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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0224-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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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原子弹研制工程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领导着被称为“临时委员会”的机构。这个机构由8人组成,包括3名著名的科学家在内。另外附有一个由4名科学家顾问组成的“科学小组”。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要向总统提出原子弹的使用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什么问题。
  1945年6月初,这个委员会同马歇尔将军及“科学小组”开会进行磋商。史汀生在会上致辞:“我们有了一种新式武器,不久就可试爆,其破坏力是空前的。今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迅速胜利地结束战争。可以设想,新式武器会使我们握有压倒一切的力量。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会产生什么影响。”
  “科学小组”的成员、负责原子弹设计和试验的科学家奥本海默博士估计,爆炸1颗原子弹能杀死两万人。这个数字使史汀生大吃一惊。他插话说,目的是摧毁军事目标,不是平民的生命,例如,已列入轰炸目标的城市之一京都就不应该轰炸,因为它是个文化中心,当地的神社颇受人崇敬。
  马歇尔将军毫不怀疑,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是他在会上却说,他也希望用不着扔原子弹,因为这样就会过早地把美国拥有的新实力暴露给苏联人,从而降低原子弹在战后的威慑作用。
  午餐时,一名科学家在餐桌上问史汀生,是不是能用原子弹搞某种非军事的示威给日本人颜色看看,而不轰炸城市。对这种可能性,饭桌上展开了辩论。有人反对说,如果预先宣布要投在日本某个偏僻地方,携带原子弹的飞机有可能被击落。还有,如果示威性的炸弹不爆炸,那又怎么办?这样的可能引起的问题实在太多。如果在日本以外的中立地带进行爆炸示威,日本人可能认为这是假的。最后,大家的结论是,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预先提出警告。
  “临时委员会”的3名科学家同意这一结论。然而,其他一些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却感到忧心忡忡。为首的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德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博士。他和另外7名著名科学家联名给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指出:“如果美国首先将这个毁灭性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就会失去世界公众的支持,造成军备竞赛,损害将来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的可能性。我们以为,如果能先选择适当的无人居住地区,向世界显示核弹的威力,那就能为最终达成控制这种武器的协议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于这份报告,奥本海默、费米等几位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起草了一份驳斥的书面意见,于6月16日也提交给“临时委员会”。书面意见中说:“主张纯粹的技术示威的人,认为使用原子武器是非法的,生怕用了它会在将来使我们的地位受到损害。但是其他人则坚信,要是立即在军事上使用它,就能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消灭这个特种武器。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技术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了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找不到其他替代办法。”
  当科学家对原子弹使用议论纷纷之时,政治家和军事家也在权衡利弊。
  在华盛顿,史汀生部长和他的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当时正准备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举行一次关键性的会议,杜鲁门总统也将出席,以便决定是封锁日本炸得它投降呢,还是在日本的主岛登陆。麦克洛伊对这两种选择都不赞成。几个星期来,他一直私下与格鲁讨论对日作战的前途,两人得出同样的结论:应该让日本体面投降。
  麦克洛伊主张总统应该致函日本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阐明投降条件,允许日本在立宪基础上保留天皇;另一方面威胁它,如果它不接受,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只好在日本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有可能在不造成巨大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如果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和警告日本还不投降,那么美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道义上就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个建议史汀生显然是同意的,他说,这样做才具有政治家的风度。
  1945年6月18日下午3时30分,讨论对日最后作战方针的会议在白宫会议室举行。到会的有杜鲁门总统和他的私人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李海,两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金上将和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另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陆军航空兵部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没有到会,由艾拉·埃克中将代表。史汀生抱病出席,他的副手麦克洛伊列席。
  从马歇尔开始,杜鲁门一一征求意见。马歇尔坚持说,除了入侵日本主岛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主张1945年11月1日开始在日本九州岛登陆,将出动美军部队766700人,伤亡会是惨重的。但是,他说光靠空中力量不能征服日本。代表航空兵部队发言的埃克中将证实这种判断,他说空军的轰炸并没有使德国人屈服。海军上将金也支持马歇尔。史汀生点头赞成。
  杜鲁门接着征求李海上将的意见。李海向来是个“炮筒子”,他批评罗斯福在1943年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说:“有人说除非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我们将来便会自食其果。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所担心的是,我们坚持要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点,只会使日本更加铤而走险,从而增加我们的伤亡。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杜鲁门认为公众对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思想上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因此他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着手准备在1945年11月进攻日本九州的“奥林匹克行动”。
  杜鲁门说完,会议显然已结束,大家觉得可以退席了,可总统却把他们拦住:“麦克洛伊,你还没有发言。你的观点呢?”麦克洛伊把他在会前准备的意见讲了一遍,建议考虑政治解决,由总统发一封致日本天皇的信,该信一方面要答应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另一方面又要以使用原子弹相威胁。“原子弹”3个字使到会的人都吃了一惊。会议室内每个人虽然都知道研制原子弹,但由于它高度机密,从来没有人在会上提过它。
  杜鲁门说,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并且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他参加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来过。他要求所有的人都留下继续讨论,他说,是时候了,该把这件事情摊到桌面上来了。讨论的内容集中在投掷原子弹的问题上。同一天,美国副国务卿格鲁私下力劝杜鲁门,说假如日本停止抵抗,应允许保留天皇,这样做使日本投降好办得多。
  格鲁建议由总统发表文告向日本招降,准许日本保留天皇体制。杜鲁门表示此事要留待波茨坦会议上与盟国商讨,暂时搁下。但指示可以准备一份文告的草稿,带往波茨坦出席会议。这份草拟的《波茨坦公告》,将由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名发出。草稿的第12条阐述的“无条件投降”的惟一例外,就是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保留天皇的可能性。
  原子弹试爆成功
    格罗夫斯将军说过原子弹将于1945年8月1日左右制成,结果7月16日已可进行试爆。选定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阿拉摩戈多市80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干地,时间是清晨5时30分。
  原子时代就在那一天诞生。一团强光把400公里内的天空照得通亮。爆炸中心的地面也发出炫目的亮光,就像许多个太阳直射着。直视爆炸的人都暂时失明。一个深紫色和橙色交织的巨大火球向外扩散达1500米。地面震动起来。一股强劲热气如海浪般涌出。承载原子弹的30米高的钢架化为乌有。一柱白烟直冲云霄,散开成蘑菇状,最后升至12200米高空。数公里外一个盲人女子竟称自己也看到了光。
  新墨西哥州首府的新闻记者都收到一份事前准备好的新闻稿,为这次不可思议的爆炸编造一个解释:
  “今日清晨,阿拉摩戈多空军基地专用区一处偏僻地方的一个军火库发生爆炸,发出耀目强光及疾劲气浪,据报道远在西北380公里的盖洛普市也曾看到。”
  格罗夫斯及其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准将在9公里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巨大的爆炸使法雷尔欣喜若狂,他不禁喊道:“战争结束了!”
