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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自己本土的宗教尚且持如此散漫的态度，又怎么会轻易地接受西方人竭力想塞给自己的上帝？
这些西方人不懂。但是他们还是带着上帝来了。
１５８１年，耶稣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到澳门学习中文，这自然是准备让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其实早在１５４０年，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就要求罗马教皇派传教士到中国活动。第二年，一个叫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士被派到东方。他先去了日本，在日本传教九年后的１５５０年，沙勿略试图进入中国。１５５２年他坐着一艘小船来到广东沿海一个叫“上川”的小岛上。沙勿略央求一个中国商人用船送他去广州，商人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个可怜的传教士与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大陆隔海相望，却不得而入。不久，便死在了上川小岛。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触到中国土地的传教士，虽然他连中国的大陆都没看到。
然后利玛窦他们来了。他们得以进到澳门的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１５５７年明朝嘉靖皇帝允许传教士进入澳门。澳门由此而成为远东传教事业的补给站。但是，他们只能呆在澳门，不能进入中国内地。
聪明的利玛窦们便换了一种方式。他们假作商人进到肇庆，向地方官员赠送厚礼，建立联系，混了个脸熟后，又继续送礼。大大小小礼品一送出，开口就容易多了。他们用一种可怜巴巴的文字请求当局允许他们在肇庆居住。洋人跟中国人的文化不同，但对中国人的心理却吃得很透。利玛窦们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他们几乎用一种央求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之所需：“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的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
当局拿了人家的东西，又见央求自己的面孔如此可怜，最终便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利玛窦只身一人堂而皇之地住在了肇庆。他这一留，便为中国的宗教开辟了新的篇章，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的传教士。
住在肇庆的利玛窦当然不会只是隐居和默想，他的目的是传教，他为了他的上帝四下活动自是必然。有意思的是，这个利玛窦是一个聪明善变之人，他传教时，将中国和尚的法衣穿在了身上。他非但没有为他的宗教盖建教堂，甚至将教堂的称谓也改为寺庙。他四处游走活动，结交名流和官吏。时间长了，他又发现身着和尚袈裟反而更不方便，因为中国人对和尚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敬意。于是他又忙不迭地改穿儒服，对人自称自己为儒者。他的变通能力最终使他获益非浅。
１６０１年，利玛窦终于抵达他朝思暮想的北京。
这时已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皇宫中接见了他，并且接受了他送上的一堆礼物。
他被万历皇帝赐住在宣武门外。
１６０５年，利玛窦在北京建造了一座教堂，他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教堂名为“南堂”。无论建筑和名称，都满带着中国的气息。利玛窦知道，只有如此，他的一切作为方能为中国人认可并接受。
中国的大门就这样对传教士开了一缝，每年都会有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教士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西方的文化和西方的科学，但也带来了西方的野心和西方的侵略。因为每一个传教士都天然与其本土殖民势力血肉相连。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都为本国的殖民利益效劳。
二 、汉口的格非堂
第一个到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叫杨格非，他来时已经是１８６１年了。距利玛窦到北京，时光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年。武汉的基督教发轫日，正是从杨格非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的那一刻算起。
杨格非是１８５５年来到中国的。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他带着他新婚的妻子，在海上走了四个多月，从春天的五月走到秋天的九月。这个身材矮小的英国人杨格非就是这样踏上了他漫漫的中国传教之旅。
杨格非于１８３１年的冬天出生在英国的威尔士。在他出世的第八天，他的母亲便一病而亡。以后，杨格非便跟着他的姑母长大。他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监工，家境也颇是寒微。他十二岁就到一家店子里当了学徒。这家店子的主人十分器重他，很想培养他。但小小年龄的杨格非却对此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献身宗教。于是，他从十四岁起，就开始布道。他非常擅长演讲，听过他布道的人都对他的评价甚好，觉得他似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十七岁时，父亲去逝了，他的生活更加穷困。靠了亲友的帮助，他进了神学院，成为一个职业传教士。
走出国门，到异邦传教，这是杨格非很早就有的愿望。可他初始却并未打算来中国，他想要去的地方是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只是在他决定去那个岛上之前，岛上的统治者正在赶杀传教士和基督徒，于是，他便被派到了中国。
杨格非来中国前夕，教会为他和他的同伴举办了一个欢送会。当杨格非去参加欢送会时，看门的人却死活不许他进入会场。直到杨格非表明了身份，看门人才疑疑惑惑地放行。放行之后还忍不住大声说道：“你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个看门人一定想不到，这个“小孩子”，在中国一呆便是五十七年，成为了著名的“街头传教士”和“华中宣教之父”。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杨格非最先到的是上海。那时正是太平天国的时代。１８５３年，笃信基督教的洪秀全领导着他的太平军攻克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传教士们在太平天国初建时期纷纷到天京（即南京）访问。但是随着太平军的内讧和军事上的失利，从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间，传教士们却不再去天京活动，他们似乎都在观望着等待着什么。１８５９年，太平天国出现严重的内部分裂，洪秀全的族弟洪仁亲ǔ檀酉愀廴サ教炀庥ㄗ羲男殖ず樾闳：槿诗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抵达，令观望已久的传教士们大为快意。他们再次一批批地到达天京。１８６０年在洪仁执锾炀┖蟮谝慌巴教旃サ娜酥校陀醒罡穹恰�
