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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族人的责难，使卫禄义一时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连忙解释说：“赴通州求学，完全是孔祥熙和他父亲的意思。这一个问题你们似乎应该去跟他们讨论。”
孔门来人不听卫禄义的这一套，继续威胁道：“我们只知道你要带走孔祥熙。请你记住，太谷官府和地方都不允许你胡作非为。倘若你拐带孔祥熙离开太谷一步，对不起，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一概由你自己负责”。
话说的如此强硬，如此绝决，使得卫禄义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联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烧教堂、杀传教士的不愉快之事，他在心里产生了放弃带孔祥熙去通州的念头。
来人见卫禄义低头不语，知道他害怕了，也便转身回村复命去了。
族中长者听了事情的经过，满心以为这次他们得胜了，不免欢喜异常。哪知物极必反，他们这种做法激怒了孔繁慈，并由此更坚定了让儿子去潞河书院读书的决心。他连夜风尘仆仆地赶往县城去见卫禄义，向卫禄义请求道：“我决计把我的儿子孔祥熙交付给你，就像交到上帝手中一样，无论你带到哪里，我都十分放心。”
“孔先生……”一时卫禄义左右为难，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孔繁慈不等他回答，马上接着说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请你留意，祥熙虽然聪明颖悟，根底不差，不过他的奇心大，言行每易失之于放肆。我要请先生转告学校当局，对他务心严格管教，不可稍存姑息。否则的话，他的学业便不易精良。”
“孔先生，我……”卫禄义不免耸肩摊手，一时哑然。
“卫教圣，我今天和你约定，只要祥熙来日学业有成，我一定叫他永远不忘你的爱护栽培之恩。叫他祝你如父！至于太谷地方上和我族中诸人的反对，你尽可置之不理，而且只管放心，我自有应付的法子，断乎不会使你为难的。”
言之恳切情之真诚，卫禄义深深地被孔繁慈的一席话感动了。他当即责无旁贷地表示：“好的，孔先生的吩咐，我一定照办。”
就这样，孔祥熙父子终于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和外部的压力。虽然孔祥熙进潞河书院读书一事历经艰难曲折，但最后终告成功。待孔祥熙收拾停当，卫禄义马上亲自陪他启程去通州。
山西太谷与直隶通州，虽属相邻省份，但交通却极不方便。孔繁慈把儿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叮嘱儿子要听从“义父”的安排，最后才依依不舍地与儿子和他的“洋朋友”分手告别。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获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广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丶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沫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辟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征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照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4．做爱国青年
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最后惨败，宣告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满清政府中一部分高层官员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当时的满清朝廷全权代表李鸿章自日本一回来，便被朝廷宣布革职处分。其后朝内以光绪皇帝和太傅翁同等人，便力主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之士，以求摆脱危机、富国强兵的根本出路。因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一度沸腾起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举国上下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895年春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宣传变法的主张并组织了有1300多人签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三项主张即：“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一时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当时，图有虚名的光绪皇帝也想藉此有所作为，以摆脱慈禧那拉氏的控制，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子”。因此他对改良派的主张表示接受，并召见了康有为等人，授予他们官职和权力。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光绪皇帝下令在全国推行新法，从而使改良革新运动达到了高潮。
光绪皇帝和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所推行的新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慈禧那拉氏的坚决反对。那拉氏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她不仅对新法极端仇视，对维新派人士也是恨之人骨。表面上她已把朝政交给了光绪皇帝，暗里却联络顽固派，勾结袁世凯发动政变把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瀛台，并不加审讯就下令把当时改良的著名代表人物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和刘光第6人处死。他们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参与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也被慈禧太后革职的革职，放逐的放逐。于是，资产阶极改良派所倡导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样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下去了。
