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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感怀:境由心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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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老师走了。他奔波在山间小路上的身影,却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为了那张没有寄出的照片,我向樊老师敬一杯斟满的酒。时代在变,而人们渴望友情的本能却没有变。珍视每一段缘份,善待每一位朋友,是我在心灵历经磨砺的不惑之年收获的生活感悟。 
  现如今,樊老师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他的学生业已走进自己的人生坐标。重新续起的师生缘,还会像昨天那样心灵相慰、意笃情深么?我想,一定会!不知樊老师的影集里是不是还给我留着那块地方?如果留着,我一定好好选一张照片送他。 
  后记:十多年前,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副刊发表那天,正好是樊老师的51岁生日。以后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在他家不大的客厅里相聚。2007年,永远没有了那样的聚会,因为樊老师走了,在他生病一年以后。病重的樊老师依然那样坚强、乐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为他送行,是因为我的软弱与怯懦。仅以此文怀念我的老师和兄长樊济文教授。   
  落日从容(1)   
  人事代谢,风云莫测。 
  一切都发生得那样不可思议。我的一位交往密切的朋友,突然间失踪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音讯。这一年里,我多次向熟识的同事或朋友打听消息,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 
  我始终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在他所有的亲友面前,不留任何踪迹。 
  然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现实,我不得不怀着无法释然的疑惑去面对——我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是他自己精心导演了他的失踪。 
  一年以后,终于辗转得知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他走了——在经过与命运痛苦的抗争之后,他从容不迫地去天国与亲人团聚了,那里有他亲爱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他们已经等候他很久。 
  没有人在他离去前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是他掩饰得太好,还是朋友们太粗心。他其实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认为需要告别的人告别过了,冷静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像一轮辉煌已尽的寒日,从容陨落,留下满天残血。 
  那一年,我是在5月一个闷热的日子里接到他最后一个电话的。像往常一样,话筒那头依然是谈笑风生:“我要出一趟长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联系了。” 
  “去哪儿?多久?”我问。经常奔波的朋友,不会使人感觉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长时间。你托的事我已经交代给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来,一定给你打电话。”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咛了一句,当时正忙,无暇多聊,很快就挂机了。 
  若知他永无来日,我怎能这样漫不经心?我一向自诩看人处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觉到任何异样;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别,我如何就没有丝毫预感? 
  半年过去了,几次向认识他的朋友打听,都说不知去向,突然就觉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测:下海?出国?还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又过了几个月,终于有消息从不同渠道传来,断断续续地,我以零散的信息加之联想,大致拼接出了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 
  去年开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来日不多,他不愿拖累别人,决定一个人把不幸咽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断交,表现出一种义无反顾的绝情,使她相信他不再爱她;接着把姐姐的骨血“小东西”交给她爷爷奶奶,再将唯一的亲人——清华毕业的妹妹送到美国,不知不觉就到了5月。 
  最后和上司长谈。他表示“这里挣钱太少”,说要到南方打拼。递辞呈,交车钥匙,还BP机,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单位,然后从容不迫地打回一个传呼:“我于今夜12点离开北京。如果回来,还会在此效力……”曾花了三个多小时苦口劝留的上司突然惊出一身汗,再打电话过去,已经没有人接听。 
  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带着剩余的积蓄住进医院。后来,朋友们在病历上查到他两次手术的记录,据说他经过与病魔的殊死搏斗,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他就这样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对所有的人都说“如果我回来”,他是抱着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说他太刚强。其实他刚强,也脆弱。一个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样刚强;不忍心让别人为他难过,他又是那样脆弱。 
  他好像从来就是为别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么是负重。十六岁那年,当飞行员的父亲死于空难,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以后,母亲和姐姐相继死于癌症,他为她们支起生命中最后一片天空;然后抚养姐姐的遗孤,照顾上学的妹妹,他年过三十,依旧孑然一身。 
  现在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就像一只蜜蜂,在自己无法酿造生活的时候,他愿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给别人添任何麻烦。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个人扛起全部苦难,就是这样一个凛然而残酷的抉择,连女友都被瞒得死死的,让她对他失去信心,以为爱情是那样不堪一击。   
