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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上的文明:宋辽夏金的另类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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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贤相。”
  相位坐稳,王黼“乘高为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拟禁省。”狰狞面目,一时毕露。他不仅强夺官员宅院,为了诱夺大臣邓之纲的美妾,王黼竟诬之以罪,把老邓窜贬岭南。很快,徽宗皇帝又加王黼少保、太宰,“中外名钱皆许擅用,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只要把徽宗皇帝这个“领导”伺侯舒服,富贵荣华一齐来。“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十一,余皆入其家,”所以王黼之富,能拟帝府。
  王黼一辈子惟一做过的“好事”,在于考古学。宋徽宗本人喜欢古玩,臣下们就大发墟墓,挖来不少宝贝。王黼奉诏,撰数十卷《宣和博古图》,其中详细开列宋徽宗宣和殿中所藏的历代青铜器、字画、玉器等,考证精严,追本溯源,详细注释了各种古物的出处、年代和典故。当然,此举此行,也是迎合皇帝,属于比较高雅的拍马屁。
  江南方腊乱起,王黼粉饰太平,没有及时上报宋徽宗,“蔓延弥月,遂攻破六郡。”最终,大公公童贯提十余万西北劲卒,才把方腊剿平。童贯临行,徽宗皇帝全付以东南之事,并赐他有御笔行诏的权力,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皇帝名义施行政策。童贯率大军到达江南,得知吴民大乱皆因“花石纲”扰民,大公公很讲政治,就以徽宗名义尽罢江南一带为皇帝搜罗奇珍的应奉局,“吴民大悦”,方腊之乱迅速平定。闻知童公公立功,王黼不悦,便乘间向徽宗皇帝进言:“方腊造反是由于盐茶专卖的缘故,童贯以皇帝您的名义下诏罪已,是归过于陛下啊。”徽宗皇帝很恼怒。童贯大公公侦知消息,很生气,就想重新拥蔡京入朝做宰相以代王黼。
  王黼听说童贯要与蔡京联手扳倒自己,很害怕,便忙弥缝与童贯的关系,支持童大公公伐燕取功。本来宋徽宗因方腊造反已经把伐燕之事搁置,经王黼窜掇,“遂复治兵”。为让徽宗皇帝和童贯高兴,他专门设置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关之枢密,指天下丁夫,计心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竟买空城五六而奏凯。”徽宗皇帝得到燕京等数座废墟后高兴得忘乎所以,看见王黼率百僚称贺,大喜之下,解自身玉佩以赐,“优进太傅,封楚国公”,并诏许王黼的仪仗与亲王相等。
  宋朝在与辽朝结好的一百多年间,辽使入京,宋朝有关部门都会专门派人引导,“迂其驿程”,一来是不想让辽人知道宋国的内部路程,二来以显大宋疆域辽阔。此外,宋朝的宴饮接待也很平实,“不示以华侈。”王黼无远谋,急于求成,与金国打交道,他命人派专车把女真使臣直接从燕京护送至汴京,只走大道,七日即到。宴请金使时,王黼大陈金银宝物,夸示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金国人由此既知道了入侵的通道,对宋朝的金银财富也大生凯觎之心。
  王黼豪奢,在东京就有两处大园宅,一在城西,一在相国寺东边,每座都占数里的面积。园宅正厅,皆以青铜瓦覆盖,宏丽壮伟,园中皆垒奇石为山,光是有题额的“风景”就有二十多处,梁柱门窗都是螺钿嵌饰,穷极工巧。宋徽宗本人参观王黼园宅,叹道:“好快活的地方!”
