期迷惘思潮的作品。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部小说有着醒目的时代印记。20世纪有两个重要的主题词，这就是“相对主义”和“解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人说，20世纪的世界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主宰的世界。当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在1919年得到证实之后，相对的观念似乎也找到了立论之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作为社会思潮的相对主义空前盛行。它对善恶标准提出了挑战，对等级观念提出了挑战，对真实与虚幻的界线提出了挑战。解构的浪潮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成了非常有吸引力的字眼儿，也成了20世纪重大事件的内核。这种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动荡使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感到行动的动机模糊，生活的动力消解，无所适从，身份丧失。在《现代文学中的自我寻求》中，莫雷·罗斯顿指出了一种有趣而又意蕴深远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一般人看来，20世纪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时光，科学新发现给人类以更大的能量，医学新发现，多媒体通讯，探索外部空间等无不令人鼓舞。而在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看来，20世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的恐惧和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无奈与绝望。莫雷·罗斯顿引用了阿尔贝·加缪《西西弗斯神话》中的一句话来说明现代人的绝望心境：“在真正意义上，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自杀。”
《死亡之匣》中的迪迪就选择过自杀。迪迪，三十三岁，一表人材，收入颇丰，“从不虐待妇女，从来不会丢掉信用卡，洗碗从不会打碎盘子，工作尽心尽责，借钱给朋友出手大方；无论多么疲劳，每到半夜一定出去遛狗。人们很难不喜欢这样的人，灾祸也避他三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呢？在19世纪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自杀的描写，可那是因为一些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较易接受的理由：破产了或者贞操丧失等。而在现代的作品中，自杀的理由往往不那么容易说清楚。似乎就是一种对身份缺失的恐慌，对生活动力逐渐枯竭的绝望。迪迪就是因此要自杀的。迪迪是所有苦恼的西方现代人的化身。
迪迪到底是自杀未遂还是自杀成功了，这实际上是小说中的一个谜。他吞下了一瓶安眠药，被人发现后送进了医院，“一个年轻的黑人，看上去干干净净，身穿白色夹克衫，白裤子，身上散发着呕吐物的气味，给他按摩僵硬的肢体，并将一台洗胃泵推到迪迪的病床旁；满腹屈辱，迪迪的胃肠给抽得一干二净。”此后，迪迪治愈出院，经历了杀人、与赫斯特相恋等许许多多的事件。可是，到了小说的结尾，迪迪像参观画廊或古董收藏室似的从一个墓室走到另一个墓室，再度濒临死亡。此时，“一个穿着白衣白裤、身材苗条的年轻黑人推着一辆病床车来到他的床边。一股呕吐物味。是从谁身上发出来的？是从迪迪身上。”小说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所出现的白衣黑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迪迪自杀后根本就未曾离开过医院，自杀获救及后来的经历就仅是迪迪弥留之际的胡思乱想。而这番胡思乱想则应当反映迪迪想自杀的原因、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最终结局等。从这种意义来说，这番胡思乱想应当揭示迪迪自杀的全面寓意。
显然，自杀是绝望的现代人解决所面临问题的一种选择。这种方法应当是一了百了，带有骤然而至的终结性。然而在《死亡之匣》里，自杀的终结时间似乎被拉长了，其中塞满了亦真亦幻的情节与感受：到北方小城参加公司的会议，与赫斯特相遇，在隧道中杀死工人，与被害工人遗孀的交谈，与赫斯特的恋情，与内伯恩太太的龃龉，与赫斯特的龃龉，重返隧道对是否杀人的求证等等。贯穿于这些情节与感受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和淹死前抓稻草式的努力挣扎。恐慌较典型地体现于迪迪杀了人之后的懊悔与对结局的焦虑等待中；努力挣扎则主要体现在迪迪试图在与赫斯特的关系中寻求拯救的狂想中。
赫斯特是盲人。但在迪迪看来，她看到的比有视力的人要多，要全面。他很想对赫斯特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实际上是能看见的。你看见的东西，多数有视力的人看不见。人们用眼睛看到的大多只是些零星残片而已。”迪迪一直把赫斯特当作能拯救自己的救星，认为她的非凡的认知能力一定会为他破解生活的怪圈。当然，这只是迪迪这位“溺水者”，看着稻草也像救生圈似的幻觉。在小说中，赫斯特一次又一次地给迪迪泼冷水，指出他这种幻觉的荒诞性。但迪迪似乎已别无选择，他努力从赫斯特黑暗的世界里寻找真知的光明，就像他不得不选择自杀，到死亡之中寻找生的理由一样。
