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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甚至放学后都舍不得离开默菲老师——他总是那么耐心、那么会鼓励人。“你很聪明，弗雷德，”一次他告诉我，“我相信你的成绩会好起来的！”然而，我仍感觉在某些方面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五年级后，我转到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新老师肖小姐也看出我学习很费劲，努力帮助我。一天，在我花好长时间完成一篇习字练习后，她夸奖我很有进步，建议我拿去给校长看看——她一直是小看我的。好吧！让她也知道弗雷德并不是笨得那么厉害。我兴奋地朝校长室奔去。
不幸，女校长误解了肖小姐让我去的意思，对着我的习字簿足足批评了半小时。“你的问题，”她声色俱厉地说，“在于没有努力，并且满不在乎！”天啦！她一点也不知道我多么在乎——并且多么苦恼。
回来后，我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肖小姐，我太难堪——也太沮丧了！
但是在家里，我却从一项别人比不上的技巧里得到了力量：超常的记忆力——我能清楚地说出三四个星期以前全家吃的饭菜和当时的天气。上初中时，我在学校里也露了一次脸——全文背出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词。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在这种事上这么拿手，而在另外的事上又那么糟糕？我百思不解。
这个阶段给我巨大帮助的是洛蒂姨妈——我母亲的妹妹。她是一位小学低年级教师，善良、耐心，乐于帮助学习困难的孩子。上初中时，每逢周末，我都要蹬两英里的自行车到她的家，饭后，她让我在餐桌旁坐下，不厌其烦地辅导我。“不要着急，”不顺利时她总是安慰我，“咱们明天再试，你会通过的！”
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因此，洛蒂姨妈常常先检查我上周的作业，如果她不能赞扬我的书写，至少也要赞扬一下书写后面的内容，“那个想法太妙了！”她总是说，“让我们把它再写一遍！”——随后是拥抱、小饼干和姜汁啤酒。
慢慢地，我获得了几项小成功：练出了一副好嗓子，被选拔参加学校演出；因为记性好，语文课上背诵诗词独点鳌头；特别是理、化成绩不错，这使我平生第一次萌生梦想——将来学医，像父亲一样当精神病研究专家，如果这一步实现，还要研究太空，争取飞到月球上去。然而，每项成功总是伴随新的挫折：此处进，彼处退。这使我对自己更迷惑不解了。
上十年级前，我按父母的意见转到了霍尔斯特德中学——一所专门教学习困难孩子的私立中学。在该校我第一次成为“尖子”学生，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和校足球队队长。毕业那年，作为“最佳中学生运动员”，还获得一个挺大的奖杯。
霍尔斯特德女校长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给麻州布兰迪大学沃尔沃姆分校管招生的副校长，我被录取了，但是，该校崇尚竞争，在一大堆学习能力极强的同学中间，我的成绩和自我价值感直线下降。我奋力支撑了两年，最后决定转到纽约大学读三、四年级。
一次重要的有机化学考试后，成绩被张榜公布出来——我没有及格，沮丧之极。“只有过这一关才能进医学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勉励我下决心把这门课攻下来。于是，我请了私人辅导教师，努力使这门课赢得了C＋，继续读到毕业。
我知道凭我的成绩进医学院不容易。果然，一个又一个学院都拒绝了。“你不适宜学医，”一所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告诉我，“你的学业成绩说明你的情绪不稳定。”（他是指我的各门课的分数悬殊很大）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绪稳定，只是在某些学科的学习上有障碍而已。最后，在父母帮助下，我进了纽约医学院。“学习将是十分艰苦的，”父亲警告我，“不过我相信你能成功！”
我热爱这一行。第三年，当进入实习阶段，转到神经外科时，目睹受脉管畸形和恶性肿瘤折磨的病人因外科大夫的医术和关心而康复，我明白自己找到了在生活中的位置。更重要的因素是孩子们—他们的天真、脆弱、以及眼神中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医生的期盼，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在实习后期，我毅然选择了儿童神经外科作为专攻领域。
1963年春，在学院卡内基大厅举行毕业典礼。当我上台领取学位证书时，我看到了母亲和洛蒂姨妈眼中闪动的泪花，以及父亲微笑的脸上露出的骄傲。我一一拥抱他们，在他们支持下，我成功了。然而，为什么费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劲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
20年后，我和妻子坐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办公桌前，研讨10岁女儿艾莱娜的问题，心理学家肯定她的智商很低——与我当年一模一样，当对艾莱娜的全面检测结束时，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她“有严重的学习障碍”——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
他说：每年被检查和确诊为患此症的学龄儿童约占5％—10％，他们的智力在中等以上，但在四个学习阶段——抄写、分析、记忆和口笔头表达的某一个或某几个阶段有困难。更糟的是：“学习障碍”问题常常被忽视，也很难确诊，导致许多这样的孩子被误以为懒怠、情绪不稳甚至愚钝。
他的分析恰似一道强光驱散了我童年生活那团迷雾。我告诉妻子：“现在我知道什么东西在找艾莱娜的麻烦了——也明白了当年我为什么学得那么吃力。”
那是10年前的事了。今天，教育学家们通过深入研究，在诊断学习障碍和教给孩子怎样补尝方面已变得更有经验，从而使许多这样的孩子能有效地冲破障碍。我女儿艾莱娜目前在西拉丘斯大学读三年级，名列该校定期公布的优等生名册，被认为是难得的学医之才。
岁月荏苒，使我与许多帮助我走过崎岖路程的老师和朋友们失去了联系。去年，当我的书《献给时代的礼物》出版时，我特地寄了一本给启蒙恩师赫伯特·默菲——他已经退休，现住北卡罗来纳州。在扉页上我写道：“献给默菲先生：您是我爱戴的终生老师。我忘不了，当我在里弗代尔小学读书最吃力的时候您怎样以爱心待我，我将永远把您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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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5429
Title ：王蒙是谁
Author ：方蕤
Issue ： 总第 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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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