  王黼身为三公,与徽宗皇帝相处,全无大臣尊体,完全是两个哥们儿亵游戏乐。宋徽宗效仿南朝昏君东昏侯,在宫内设集市,王黼戴乌帽穿小衣,装做小卖肉掌柜以博皇帝一笑。平日徽宗出宫微服私游,每次踰越宫墙,王黼皆蹶屁股使马步在墙下给皇帝当板凳,君臣腻乎得和哥们一样。宋徽宗对他恩宠至及,为其居室亲书大匾“得贤治定”,完全当他是诸葛亮。不过,“诸葛亮”晚年也有失策时,一次,他家里的大柱子旁生出蘑菇,估计是大块狗尿苔,王黼以为吉瑞,上报皇帝说自己家里生灵芝。徽宗皇帝亲临,对“灵芝”没什么印象,倒发现王黼家后院有小门直通大公公梁师成内宅,“帝始悟其交结状”。还宫后,徽宗皇帝便下诏让他“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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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金晴的大侫臣(2)
黜落王黼,宋徽宗又用李邦彦为少宰。李邦彦,子士美,怀州人,是位著名银匠之子,家里有钱巨万,社会地位很低。小李好文,喜欢与进士交游,河东举人入京,肯定中道要在李邦彦那里流连。不仅大吃大喝不要钱,进士举人们临行多会得到银两资助,“由是(李)邦彦声誉奕奕”,试想,举人多有得第者,得第即得官,谁也忘不了李官人先前的“厚爱”。因此,银匠之子入补为太学生,得以踏上功名之路。大观二年,李邦彦上舍及第,成为秘书省校书郎,进入仕途。李邦彦文才俊爽,风仪俊美,一表堂堂美男子,“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轰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呼为李浪子”,这么一个人,是那种最高级的“帮闲”人才,故而宋徽宗一直很喜欢他,加上宦官们受李哥金银无数,争相致誉,故而能代王黼为相,时人称为“浪子宰相”。所以,宋徽宗之政,蔡京擅权最久,中间几上几下,间用郑居中、王黼、李邦彦之流,“以不肖易不肖”,坏人接坏人的班,纯用小人,国家不亡也难。 
  宋钦宗即位,王黼“惶骇入贺”,吃了个闭门羹。金兵第一次入侵,老王也像别的奸臣一样,未等有朝命,忙携家南逃。钦宗皇帝大怒,下诏抄家,并授命开封府去逮捕王黼。开封府尹聂山同王黼有宿怨,派武林高手在雍丘以南的一个村子追及王黼,一刀杀死,割头而去。“帝(钦宗)初即位,难于(显)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金晴金发老美男子,终于难逃应有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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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石纲”的始作俑者(1)
――朱勔
  朱勔,苏州人。他的发迹,当由其父朱冲说起。朱冲,底层劳动人民出身,“本微贱,庸(佃)于人,梗悍不驯,抵罪鞭背。”苏州混不下去,朱冲流落城外,得遇游方道人,估计几度“后庭”后,老道爽极,送他几个治病的药方。朱冲回城,在市集摆小摊卖药,“病人服之辄效,远近辐凑,家遂富。”这种神话,古今中外一直上演不衰,小药一卖,肯定有人上当有人当托,有了名气,钱就好赚。朱冲心气大,出手阔绰,“结游客,致往来称誉。”
  蔡京在杭州闲居,想筹建寺庙,僧人向他推荐朱冲。不几天,朱冲就请蔡京视察工地,“大木数千章积庭下”,老蔡大惊,知道遇到一个能散财干事的能手。转年,蔡京入京为相,便带朱冲一同回去,“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置军籍中,皆得官。”白丁贱民,一下子变成有“军队背景”的能人,此乃朱家发达第一步。
  得知徽宗皇帝钟爱奇异花石,朱勔与父亲朱冲赶紧商量,搜罗之后,果然从浙中搜得三株珍异的黄杨木,徽宗很满意。“后岁岁增加,然岁率不过再三贡,贡物才五七品。至政和(1111至1118年间)中始极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置应奉局于苏州,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有徽宗皇帝这么大的“主顾”,朱勔父子千方百计,只有一个人满意,天下钱任花。特别是延福宫和艮岳修成后,朱勔搜罗的奇花异木充溢其中。由于有如此“大功”,朱勔被升为防御使一级的高官,“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
  “(朱勔)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未即取,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彻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民预是役者,中家悉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朱勔)斫山辇石,程督峭惨,虽在江湖不测之渊,百计取之,必出乃止。尝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既至,赐名“神运昭功石”。截诸道粮饷纲,旁罗商船,揭所贡暴其上,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广济卒四指挥尽给挽士犹不足。”