（李建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39）
文人“炮轰”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埃娃·诺文德
尹承东/译
提问者胡安·戈伊蒂索洛
（西班牙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著有《没有土地的胡安》和《堂胡利安伯爵的复辟》。）
问：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出版了三本写拉丁美洲独裁者同一题材的书：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罗亚·巴斯托的《我是至高无上者》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这种重复出版不会带来题材形式主义的危险吗？加西亚·马尔克斯承认这受到西班牙作家瓦列·因克兰的《暴君班德拉斯》的某种影响吗？
马尔克斯（下简称“马”）：独裁者这个主题自它诞生以来就是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且随着对人物的历史透视角度更广，这个主题还要写得更多。道理很简单：独裁者是拉丁美洲产生的唯一神话人物，而且他的循环周期还没有结束，文学也还没有比现实使他更多一点人性。此外，我认为离让他具有人性那天还差得很远。
我不担心重复出几本写独裁者的著作会出现题材形式主义。就拿西班牙内战来说吧，围绕它写了那么多长篇小说，有好的也有坏的，但至今未出现题材形式主义。从索克福勒斯开始至今写了多少关于希腊传说安提戈涅的悲剧剧本，也没有出现题材形式主义。还有爱情这个主题，永远也不会出现题材形式主义。
不管怎么说，就我本人而言，我对封建独裁者并没有多少兴趣，更确切地说，他只是让我有机会去思考权力问题。尽管那些傻瓜蛋评论家们没有发现，实际上二十多年来这一点在我的所有作品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一向认为，绝对权力是人所追求的最高最复杂的成就，因此他的所有伟大和不幸也便全部包含其中。我不记得是谁引证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话这样说：“权力即腐败，绝对权力即绝对腐败。”如果这还不能激起作家的创作激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让他们产生激情。
当然，《暴君班德拉斯》是《族长的没落》的众多先例之一，但我并不承认我受了它的影响。在我的一生中，让我受益最大的作品是《埃狄浦斯王》；它也是在我研究权力问题上受益最大的作品。在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和苏埃托尼奥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总的说来，所有恺撒大帝的传记作家都让我受益匪浅。这很自然，因为恺撒大帝本来是我唯一愿意在文学中创作的人物。由于生活走在了我的前面，我未能如愿，所以我只能拿人类历史上无数的独裁者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这就是我选了老族长的来历。但是，我尽心尽力地把这个人物塑造好。因此，当这部作品写完时，最了解我的人之一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在巴兰基亚惊呼道：“这是我一生中读过的最好的自传之一。”
提问者泰德·舒尔克
（著名的《纽约时报》记者、玛丽娅·莫尔斯·加博特奖获得者以及《绅士》、《周六回眸》和《纽约人》的撰稿人。）
问：您认为卡特政府在美国对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上会有重大改变吗？您对我们的新总统在处理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上有什么劝告？
马：我不认为吉米·卡特在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上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道理很简单：他不能改变他的国家制度；这个基本条件制约了他。我觉得他是一个热情而和蔼可亲的人，有一点神秘，也有一点善意的疯狂。这使他比以前的总统更有趣，但也使他比他们更难以预见。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会在对外政策上做些非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在风格上。
提问者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
（委内瑞拉记者、《国家报》创始人、长篇小说《热病》和《欲哭不哭》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老朋友。）
问：你怎样辩证地解释下列事实：随着你作家的名声越来越高和收取的版税越来越多，政治上你会变得越来越革命吗？
马：其实，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