这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至全国各地，也传到潞河书院孔祥熙的耳中。孔祥熙受此刺激，激愤中他萌发了推翻封建专制、铲除封建思想的念头。并且，他开始在暗地里联络更多的仁人志士，准备组织一个革命团体，大家共同进行爱国活动。
在潞河书院和孔祥熙最要好的朋友要算是同班同室的同学李进劳。李进芳的年龄比孔祥熙略大一点，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朝夕相处在一起，便孔祥熙与李进芳结成了一对志趣相投的知己，以致整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在这期间，二人通过各种渠道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革新变法的书籍，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说群》；谭嗣同的《仁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每天晚上，两个人爬进被窝便交换彼此不同的看法，以达到统一。有时赶上统一不起来，两个人就再爬出被窝促膝交谈，共同研讨。
一天，孔祥熙把要组织革命团体的想法，告诉了好友李进芳，并征求他的意见。李进芳心中也早有此打算，便完全赞同孔祥熙有主张。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孔祥熙依稀记得，在卫禄义陪同他启程来通州的路上，曾听人说过南方现在出了一个反清斗士，号称“洪秀全第二”。此人名叫孙文，受过西式教育，也是个“基督教信徒”。眼下此人已在檀香山成立了一个叫兴中会的所清秘密组织。由此孔祥熙望文生义，他很想仿照孙文，也组建一个类似兴中会的反清团体。
孔祥熙和李进芳开始打听和收集有关孙文和兴中会的材料及消息。几经周折，到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得知兴中会当进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化民成俗”，其中有一条章程规定：“支会宜广也，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仿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员15人，方算成会。”
孔祥熙和李进芳读罢兴中会的章程，兴奋极了。经过仔细商量后，他们开始秘密地着手建立支会。鉴于校方早已知道“兴中会”是个反清的革命组织，故而绝对不会同意本校也出现一个“兴中会”支会的情况。孔祥熙和李进芳在暗中联络了十几位平时感情较好且思想趋于一致的同学，自行成立组织。对内是“兴中会通州分会”，对外则化名为“文友会”。“文友会”的名字，正好便于开展活动，大家可以用研究学问的名义经常聚在一起。当然，实际上他们是研讨时政，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因为文友会的参加者，都是一些手无寸铁的教会学校的学生，这就决定了他们充其量只能定期聚会一次，大家一起高谈阔论，或抨击政府腐败，或抒发个人志向而已。受当时当地条件以及各人的思想制约，一时还无法将革命目的付诸行动。
在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有一段文字对孔祥熙大加吹捧，不免言过其实：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运动虽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然其内部运动，可分为文武两系。文系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九、张士秀、续西峰诸同志为主，而以孔同志创办之铭贤学校为总机关。当戊戌政变时，孔同志适在通州潞河书院肄业，愤清政不满，闻总理在粤创办兴中会，即纠合同志李进芳等，组织“文友会”于校内，实为兴中会，以从事革命运动。其后，姚以介、温寿泉、阎锡山诸同志，由日本归国训练新军，遂以陆军学堂为机关鼓吹革命，是为武系。”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斗争方式不能等同。兴中会一成立，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决心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而“文友会”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斗争方式，因为缺少经费并且人员不足，其反清目标当时还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
兴中会与“文友会”的社会影响更无法同日而语，兴中会是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它的影响下，中华大地才先后出现了华兴会、光复会和日知会等一批革命组织。兴中会也是后来形成“中国同盟会”的三个主要团体之一。
而“文友会”则既无组织联系，又无斗争方略，并且活动亦不定期，几乎谈不上什么较大影响。它只是一个由一批具有爱国思想并想走改良道路的知识青年，自发组成的维护光绪皇位的保皇小团体而已。
以往潞河书院的传教士每次外出讲经传道，都要把孔祥熙带在身边，以增加基督教的“宣传价值”。面孔祥熙也凭着自己的家世、成绩和口才成为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当时，每当孔祥熙往讲经台上一站，传教士就会对着“观众”洋洋得意地介绍说：
“列位请看，这位皈依基督教的孔祥熙君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山西太谷人氏……”
而当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看到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以及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胡作非为后，联想起在家乡那天亲眼目睹的四川士兵出关北上的凄惨景象，孔祥熙不禁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