  由于朱勔动静太大,东南民不聊生,最后连大奸臣蔡京也看不过眼,向徽宗皇帝讲起“花石纲”扰民太甚,“帝亦病其扰”,于是禁止朱勔占用官用运粮船,禁止挖墓毁屋。朱勔小小有所收敛。不久,朱勔故态复萌,又大兴土木,建道观神霄殿,并矫诏称他自己所居的苏州孙老桥一带被皇上下诏赐予朱家,强迫周围百户人口五日内清拆搬迁。当时政治黑暗,人民连自保也不敢,只得收拾东西苍惶搬走。不仅如此,朱氏父子在苏州大兴园池,式样拟同宫禁,又招募数千人为私人卫士,“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方腊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杀贼臣朱勔”,由于御史弹劾,朱勔及其子侄官职皆被黜落。方腊攻陷杭州,发现州府衙门贵宾招待所有数十人,皆锦衣金带。大刑伺侯,才知这些人皆是朱勔家奴。所以,当时的谚谣称“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但是,寇平之后,徽宗皇帝好了伤疤忘了痛,宠幸信任朱勔如旧。这个大商人在锦袍上绣上金手印,告诉别人徽宗皇帝常“以手抚之”。有时从内宫饮酒归来,他又用黄帛缠臂,与人交揖,一臂不动,表示说这只胳膊刚刚被皇帝拍过。
  “(朱)勔复得志,声焰熏灼。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朱家)东南小朝廷。帝(宋徽宗)末年益亲任之,居中白事,传达上旨,大略如内侍,进见不避宫嫔。历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燕山奏功,进拜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朱家)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
  金人侵汴京,宋徽宗退位为太上皇,朱勔想得很美,拥徽宗南行,准备想邀皇帝临幸其苏州老家,露把光宗耀祖的脸。钦宗皇帝上台后,老账新账一起算,把他贬为平民,没收财产。核查数日,竟然发现这个朱勔的田产达三十万亩之多,他物无算。大怒之下,宋钦宗把朱勔贬至循州(今广东龙川,南昆山旅游盛地所在,当时是僻荒之地)。没多久,又遣使至其贬所当众斩杀。忙乎大半辈子,搜罗金山银山,最终朱勔还是在岭南小县城把脑袋喂了大刀片子。
  其四:太监“三贱客”――梁师成、杨戬、李彦
  宋朝大太监虽然有名,但基本祸国殃民的坏分子皆出自宋徽宗一朝。“宋世待宦者甚严”,宋太祖开国初期,内宫只有五十几个宦者以供洒扫杂役,严令宦官中年后方可收养子为后,下诏严禁官员私蓄阉人,民间有私阉人孩童贩卖得利者,可处以死罪。“去唐未远,有所惩也,”晚唐五代的宦官之祸,宋初之人仍记忆犹新。太监王继恩于宋太宗有拥立之功,但是太宗坚定地不予他宣徽使之官。宋真宗想以太监刘承规为节度使,大臣们也一片反对声音。仁宗、哲宗两朝太后听政,如果此类事发生于汉、唐,早已是大公公们耍威风的年代,但太后与太监皆慑于“祖宗严法”,又有群臣牵制,防微杜渐,确实没有出格的祸患。对西夏战争中,虽一直有李宪等大公公掌兵当元师,可败退致祸之由基本与他们无关,反而这些人小心翼翼,还帮过不少小忙,主要原因,在于太监们手中一直没有掌兵的私权,人主喜则用之,怒则退之,他们基本搅不出大祸端。可见,北宋的宦官之所以不能酿巨祸,与当时政治制度有深刻关联。宋徽宗之前,北宋对宦者有完全区别于士大夫的阶官任命,景德年间,地位最高的宦官也不过是“从五品”,且与士大夫清流之官泾渭分明。《宋史》中的宦者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宦者评论是正面的,“淳谨”、“公忠”等褒义词不少。两次太后临朝,北宋仍旧没出现大宦祸。
  

“花石纲”的始作俑者(2)
太监们也有自知之明,大臣彭孙拼命巴结宋神宗宠信的大公公李宪,一次为李公公洗脚,他谄媚说:“太尉您这脚丫子真香呵!”李宪又笑又恶心,一大脚踹在彭孙身上,骂道:“你这个小子,谄媚太过!”童贯大公公封王拜相,确实也有平方腊、招西北的功劳,虽为祸不小,也绝非是北宋灭亡的终极原因。
  宋徽宗时,公公们权力最盛,以梁师成、杨戬、李彦最“有名”。
  梁师成,(别搞混了,不是大建筑师梁思成),字守道,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史书对此一直含混支吾,估计有八、九成是真。苏东坡名声一直很好,当时、后世之人都不忍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坏种(何况梁师成是个太监),所以一直没人就此事“炒作”。
  由于梁师成“慧黠习文法”,在宦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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