Translator ：
“被他美好的言语所征服”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也是我和我的同学唱这首歌唱得最欢时，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我不能。那年我才是个三年级大学生，我没能独立，未走向社会，我还没有资格考虑婚事的。
王蒙接连一封一封的来信，竟让我无法、也无力去抵挡。这时，我不能不感到语言的威力。况且，我曾不只一次地被他美好的言语所征服。当我情绪处于低潮时，他来信摘录一段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快乐的日子，即将来临；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我呢，很接受这一套。每每读到他的来信，总是反复地回味着字里行间的韵味，或多或少地总要受他的影响。
是的，所以我能和他维系这样持久的爱恋，他的文字，起了很大的作用，起了必不可少的桥梁作用。我喜欢读他的来信，仿佛他在悄悄地对着我说话。他说得又活又文雅又体贴。读着他的信就像听到他的声音，是那么亲切，那么有韵律。他的文字和他的语言距离很小，信如其人，文如其人。因此我们的来往信件是频繁的。我在太原读书期间，有时候我们能早上发完了一封，下午又来一封。
一度我们也有过悲伤的告别，许多人的如诗如梦的初恋就是这样破灭的。然而我们非同一般，告别一年以后，我们又开始了第二度的、成功的与幸福的爱情，然后是永远百年，百年同心。
我信他的话，我信他的言语，我喜欢读他的文字。鬼使神差的是，发表他的《春节》的《文艺学习》刊物，我原来没有读到，偏偏山西的《火花》编辑部读了这篇东西，并从小说的叙述中判定作者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便到学校找“王蒙”组稿，找不到读工科的大学生王蒙。他们在校门口传达室的小黑板上留下寻人启事：寻找王蒙。当我看到我们学校寻找王蒙的文字以后，已经是大吃一惊，再找来杂志一看，我几乎惊呆在那里。我从他写的《春节》中，又一次亲切地听到了他的声音，这简直就是专为我写的。听起来还是那么醇厚、诚挚。字字、句句是那样的熟悉，每一句话，无一不在打动着我的心，这分明是在对我的呼唤。说是亲切，是指他在这篇小说中用的第一人称“我”——偏偏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那时我正在太原工学院学习。我想，这不正是在引起我的注目，在跟我说话吗？他没忘记我，他是如此地思恋着我，我被感动得热泪不止。全中国读过王蒙的早期作品《春节》的人大概不在少数，能读出这么多东西来的人，可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于是我立即做出反应，火速给他写去了信。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从历史的长河来说是短暂的）时间差后，终于我们又恢复了旧情，连接起这两个等弧度的圆弧，完成了它的圆。
也许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感情上的波澜，纯属是自作多情（在当时特定的时期，他正在补牙）。然而，这又不是偶然的。他在小说中表达的那种寻觅和失落，期待和梦想都不是偶然的，是只有我才能理解的。
合唱《深深的海洋》是婚礼的高潮
在他频频的求婚书中，我无力阻挡了。我们商定的结婚日期是：1957年1月28日（旧历腊月二十九，春节前夕）。
我们的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现在看来，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的喧嚣，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居一点也不隔音。但是当时，说结婚就有房子也就不错了，何况我们也还买了几件在当时还算体面的家具，包括软椅、转椅、一头沉和玻璃门书柜……我们有陡然发达了的感觉。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证婚人，更没有伴娘、伴郎、牵纱童。我身着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了；王蒙穿的是一身藏青色海军呢的中山服。室内备有一些必要的家什，上面提到的，我顶喜欢的就属那个书柜了。此外还有一个手摇留声机，这是王蒙最喜欢的了。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
当天的下午，我的好友黎昌若从天津赶来；从天津来的还有宋世鹏；我的在京的同学李铎、宋淑芳、刘桂芳……前来为我们祝贺。那时不讲究送厚礼，尤其是我的同学，经济上还不独立。但他们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李铎送给我们的是一对花瓶，宋淑芳带来的是一本相册。这些至今我仍保存着。黎昌若带来的是她的母亲为我选的衣料，后来，我做了紫绸花服。王蒙的朋友马贵昌在事前，为我们送上一个书签，上面写着：“愿你们好好地过一辈子。”这是非常可贵的祝福，这个书签我还珍藏着。那一天，几乎没有他的同事参加。这是因为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热闹闹的婚礼有一种特殊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的作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及《青春万岁》当中都有流露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大家除了问安、祝福以外，都很雅致。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听唱片吧！这时，大家的兴致高昂起来。
首先放的是苏联歌曲《列宁山》。这是我和王蒙在一起经常唱的，也可算是我们的恋爱曲。我们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这时，有人提议，放首歌吧，王蒙要唱一首。此刻，放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王蒙不禁高声唱了起来。大家为他鼓掌，说真是一个男高音。有人又恭维他一句话，你应当个歌唱家。
我的同学又提出，让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吧
！《深深的海洋》！这是李铎的倡议。于是，我们齐声唱起我们学生爱唱的这支歌。
此刻，我们的婚庆典礼达到了高峰。
王蒙是谁？就是那个和我永远在一起的人
王蒙向我表示爱情是在1952年冬季，他那时候才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我能体会他为什么给他的小说起了这样一个题名。那时我才上高中，我自己正处在多变的情绪下，我的心像海涛一般没有平静过。
我们从相识至1957年结婚，中间长达7年之久。它经历了多少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的季节。好漫长啊，又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