  当天晚上7时30分,在波茨坦的史汀生收到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
  “今天上午动了手术。诊断尚未完毕。结果似乎满意,业已超出预料。在当地发表消息是必要的,因为远近兴趣甚浓。格罗夫斯博士颇为高兴。他明日返华盛顿。我将随时报告情况。”
  史汀生回电称:“我向博士及其顾问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波茨坦会议原定在7月16日举行,由于斯大林的心脏病轻微发作,只好推迟1天。
  7月17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于下午5时10分在西席林霍夫宫的接待大厅举行,厅内悬挂三国国旗,与会者围着一张栎木大桌而坐。根据斯大林的建议,由杜鲁门担任会议主席。最初的讨论集中在战后欧洲的问题上,会议后期再讨论对日作战。
  几小时后,史汀生收到临时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原子弹的第二封电报:
  “医生刚刚回来,兴高采烈,相信弟弟定会像哥哥一样健壮结实。从这里到海伊霍尔德(史汀生在长岛的家)都可以看到他眼里放射的光芒,从这里到我的农场都可以听到他的哭声。”
  翻译这份隐语电报的军官猜想,77岁的史汀生又当了父亲,不知道是否会休会一天以示庆祝。他不知道“弟弟”是指刚刚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钚弹,而“他的哥哥”则指准备扔在日本的未经试验的铀弹。
  7月18日午宴时,杜鲁门就是否要把原子弹一事告诉斯大林,试探了丘吉尔的意见。丘吉尔建议,如果斯大林问“为什么早不告诉我们呢?”他可以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待试验成功。
  当天下午,杜鲁门会见斯大林,但没有提到原子弹。
  7月21日,史汀生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一份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发生在阿拉摩戈多的可怕情景。两人听后非常高兴,杜鲁门更是情绪高涨。次日早晨,史汀生将这个报告交给丘吉尔,丘吉尔读后也感到兴奋。
  7月24日早晨,杜鲁门得到报告说,原子弹在8月4日至5日可以准备就绪,最迟也不会超过8月10日。午膳前,他审阅了参谋长联席会议送来的最后报告,该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早日投降,要尽快让苏联参战。这反映了他们对那颗未经试验的原子弹的保留态度。然而,国务卿贝尔纳斯却同丘吉尔一样,把原子弹看做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手段,觉得苏联没有必要参战。他们认为,苏联参战必然使战后亚洲问题复杂化。午膳时,他说服杜鲁门同意把原子弹一事通知斯大林,但告诉他的时候,却要装做是随便谈起的,不然的话,斯大林可能会领悟到原子弹的全部意义,从而比预定时间“8月初”提前进兵中国东北。
  7月17日中午,斯大林在波茨坦造访杜鲁门时,曾主动表示苏联红军准备在8月初进军中国东北,唯一的障碍是要与蒋介石协商解决一些有关问题,例如大连的地位等。但是,7月24日下午,苏联红军总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将军却在莫斯科宣布:“苏联军队正在远东集结,准备于8月下半月开始对日行动。但具体日期却要视与中国代表会晤结果而定,目前会晤尚未结束。”
  7月24日下午全会休会后,杜鲁门找到斯大林,随便地提了一下,说美国现在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武器”,却没有提“核”或是“原子”一词。斯大林亦同样随便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投弹的命令终于下达
    原子弹试爆的成功,没有平息要不要使用它的争论,反而使分歧意见更多。
  美国几位军事领导人的意见明显相左。海军上将李海觉得,参加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以及其他人员之所以会要求使用原子弹,“其理由可能是在这项工程上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尽管马歇尔将军一再坚持,要结束战争不使用原子弹就非付出昂贵的代价进行入侵不可。阿诺德将军却宣称,对日本使用常规炸弹轰炸就能结束战争。欧洲盟军的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不同意马歇尔的结论。他私下对史汀生说,日本已经失败了,投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另外,他认为美国也应该避免由于使用这样一种在他看来“对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非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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