杨格非到那里去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首领处获取一份宗教自由的诏旨，完全准许传教士到起义者的地方居住和传教。杨格非直接向被封为干王的洪仁岢稣庖磺肭蟆＝峁晒α恕Ｋ竦糜滋焱跻蕴焱醯拿灏浞⒌摹白诮套杂哨肌薄Ｑ罡穹腔刮屎槿释醺桑骸罢飧鲒际欠癜烟教旃靠鸥坦ぷ鳎俊焙槿诗说：“是的。但是他们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不可触犯‘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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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率领的湘军经过长久围城，终于摧毁太平天国。而实际上，三年之前，人们便已对太平天国深为失望。杨格非不愿蹲在上海等待时局的演变，１８６１年，他带着妻儿溯水而上，来到华中重镇汉口。
据说杨格非一到汉口，便认为这里是他最理想的工作区。他与比他晚到六个月的传教士郭修理爬到龟山上，眺望武汉三镇，两人指点江山，划分出各自的负责地区。杨格非和郭修理分属于基督教的伦敦会和循道会。杨格非的伦敦会负责长江一带传教，郭修理的循道会则负责汉江一带的传教。
１８８０年，杨格非在汉口英国商人的支持下，以两千五百两白银，在后花楼居巷购得大块地皮，他在这里盖了一所能容纳三百人的平房礼拜堂，取名为花楼堂。此后，他又在武昌的戈甲营和昙华林购地，修建教堂、医院和学校。当然，他们最主要的事情，还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传播上帝的声音。１８６８年，杨格非在他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位于戈甲营４４号的基督教崇真堂，就是杨格非于１８６４年主持兴建的，它是武昌的第一座基督教堂。１９２４年这座教堂进行了维修改造，这座单层拉丁十字形的哥特式建筑，说起来，也有１３８年的历史了。文革期间，曾经废除，被当作一家工厂的车间使用了许久，直到２０００年才重新整修复原为教堂。
杨格非在武汉整整住了五十一年，直到１９１２年他才离开中国返回他的家乡英国，而这一年他已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回去没过多久，他即与世长辞。杨格非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真不知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
１９２０年，英国伦敦会决定重新建一座礼拜堂。从１９２３年起，他们发起募捐，筹备建堂，并且成立了建堂董事会。初始募捐活动非常不顺，四年时间，只募捐到四千多块钱，离建造一座教堂所需要的费用，差得太远。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说１９３１年是杨格非的百岁年，盖一座新堂以纪念杨格非，名正言顺。汉口的教徒们对杨格非有一种特别的崇敬之情，这个招牌一打出，很快便募捐到四万多块钱。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在杨格非的百岁诞辰日，新堂破土动工。翌年竣工。新堂占地面积为５３０平方米，全部造价为５．３万余元，建安营造厂修建，设计者不详。教堂虽为哥特式建筑，但却既无欧洲教堂拔地冲天的派头，亦无西方教堂富丽繁华的外表。它一副朴实的样子，立在当年的云樵路上，静静的，不显山不露水，倒颇有一些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气质。礼拜堂的名字就叫作“格非堂”，以示饮水思源。格非堂的铭记中专门谈到杨格非，说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等等。
格非堂一经建成，便成为汉口最现代化的礼拜堂。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汉口沦陷。日本人进城后的第三天，格非堂便被强占为日本人的兵站，后又改为日本庙宇，并取名“皇民道场”，专放日本人骨灰。想想也真是让人别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汉口光复后，格非堂才重新回归教会。经过一番整修后，格非堂恢复礼拜，但这也已经是１９４５年底的事情了。
１９５１年，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此名来自于新约圣经：“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之意。弃“格非”而改“荣光”，自是与杨格非传教士的身份有关，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传教士定位在侵略者的位子上。
迄今为止，荣光堂即格非堂仍是汉口基督教信徒聚会礼拜以及宗教活动的场所。它现在的地址是汉口黄石路２９号，它依然朴素而安静。
三 、圣约瑟教堂
杨格非虽然是第一个抵达汉口的基督教传教士，但与天主教传教士到武昌的时间相比，他的到来就不算早的了。
早在汉口开埠前，西方天主教便已经传入武昌。《武汉天主教志》记载：“明崇祯十年，葡籍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华来湖广开教，次年建堂于武昌蛇山脚下，１６３９年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卖掉房屋逃往福建，该堂不久被毁。”这个天主教徒何大华比杨格非到达汉口的时间几乎早了两百多年。
在明朝崩溃、清朝建立一直到鸦片战争的两百多年间，由于传教士曾在明朝败退之际鼓动明室入教以便反清复明，且屡屡干涉中国内政，很为清朝的皇帝们恼火。他们对这帮金发碧眼的传教士毫无好感，因此几朝皇帝都坚持采取禁教政策。这一政策，使得传教士的行动大受限制，他们只能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展隐蔽传教活动。
１８３９年，罗马教廷任命一个叫李文秀的意大利人为湖广教区天主教主教。初始，李文秀在汉的传教活动几乎都是偷偷摸摸式的。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但武汉深处华中腹地，尚未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因此，武汉仍是禁止外人传教之处。李文秀在武昌私自传道且不说，并且还在鄂西北一带游走布道。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政府弛禁天主教，李文秀的地下活动才得以浮上水面。曾经被武昌当局没收的天主堂，也被他讨要了回来。
１８４７年的一天，李文秀在武昌草湖门外的教堂举办活动，被当地一个禀生以李文秀煽惑民心、扰乱治安告到官府。官府立即将李文秀捉拿归案。上了大堂，李文秀非但不肯下跪，而且出言不逊。地方官又气又怕，气的是李文秀竟不怕官，怕的是