  落日从容(2)   
  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他六七年了。他玉树临风、剑眉星目,是一个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随和,极有人缘,是一个讲义气的好朋友。每当单位有事,呼之即来;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来,渐渐地成为朋友,托他办事尽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牵线搭桥,一心玉成,对方略有迟疑,竟然不依不饶,他的古道热肠,令我感动不已。还有一次,大家结伴出游,驾车数十公里,一路侃下来,游玩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金海湖边和小贩讨价还价,在卡拉OK厅狂歌劲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静,妙语连珠,兴致酣然。 
  那次还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没有一张见他的照片,因为他始终把照相机镜头对着别人。 
  不知他怎样挨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独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义的朋友,和他一样侠肝义胆,一样铁骨柔肠。我相信他是在他面前发了誓的,为了朋友的重托披肝沥胆,守口如瓶。 
  如果他真有这样一位挚友,我愿向那位义士遥遥致以崇高的敬意。 
  直到今天,我还心存幻想,但愿所有的传闻都不是真的,有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再一起合作,一起聊天,一起郊游。他的名片还在我的名片夹里,只是那个早就烂熟于心的呼机号码,我已是百呼不应。 
  即使真的与他是天上人间,我想我也不应该悲伤,我的好兄弟,他原本是不希望朋友们悲悯,才悄然离去,他不想干扰大家的生活。 
  为了他最后的心愿,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生命,好好地活着。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谨以此文纪念好友陈明先生 
  后记:这篇短文大约写于六七年前,本以为它已经为朋友的故事画上句号。没想到事隔多年,当往事渐渐被淡忘的时候,这个令人伤感的故事有了结局:2006年一个夏日的早上,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竟是关于他——他的遗骨在他居住的大院地下室被发现,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 
  不难想象,八年前,在被病痛折磨、求生无门的绝望中,他选择了轻生,以求一了百了。 
  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们最后能为他做的,是让他入土为安。 
  2006年10月19日,几位朋友相约,在北京昌平的德陵公墓为他举行了一个简朴的葬礼,愿他的灵魂在青山松柏中安息。 
  逝者如斯,生者苟且。朋友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热爱生命,越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1)   
  我是在一个弥漫着民主气氛的家庭中长大的,童年是随外祖父母在安徽大学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不谈公事,小孩子就可以不回避。最难得的是,大人说话,孩子可以插嘴,这就养成了我日后话多的毛病。所以小时候,听大人谈话就成了我的一门功课。六十年代中期,我回到北京父母身边,国事、家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家长和访客脸上常常沉着阴云,适合我旁听的话题越来越少,外面的世界开始吸引我的注意。 
  独立生活以后,我先是插队,后来工作,所结识的同事,多已三、四十岁,有的年龄超过我一倍以上。我十九岁时,在经过一年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后,被送到当时的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进修。由于大学停办,连续几年没有医学院和护校的毕业生,医院青黄不接,进修学员便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我就是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在当地临床医学领域颇具影响力的长者,并在一段时间里与他们保持着经常的交往。他们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为我上了走向社会的重要一课。 
  蔡澄教授是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陕西扶风人,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相貌相当英俊,长得有点像欧洲人。他正式场合说标准的普通话,聊天时则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轮转到外科后,很快把他看成可以信赖的大朋友,连我学说陕西话都带了扶风口音。 
  那时候,医院原本严格的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医护责任不分,专家也值一线夜班。每当蔡澄上夜班,我们就一起去吃夜宵,二院食堂的馄饨味道好极了。平时,有美食家之称的蔡澄也常邀我们“下馆子”改善生活。医院附近最著名的是“厕所食堂”,一间门脸不大的小饭铺。据说那原来是一个厕所,后来填了茅坑,盖成食堂。听了这段历史,我们都不愿意去那儿吃饭。蔡澄却说,咱们学医的,“进出口”都一样,分那么清干什么?菜好吃就行。还别说,“厕所食堂”的饭菜真不错。后来,只要蔡教授去,我们享用所有的菜肴都由他买单。进修回来后,我吃胖了不少,这是题外话。 
  蔡澄医术精湛,他在心肺、纵膈等心胸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造诣很深,是西安医大体外循环心脏外科手术的奠基者之一,手术极其漂亮。那时候看手术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活动,我经常在下夜班后泡在手术室里,胸外、脑外、普外,骨科,一台接一台地观看。而看他的手术最为享受。我有一位同事,体检时发现胸部病变,我拿着X光片找蔡澄,他一看就判定:“中心性肺癌,早期,需要及时手术。” 病理报告证明了蔡澄的诊断,经手术患者渐渐康复,至今还健康地生活着。 
  蔡澄十分爱好文艺,当时我们单位有一支水平不错的业余演出队,我进修前就是那里的成员。有一次,演出队参加调演,我邀请蔡澄前往助兴。那天门禁森严,以前每次都对我放行的看门老头居然不肯通融,弄了个扫兴而归,觉得非常对不住蔡教授。他却安慰我说,没关系,全当出来散散步,这不是挺好吗? 
  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一个劲抱怨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他,觉得怠慢了这位大牌专家,很过意不去,特地让我请了他一次。当时快过年了,领导还专门拨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2)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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